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下的小微与巨大——生活如何蜕变成诗：王跃强|赵文家|刘年诗歌赏析
刊名题字：白春林 栏目题字：金敏
诗药服务团队
本期诗人
王跃强、赵文家、刘年
王跃强，《中国诗人》杂志社社长。著有诗集《词语的拂晓》等多部，诗歌作品多次获奖并入选30多种重要诗歌选本，主编《中国民间诗歌读本2018诗歌卷》。
☆王跃强
诗歌需要给人以新鲜感，忌讳千人一面。同质化会让读者失去阅读兴趣，就像T台上的维密模特，个个高级脸大长腿，也没看头。王跃强的这首《十月的红柿子》，非常新颖。这是一首智性、神性、诗性兼具的诗。
“十月的柿子红如小坟墓”，诗歌第一句，就能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因为这个比喻太意外，柿子和坟墓完全没有可比性，找不到能够建立起“比喻”这种修辞的丝毫联系。悬！玄！！他给人以思考的空间。
紧接着诗人追问：“里面的核/是何人的木乃伊？”这又是惊人之语。木乃伊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并看过不少相关的电影。在这首诗歌中，诗人选择柿子而不是其他有核的水果，有深意。一则“柿子”与“逝者”有谐音。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在诗人这里，同样有伤逝之情在其中。如此一来，小坟墓的比喻的基础就坐实了，木乃伊的引申也就有了依据。同时，题中的“十月”这一时间节点，与一年将尽，时光流逝，也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了。诗人的发现力，决定了其书写的深度与高度及其独特性，王跃强就具有这样的诗歌发现力。二来柿子的红色，与后文的红灯笼是最相匹配的。柿子与灯笼的比喻，并不新鲜。但，这样的使用却能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同。这也就给了读者一个心理适应，为情感认同和回归，找到了一个最佳途径。毕竟，诗歌是写给读者看的，没有了读者的认同，诗人也就没有了存在感和存在的必要。
诗人最大的创新，在于表现生命的顽强。诗人将柿子之子——核——比作木乃伊，这个比喻也是特别奇怪的。木乃伊是死物，但是制作木乃伊的初心却是为了灵魂的永生。为了灵魂的永生，逝者不惜掏心掏肺，去掉一切皮囊之下的东西。大舍之得，更趋于大。至此，坟墓的比喻，才算是有了形与神的共通。红色的肉身，将果核葬下，此为形；皮囊将灵魂拥抱，此为神。诗人借一只柿子，写生与死，灵与肉，大胆而细腻。“坟墓”、“木乃伊”与“光”、“暖”的反差，则体现出诗人的生命观。因为生命、生活无论如何曲折或是辉煌，核，永远是生命的火种、希望的火炬。火在，就能“点亮/那些无蒂的黑暗”，活着，就是希望，就能迎来新生和永生。
这首诗的结构也很精巧。以两个“也许”为界分为三层，第一层重在“智性”，峭拔的比喻精妙绝伦，见大智慧。第一个“也许”为第二层，将第一层的“智性”、“神性”从冷色调和谜团中抽丝重组，让人看到生命之光，原来如此神秘而庄重，肃穆而亲近。第二个“也许”为第三层，最具“诗性”，诗人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将明亮的夜晚比作白纸，却又合情合理；而地上的柿子投屏到夜空，则匪夷所思，奇幻浪漫。黑——白——红三色的渐变（黑夜变白夜，白夜变红夜），将生命之美写到极致。最后两行的书写，诗人也从自设的阴暗诗境步入光明之中，心路与诗路历程，清晰可见。读者，也与诗人一同经历了生死的洗礼，内心放出光芒来。
赵文家，笔名檀风鲁南等，高级讲师，山东省作协会员，80年代参加《人民文学》《诗刊》社学习。出版文学文化专著多部，获首届全国绿风诗歌奖一等奖、《中华文学》年度诗歌奖等一百余项。代表作有近万行长诗《檀魂》《八朝古都在盛世的册页里依次排版》《千年史诗京杭大运河》巜卫歌之一》巜澜沧江颂歌》巜饮者与诗仙》多首。现居山东枣庄。
☆赵文家
始终欣赏这样一种诗歌表现：直接而不直白。赵文家的《打刀》，就是这样一首直接的诗歌，直抒胸臆。
这是一首有故事的诗歌，也是一首有情怀的诗歌。康德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星空，当然是理想、自由、爱情等等一切能被称之为“美好”的事物，也包括了诗歌、音乐等艺术追求。而道德准则则是与之相应的另一翼翅。诗人不是思想者，不是道德家，诗歌也不必沦为道德的走卒。但是，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需要文学有所担当。生而为人，需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好多时候，示人以星空之美，人们更喜欢道德之美；星空的绚烂、梦幻，并不如美得那么朴真、可靠。
这首诗让我喜悦的，是诗人娓娓道来的讲述，从“小时候”知道“把铁打成各种形状，也无一声叹息”，诗人没有可以去强调诗美，不在字句之上玩绣花功夫，不钻词巧，不弄虚术。八行诗歌，把打铁的现场大致还原出来，犹如白描画。这样的诗，有真意。而直接之中，诗歌并不直白，不是平铺直叙。“打铁就得有铁一样的脾气”一语，将打铁的道理，通过带着“我”打铁的“父亲”之口的“传承”过来，也引出了后面“把铁打得鼻青脸肿，也不喊疼/把铁打得七窍流血，也还铮铮有理/把铁打成各种形状，也无一声叹息”这三行既是写打铁之人又是写被打之铁的箴言。这三行拟人化的书写，其实代表了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种族的人格，一个国家的国格。
第九行，诗人说“实际上，打铁就是打人”。或许，这就是“父亲”要“我”学习、参与打铁的初心所在。“打铁就是打人”，就是锤炼刚强的意志、忍耐的精神、不屈的韧性。这一行诗，乍一看，太老土了，太直白了，甚至有画蛇添足的感觉。但在整个叙述语境之下，抽离它，却会让整首诗卡在那里，读不下去。假如在这一句之前，就结束了，诗歌的丰富性就大打折扣，不成其诗。“我不是一个思想者。”一句，接上而不承上，以转折的形式表明自己不是思想者，言下之意，诗人只是一个常人。持平常心，守平常道，做平常事。
“我想实实在在地/被人把我从水深火热的炉膛里钳起/放到铁青的砧子上敲打/把自己打成钉，錾，或者靶齿”，这是一种渴望，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有用之人。为了有用，铁可以忍受被熬成铁水，任铁匠铸成任何有用的器物；也可以忍受欠锤万击，被锻造成任何有用的工具。而诗人紧接着有写到，“实际上我最想的是把自己打成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真”，比能“有用武之地”的真更为真实的想法，遵从本心的真。这样的心路历程，谁又不曾拥有过呢？一种真性情，在诗行中涌动。诗人写出了人的生活，人的无奈与希望。
最后四行，诗人表现的是一种担当精神，撑起一个家。这样的家园，是铁骨铮铮的，牢固的，因为它是铁一般的精神和意志。
诗人图片来自“唐人诗社”
刘年，原名刘代福，1974年出生于湘西永顺。著有诗集《远》《为何生命苍凉如水》，主张诗人应当站在弱者一方。曾获2013年获人民文学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2014年获红高粱诗歌奖等奖项。
☆刘年
“一百米深
阴间抽来的水
凉，碱又重
只能浇红柳
洗衣服，脱色
洗澡，脱发”
“前面的老戴
喝完酒
嚷着要回四川
没穿反光背心
被高速的大巴
送去了阴间”
“怕他敲门，有时半夜
也把柴油机开起”
“我能在马达声里睡觉
小时候，老家的青蛙
也这么叫”
“肉苁蓉要吗
女人走了
留着也没用
便宜卖
野生的，劲很大”
曾师傅
像一台大功率的柴油机
说个不停
借宿的旅人
像另一台大功率的柴油机
响起了
重金属质地的
鼾声
诗歌永远是来自生活的，是向下的，在低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井房》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理念。
这首诗很有生活气息，它写出了生活在低处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从水井里的水质可以想见曾师傅生活的艰辛，从老戴的死更见小人物生活的悲惨，从“女人走了”野生肉苁蓉没用可见曾师傅日子的枯燥。
诗中最惹人眼的是“大功率的柴油机”。曾师傅是，借宿的旅人也是。“大功率的柴油机”所发出的声音，谁会喜欢呢？那都是噪音啊。诗人选取的这个物象，别有深意。
曾师傅的唠叨，完全是因为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对象，可以倾诉心中的孤独。这既是因为他所处环境所致的形单影只，还因为（这点更重要）他内心的孤独无依。然而孤独者永远是没有朋友的，即使遇到同样孤独的另一个人，也如同冰遇到冰，纵然相融也只有凝固；而不是两团可以互相温暖的火，可以一起燃烧。所有人的经历、磨难，在别人那里都是故事，而且事不关己。多数人都会如借宿者般选择麻木对待。重金属的鼾声，不就是人世间冷漠的缩影吗？没有悲悯、同情、关怀，人间与诗中反复出现的阴间，有什么区别？
然而诗人总是与众不同的那个人。他也许并不喜欢曾师傅的唠叨，也不喜欢借宿者那样的冷漠，但他将这一切看在了眼中，心生悲悯。整首诗，大半以引述来书写，说明诗人是在场的（但看起来是隐身的），亲历者的身份，给了一首诗现场感。客观的描述不加以任何抒情的语句，却通过两人的行为对比，凸显人间冷暖、人情温度。由此，那重金属的鼾声，就成了晴天里持续不断的霹雳，轰击着人心，叩问着世道。其张力之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