编辑分享｜当我是不合时宜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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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我从南部一个小城市转学到北边的省会，两个地方除了经济差异巨大，口音也很不一样。当我站在台上第一次自我介绍时，窃窃私语声从教室各处响起，随即汇聚成哄堂大笑，“她到底在说什么？”
与奇怪乡音相伴的，还有我土里土气的打扮，因跳级而拉下的成绩，这些让我在那个重点小学里，格格不入。嘲笑声不绝于耳。放学时，有男生会追着打我。
我开始努力学习普通话，考出了省会，来到北京。这也许是一个有着不错结局的故事，可当我回想起小学最后的三年，那如蚊子声般嗡嗡嗡围绕我的声音又出现了，“她到底在说什么？”
现在外人听不出我来自哪里，乡音也如同一种密语，除了和家人，我没办法和任何其他同省的人讲。有时采访，会遇到对自己口音感到抱歉的采访对象，就和他们说，其实这些都没关系的，可以慢慢来。
焕熔
我成长在北方的一个十八线小县城，熟人社会的缺点就是完全没有隐私可言，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会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年少时期我的价值观特别简单，应该做大家眼中的“好孩子”。在经济落后的小城，评价一个孩子优秀与否的标准就是成绩好坏，学校考试的座位都会按照考试名次来安排，有着极强的象征性，初中一次考试后，我从第一个考场的第二个座位上升为第一个。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座位，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我成为了教育圈子眼里的“神话”，别人提到我的名字会议论纷纷。在开学典礼，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家长会，在我出现的每一个场合，他们用或鄙夷或赞赏的目光注视着我，用各种语言评价我，同学们也逐渐与我保持距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他成为了一个异类，一个少数，一个被观看的“演员”。
我接受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剧情安排，但我并不是大家眼里的“天才少女”，我很普通和笨拙，只能通过不断地通宵熬夜学习，在激烈的竞争中勉强维持自己的地位。没有朋友，没有恋爱，没有娱乐，只有黑夜中不断重复的练习题和考场上暗示着又一次审判结束的铃声，我像一个时刻拉满弦的弓，紧绷着神经生活过了三年。终于，最开始崩塌的是我的身体健康，然后是精神状态，随之而来的是一落千丈的成绩。高考过后，我成为了重点班级的倒数几名，上了北京一所普通的大学，离开了生活十八年的小城。
北京很大，很包容，茫茫人海中没有人在乎我是谁，我变得松弛和幸福起来，不必再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不必再拼命扮演一个成功者，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有了很多可爱的朋友，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我知道，在一路注视着我的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个天才陨落的故事，我又成了那批优秀孩子中的少数和异类。
初中时，我是班里的异类，倒不是我有多出格，只是由于这个地区的人喜欢排挤外地人。那时，班里的受排挤对象就两类，一个是班里的残障、智障学生，另一个是我。班里本不止我一个外地人，但由于我是唯一一个试图反抗（其他外地人在被起外号、嘲弄时假装没听见）的人，于是火力也集中在我身上。很多年后，当我想起这些画面，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副我和一个智障同学刚好站在一起，同时被欺负的画面。那个男孩常年佝偻着身子，在被殴打时，会发出憨厚讨好的“嘿嘿”声。后来，很多次我问自己，我是否也隐隐觉得我也要高他一等？我无法给自己答案。
那些欺负我的人的面孔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让我感觉受伤害更深的，是我的朋友们，那些上一秒还笑着拉着我的手，下一秒则在围观群众里缩着的人。这是小时候我同样没想明白的事。到如今，这件事只给我带来了一件确定的改变：我无法忍受做那个当个体被排挤时，在围观群众里沉默的人。
我曾经就是那个在围观群众里沉默的人。
初二时我转到新学校，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只有一个女孩儿主动接近我，我们成了朋友。但很快，就有班里其他女生暗示我，远离她，她是“脏”的。后来我才听说这个女孩儿初一时被某个官二代诱奸，迫于权势私了。她显然是受害者，但在当时，她却成了众矢之的。夏天的课间，男生会肆意辱骂她，女生们也随声附和，他们甚至会把她的头按在桌子上，往一侧耳朵里灌水。
她湿淋淋地跑过来，一只手怯生生地放到我的桌子上。我仍记得那个画面，水顺着她的指尖，眼看要流到放满书以至于已经有些歪扭的书架上。我感到其他女生都在看着我，想起了她们说的“你要是和她好，以后就没人跟你玩儿了。”在一种奇特的压力之下，我说出了让我至今懊悔的话，别把手放这儿，把我书弄湿了。
很快她就转学了，我们再没有见过面。这么多年过去，这件事像一根耻辱柱，一直沉甸甸地钉在我的心里。后来我当了记者，帮助过很多弱者，但我至今都在为当初的自己感到羞愧。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拉住她的手，向周围那些可憎的面孔说一句，你们都滚。
高二那年，我转学去了另一所高中，那所高中以严苛的纪律出名，因此，有的家长会把难以管束的孩子送去那里。那正是我的叛逆期，早恋，逃课，泡网吧，成绩在班级倒数，我爸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把我送去了那所学校。
我坐在第一排，班里死气沉沉，下课了，没有人敢出门活动，哪怕说话，也得压低了声音，好像在干见不得人的事儿。除了上厕所，没人会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廊上，班主任不时前来巡视，偶尔，我们会对视一眼。
很快，有一个女孩吸引了我的注意。她很瘦很白，染了发，冬天，外套里只穿了一件短袖。她的学习挺差，除了英语，她的英语发音很纯正，而且总能考上不错的成绩，但其他科目，她的成绩一塌糊涂。有一次，我正在为一道题困扰，她告诉我，这里的“study”是名词，书房。下课后，她会叫我去走廊待一会儿或者去小卖部买零食，渐渐地，我们成了朋友。她和我一样，在这里度日如年。
有一天，在去小卖部的路上，我们说了些话，大概是聊了友谊。我说我很珍惜朋友，她似乎对朋友不以为然，人总是会变的。然后我们都感到沮丧极了，再也不想回到那间牢房一样的教室，像两个越狱的犯人，我们从学校的围墙翻了出去。
我们在街上走，不停地走，很害怕，心不在焉地逛着商店，想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上课了，老师发现我们不见了，要不要回去，怎么和父母交代……傍晚，我们各自回了家。
回到家，我抱着我爸大哭了一场，求他把我转回原来的学校，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允诺他，只要可以回去，我就乖乖学习。这之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女孩留了下来。我们没有再见面。
刚上大学时在院队打比赛，竟赢来我院多年未见的一场胜利，队友们欢欣鼓舞，我却抱着疑虑，一些小道故事让我担心这是一次“嗟来之胜”，不够公平的比拼。大家唱着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却不合时宜地哭了。部分是因为屈辱，部分是不明白，那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怎么人人还唱着歌。
凌晨0:40，手机屏幕在宿舍闪烁，领队学姐给我发来微信：“真正的控制并非体现在别人做出的行为，是我们自己对它的态度和做出的改变。不理会，就没什么可以控制你了。”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我趴在桌子上，哭得更惨了，却是因为感激，她能如此明白我的不合时宜。
“我是喜欢你的，不是学姐那种，是朋友那种。”我也是。后来大学四年以致于更久，还有许许多多无法自我安置的时刻，但没有再哭，我们彼此安置地度过了。
大学本科毕业时，专业要求每位同学提交设计作品的打印模型，班里有人牵头找到一个模型厂商，大家纷纷响应，提交设计需求并支付了定金。但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的订单量远在他们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之外，在我规定的交货时限内，模型没能完工，质量也不过关。
我火了，立马给厂商打电话问责，对方百般辩驳、借故推脱。仍记得那天在图书馆门口，我打了一下午电话，“威逼利诱”，磨破了嘴皮子，最终向负责人讨回了1000元赔偿金。
但当我回到班里了解情况时，却发现少有人像我一样愤怒，多数人态度暧昧，有同学甚至和模型厂员工正联网打着游戏…那时候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较真了？”
后续几天的制作工程在我的严密监督下勉强完成了，却有同学的模型直到毕业答辩前夕仍未送达。再之后，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她对模型厂商的“声讨帖”。
我常常会想起那次小小的维权经历——它关乎我长大过程中逐渐在内心建立起的底线与原则，关乎“少数派”也要发声的权利。
我有十多年的长痘史，吃药、反复、彻夜难眠。最大的希望，是自己能变得“泯然众人”，让别人不要再关注到我的脸。
一次在公交车上，人潮拥挤。一位不认识的大妈盯着我的脸，突然声音高亢“哎哟，你脸怎么了，你爸妈为什么不给你治治”，整车人全都看过来，我的脸被端详被评价。那一刻，我火冒三丈，直怼“关你什么事！”大妈一脸疑惑，好心得不到好报的神情溢于言表。
忍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在下车时爆发。我变成了刺猬，这十几年，接受了无数冠以关心之名的语言暴力：
“你是不是老熬夜，乱吃上火”
（我早睡早起，忌口多年）
“你怎么没吃药，去医院看看”
（我跑过的医院，吃过的药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你要是不长痘的话，我可能会喜欢上你”
（你哪来的自信，我又不喜欢你）
在他们的逻辑里，你一定是做错或没做什么，导致成为少数派。世上并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时候，真正的关心，是不问。
关于这个话题，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小时候在班集体里中被孤立的经历，它被我凝缩在一个画面里——每次全班列队列时（通常男女生各站一列），没有男生想要和我并列一排。我只能缩在队伍里，表面一脸淡定但全程心惊肉跳，看着男生们推推搡搡，前后调换位置（波及范围可达前后五六排），像逃离一场重大的不幸一样远离我。而由于从小在封闭式的寄宿学校，从晨起跑操到一日三餐，从操场集合到晚归宿舍，列队列的“使用场景”实在太多了，被男生们当做“瘟疫”一样对待，我每天要经历两三次。
叙述这段经历时我刻意规避了原因，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待我？在自我检省很多年之后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比我今天午饭要吃什么还微不足道，而且这不是我应该问向自己的，而是应该问向男同学和学校教育的。伊藤诗织在《黑箱：日本之耻》写到求学经历时，有句结语我印象颇深。“在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可引人注目。只有泯然众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稍微显得有一点出格，就会被视为'异类’。你不被允许跳离铺设好的既有轨道。从那段时期起，我便在封闭的校园'小社会’里，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艰辛。”
我想这大概也是在这篇分享里，大家无意识地会回到青少年和校园的原因吧——那都是我们第一次体会“生而为人的艰辛”。不过“列队列”之后，我很快就有了“少数派”的自觉，甚至有点畏惧集体、群众、惯常循例的力量，它很容易变成一种“更多人”和“更多人选择”的霸权。等到成年之后，这种“自觉”甚至变成一种“身份认同”，一种自我解放和辩护的信念，可以对抗来自外界的几乎所有“你应该……因为大家都……”的句式，当然你要始终和“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缠斗下去。可要说做“少数派”有什么好处，也正是肉身获得了一种“生而为人”的实践：对自我坦诚、对自我之外的世界保有更多的理解、对他人的痛苦有更多的想象。
肤色、性向、体貌、职业、爱好、婚恋、性格、生活境况，爱吃甜粽还是咸粽，支持意大利队还是英格兰队……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评判和划分人的维度，你总会在某个维度里有点“例外”、成为“少数”不是么？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少数派”真是我们最普遍的经验之一了，所以快找到并加入你的“少数派”联盟吧。
你是“少数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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