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乾昌 || 好的文学，必带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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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
《红楼梦》从女娲补天起笔，又以幻形入世着手，而后历劫度脱，以重回大荒归结，阐释“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人生领悟。
这种由仙境到人间自由飞升、来回穿梭的写法，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浪漫主义，由此展开对人之性灵与神之悲悯的关照，时感挥洒飘逸，忽觉无常幻灭。宝黛木石前盟的哀愁与二宝金玉良缘的磋磨，于理想跟现实两个方向体现对人世的关怀；终落得白茫茫大地，是返璞归真、是顿悟了然。真假虚实的观照，情欲缘法的纠葛，在作者笔下宛若游龙，伏脉千里，无处不体现作者的高超文学技法，以及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
如此煌煌巨著，每每读完，似心存悲云愁雾缠绵不尽，又若心悬镜鉴而空明澄澈。但仔细思想，又实无一部标准小说作品具备的离奇故事与跌宕情节。这就奇怪，一部通篇没有大场面大关节，只以家常琐事与儿女情结为主体内容的书，作者创作缘起究竟为何。
事关宏旨，须从书中核心人物说起。
作为情节上贯穿始终，结构上经略全局的人物，无疑，作者情感倾注与思想寄寓的主要对象是贾宝玉。贾宝玉的艺术形象复杂多面，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他朴素的平等意识，其次是他对美的深情关怀。贾宝玉作为贵族纨绔子弟，在贾家拥有崇高阶级地位，他是主子，身边常围绕着一干奴才，但他常常淡化这种社会角色，更多时候以人的面目与人的情感去贴近或周全他们。在贾宝玉心里，姐姐妹妹们只有美丑差别而无身份区隔，这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绝无仅有。
贾宝玉对身边人事的美好，总带着欣赏，进而关怀。凡美好之人，都能引发他的尽心之意，一切美好之事，他都要劳碌周全。可贵的是，他还具备自我反省能力以及对人的担待。如见到龄官画蔷时，对爱情的领悟，以及在大观园中，看到藕官烧纸时的代领其责。而经由对事的反省与对人的担待，进而生出对人世的忏悔，例如凤姐生日宴上，贾宝玉为祭奠金钏的偷离，以及为晴雯而死所作的诔文。
于是，我们便看到一个被称作“无事忙”与“富贵闲人”的贾宝玉，其实也是一个处处尽心、事事留意的佛系少年的贾宝玉。
对平等与美好的关切关怀，大概也验证了贾宝玉之“意淫”与贾瑞薛蟠之流“皮肤滥淫”的根本区别。
意淫与皮肤滥淫有时从表面上并不好严格区分，尤其在贾家那个只有门口两只石狮子干净的所在。
宝玉的意淫，是出于对人的本真的倾慕与关怀，是构成他情爱观的核心内涵之一。宝玉情爱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生理向心理的成熟过程。其中有三个关键人物：生理上的点醒者是袭人，心理上的点化者是龄官，精神上的启悟者是黛玉。
与袭人的“演习”，点醒宝玉的生理部分，是对青春萌动的安抚；通过龄官画蔷的反省，催化从肉到灵的心理准备；而黛玉的一句“我为的是我的心”，则促成宝玉情爱观之内涵的趋于成熟。
由于贾宝玉生命里存在一种对美好的欣赏的品质，这是超越肉体的天然秉赋，正如他常以自贬来表达对倾慕者的由衷赞美，也因此决定了他的生命质地，天然与众不同。同样钟灵毓秀如秦钟，于山野见到二丫头，随口而出的是“此卿大有意趣”，虽略带欣赏，终还透着肉体暧昧；至于贾瑞薛蟠等人，则纯属欲望驱使的奴隶，为片刻私欲便不惜飞蛾扑火。他们的口头禅是：为了伊，死也值得；而之于北静王、蒋玉涵等，宝玉除了有风度上的垂慕外，又有不同程度的心灵交集，他俩是高品阶的男子。然而，借黛玉与袭人之口，也还不过是“什么臭男人”。
比较之下，方见宝玉可贵。
从对人对美好的欣赏与关怀、周全与担待，到达对生命与人生的忏悔，是作者赋予宝玉的人生领悟，大致也是作者本身人生领悟的反照。
贾宝玉是全书的灵魂人物，因此，贾宝玉的出场，自带文学使命，也夹带作者的创作使命。
作者借贾宝玉这个角色，有意突破人的社会身份局限，表达对美好的关切回护，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对人生意义的探讨。
第二个核心人物，是林黛玉。
而作者诉诸于黛玉的、是对生命的礼赞与对美好的珍重。黛玉的不忍花随流水而悲泣残红，以及与花魂鸟魂的相和相知，除了感时伤逝和自我怜惜以外，更是对美好易逝的顾念与生命即将完成的叹息。黛玉对美的体悟与伤感、眷顾与回护，及其自身随风香消玉殒，是作者对美的极致成全。黛玉本身生命底色的高贵，使她对美的领悟比常人更深一层；对美好易逝的体悟与对自身的幻灭感合二为一，因而孤标傲世，更加不屑向尘俗妥协折中，于是也注定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命运。黛玉葬花，也葬自己。美到极致而要得保全，唯有一死。这就凄然绝美。黛玉葬花是一场关于美的行为艺术；随着黛玉泪尽而逝，放下对尘世最后一丝眷恋，守着冰玉品质而归离恨天，是这场美的行为艺术的登峰造极。
无论宝玉抑或黛玉，都有着对美的欣赏与关怀，因此，二人于黛玉葬花时的不期而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正因必然；当初宝玉说：这个妹妹曾见过的。这不单是前世注定，更是灵魂吸引。
木石前盟的本质，看似因果，实则是生命的反思，所谓因果只是作者为艺术创作而披的外衣。绛珠仙子因神瑛侍者灌溉而得体悟生命存在价值的因缘际会，而化身宝玉的神瑛侍者，所遇情感纠缠与心灵碰撞，则是经由黛玉启悟而对人生人世的思索。当宝玉还在“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时，黛玉已“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后来黛玉死去，宝玉果然践诺跑去做了和尚。宝玉因情不情、黛玉因情情的眷恋与执着，至后来的解脱与放下，是生命反思后的彼此成全。
而情情与情不情，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绛珠仙子为报当日甘露恩惠，其缠绵不尽的情谊，投射于宝玉，则成了宝黛二人对美好的关照与担待。而宝黛之爱，除了青梅竹马情愫，更是思想与价值观的谐振，他俩是恋人更是知己，同样追求人性灵的部分，而忽视俗世价值。黛玉虽贵族出身，固然也有许多骄矜之处，但从其对待丫鬟与功名的态度来看，与宝玉颇多相似。二人相似的平等意识与对美的关护，以情不情和情情的合二为一，构成了木石前盟落实于现实人世后，达成心灵交融的契机。
回头再看宝玉——
人谓宝玉“中央空调”，谬矣。实际是身处男权社会的宝玉，对由男子主导的社会架构下的积弊深恶痛绝。他对女儿的极力热捧与对男子的无情贬低，与性及性别无关（宝玉除了跟美好的女子，也跟蒋玉涵柳湘莲等同性惺惺相惜），正是见识了贾珍薛蟠等人的不堪及贾雨村等人的无恶不作、沽名钓誉，触发了宝玉心底的反思，进而以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的关照为天然使命，同时对国贼禄鬼们本能抗拒。然而身为富贵闲人的宝玉终究是“银钱不由自己”之身，因而无论面对金钏的跳井还是晴雯的被逐死去，他的无力激发了潜在的忏悔意识——当然，他是替那些侮辱与损害金钏晴雯们的人，也是代天下男子忏悔。这是作为人的一种高贵反思，是只有当生命行进到某个高级阶段后具备的形态。于是，每当那些无辜而美好的女子遭受不公或他自己不得一番尽心，宝玉都要遗憾，甚而挥洒同情之泪。无论是对金钏的偷祭，还是写给晴雯的诔文，抑或向平儿的软语温存，一如是。
宝玉之温存，是对天下人的温存；宝玉之体贴，是替天下人的体贴；宝玉之忏悔，是代天下人的忏悔。——同时，也是穿越数百年而向今之世人的诘问。
《红楼梦》中，借由宝玉的反思与忏悔，代表了人对自身“原罪”的承认与接纳，也因而成为文学意义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凭借。
这反思与忏悔，除了集于宝黛等人身上以外，于其他人都有不同角度与不同深度的反馈，囿于篇幅，在此只抛砖引玉。
总而言之，回顾作者“细思当初一众女儿诸般好处，竟比男子强百倍”以及为“闺阁昭传”、“令须眉男子汗焉”的自况与解嘲，实际是曾因见识人世的美好与孤寂，灵动又幻灭，由欣赏到反省，再反省而担待，后担待而忏悔，自觉凡此种种，当被记录，被抒发，被吟咏；而一些人生无奈与感伤，当被呈现，被反思，被追问；关于人的精神与灵魂之归宿，当被点化，被启悟，被度脱。于是，作者如椽之笔下，便是对人间之美的关顾与对人生原罪的认领，只是归于艺术表现的缘故，要把相应的品质集中在某一类人身上。作者大概以为女子之天然品性，更适合承载人性里美好的部分，而男子则要更多承担人性里不堪的部分；又及把不同品性归于不同人物身上，却不使其脸谱化，皆是从属艺术表现与文学架构的需要，而不是作者对性别与性情的区别对待。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除了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平等的追求与对人无差别的爱，实际体现中国古代向近代过度前夜、人文思想的萌芽；他对人世的困惑与对人类的反省，是人类面临的永恒哲学命题。《红楼梦》的诞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大格局，亦为从思想上寻求人生的开释与解脱填了路径。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文学的幸运，必然与幸运交汇，经风沐雨，如青埂峰下五彩石，遇僧点化，扇底流风，晶莹华彩，诞生出伟大的曹雪芹。
关于《金瓶梅》
当明朝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解构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士农工商的秩序，从来都处于社会底层的商人终于因为掌握大量社会财富而堂而皇之置身社会上层，但传统社会伦常观念尚存，新的社会与心理秩序依然遥遥无期。新旧罔替中，社会之中，原有秩序被打破，原有身份被重置，原有伦理被挑战，原有情感被割裂，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一种无法归置的焦虑。读书人羡慕商人又不屑他们的浅薄；商人因掌握巨量社会资源而显耀，又不得不委身于权贵阶层以求自保，官员权钱相易而达成心理平衡；底层民众有渴望社会阶层流动的愿望，却不得不屈就于继续遭压迫的现实……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旧伦理旧道德崩塌与新伦理新道德尚未建立的真空之中。于是，人就容易陷入信仰迷茫和精神空虚中。如此，以文学而论，一部作品已然在悄悄密谋中。现在需要一个契机，大概这时，西门庆这个综合了许多人面目的形象浮现于作者脑海。而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面面俱到，作者只好把关于现状的观察与思考，集中反馈于西门庆这个典型。因而，作者塑造西门庆，实际是社会呈现与社会反思下现实与艺术的双重需要，而绝非单纯文学创作的虚构。而促成这种社会呈现与社会反思的，归于被世俗社会高度认同的酒色财气之中。这实际上，是作者的高明掩护与绝佳埋伏。把对社会本真的呈现与对社会趋向的反思，掩护在热烈的情欲发泄和近乎调侃的道德教化之中，而作者则埋伏于声色犬马背后，待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以冷眼观照人世体察人性。冷眼不是隔空打量，热心亦非投桃报李，但无论冷眼抑或热心，作者都具备从容深入其间又抽身而外的本领。看似的批判与热衷，其实都不是作者要偏袒某一方。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者，他的使命就是忠实于艺术的呈现，而绝不轻薄做价值或道德判断。是非对错是平面镜的两面，而作者关照现实的法宝，是棱镜。于是这棱镜就照见西门家的兴衰荣辱。酒色财气是西门庆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看家本领；酒色财气看似分杈，实际联枝。而四者束于一点后，归结于色，也就是性。性的生理性机制是对虚空的填满和对焦虑的倾泻。实际上以生理投射心理，进而推及社会现实中信仰、道德、伦理的真空，则西门庆对性的近乎变态的追求与耽溺就是这种迷茫与空虚的直接反映。他要填补的绝不仅是欲壑，更是精神上的空洞。于是他的纵欲其实具备社会意义的象征性，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作者单纯对女性的亵秽和对性技巧的卖弄，更不是作者在宣扬所谓审丑与迎合低级趣味。只是当时社会风尚使然，以现实主义笔法和艺术夸张手段进行文学的呈现。恰是作者的光明磊落和毫无矫饰，因而显出他文学修养与人格境界的可贵。但这通常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并接受。
非但西门庆，就整个明朝上流社会而言，无一例外表现出对酒色财气放任追逐的一致性。模范作用下，楚王好细腰，下必效之，作者笔下的底层人士，也个个不是省油的灯。不仅西门庆在性事上不节制、不检点，就连马路上围观殴斗的老人，也陷入扒灰的绯闻中，且其本身对此种行为的违法事实心知肚明，可见社会早已沦落到不见底线。因而不由人要发出朗朗乾坤，竟无一好人的慨叹。不是作者要刻意描绘，实在是丑陋已渗透社会每个角落，遍布每个阶层，只是其中人混沌无觉而已。鲁迅先生关于《红楼梦》中，贾宝玉之“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荒凉之叹，尚有凭借，但《金瓶梅》中是没有宝玉的，现实也不允许宝玉的存在。即便作者也无心当宝玉那样的救赎者，藏在文字背后一脸无辜又一脸坏笑，或奚落或嘲讽而把世人骂尽。某种程度上，是时代把西门庆推上历史舞台，由作者以笔做摄像头跟踪拍摄。因而西门庆并非作者手中的提线木偶，他的出现满足的是现实的必然与艺术的必要。面对此情此景，作者的无奈与愤懑化为一团乌云浊雾浥郁于胸，因而不得不发、不吐不快。
使作者要不吐不快的也不仅限于西门庆，还有潘金莲等人。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截然不同，《金瓶梅》作者非但给了潘金莲足够的篇幅让她展现自我，也为她留有救赎的余地。从潘金莲的成长里，我们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苟且与不得已，因而对潘金莲的蜕变，开始鄙视，继而同情，最后终于无言。说她什么好呢？恐怕只有不经人间烟火的、天然的道德高地占领者才简单把她归于好人抑或坏人。实际上，她就是一个存在于数百年前的曾鲜活的人而已。且，我们从其身上找到活泼而天真烂漫又颇具才情的一面，又于不经意的细节处发现她善良柔弱的一面。如孟玉楼周贫磨镜一节中潘金莲的表现，以及因争风吃醋被西门庆马鞭痛打的时候，作为一个心智健全又成熟的人，恐怕不会掩饰而坦率承认那时节她的楚楚动人与楚楚可怜。潘金莲的放荡不羁与其可爱天真，也契合了明朝以李贽为代表的关于人性解放的思潮，也算作者的有益探讨。
与此同时，和《水浒传》中武松决然的高大上不同，《金瓶梅》作者呈现出武松性格与人格的多面性。武松当着侄女儿面杀死嫂嫂的残暴行为，以及置孤儿于不顾自行走路的做派，究竟是否是对其人性里自私冷漠的深度发掘，读者自有判断。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时代催生出西门庆，而时代又呼唤着《金瓶梅》，至于作者，则是遵从时代下的顺势而为。这当然不是降低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只是说社会现实与时代背景为作者提供了以文学艺术呈现人生人世的契机。而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就在于，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无法袖手旁观。
文学于呈现社会现象背后，更关注对人性的发掘与反思，而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形式灵活，体量自由，能够让艺术创作变得更加从容。试想，倘若不是《金瓶梅》给潘金莲一个说话机会，她的形象就是扁平而单一的。
《红楼梦》与《金瓶梅》如两面镜子，一个观照理想，一个洞察现实。变化的是历史时空，不变的是亘古的人性。而这观照与洞见，恰是文学的使命。
历史有历史的使命，文学有文学的使命。
好的历史与好的文学，无不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而生。
在这点上，《红楼梦》与《金瓶梅》的作者，表现手法不一，精神内核殊途同归。
在新的印刷术还处于初级阶段时，在小说还被视作雕虫小技时，在文人创作并未被主流社会广泛接纳时，两部伟大著作的作者奋笔疾书，甚而如曹雪芹冒着文字狱的精神迫害与“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现实困境，倘若没有一份坚定的使命感，又如何砥砺前行？
至于功名荣辱，深藏又何妨？
反而后世好事者庸人自扰，浪费无谓的笔墨与口舌，非要争出个子丑寅卯来，若二位地下有知，怕是要摇头笑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