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苏轼的秘书,不忠不奸的高俅,被后人当成了宋末最大的奸臣

民间了解历史人物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往往不注重正史(也不容易接触到正史),而偏爱相信那些演义和小说。如果一个人被一部流传很广的小说给黑了,那么这个人就百口莫辩,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比如《水浒传》里的高俅。

《水浒传》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之一,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民众的喜爱,传播很广,当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中的梁山一百单八将人人尽知,而梁山将的口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所指最大的贪官,就是与梁山好汉一直做对的大奸臣高俅。
在《水浒传》中,高俅是整部小说中黑暗线的主导人物:他本是市井无赖,靠精湛的蹴鞠术和善于溜须拍马,受得小端王的赏识,端王即位后(宋徽宗),他平步青云,被封太尉(军事最高长官)一职。从此,高俅无恶不做,纵容儿子(高衙内)欺男霸女,让王进无家可归,把林冲逼上梁山,成为臭名昭著的“四贼”之首。
首先,我对《水浒传》中所述几点一一澄清。
一,高俅官至太尉,按宋朝官制,没有军事历练,光靠蹴鞠术,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即“无边功,不得为三衙长官”。可以这样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才能,高俅能担任军事最高长官十几年,也未免太轻看了他,也太低估了徽宗的智商。
崇宁三年,即徽宗即位第三年,宋军大败吐蕃叛将赵怀德,并使赵复降大宋。此役高俅是宋军将领,战后受到提拔。
四年后的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派高俅至刘仲武军中效力,被刘委以重任。由童贯和刘仲武所指挥的对西羌做战中,又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役后,徽宗亲自召见了刘仲武,颇为恩赏,赐其九子皆为官。刘仲武归来后,对高俅再加提拨,使他“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
由此可见,高俅升迁的真正资本,背后虽有端王潜邸旧人的因素,但还是以在刘仲武军队当中的历练和军功为主的。否则,以宋朝台谏制度,那一帮谏官的口水,也会把徽宗和高俅给淹死的。
  • 想当年仁宗朝时,仁宗皇帝想提拨一下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由于谏官的反对,张尧佐不仅没有得晋升,仁宗皇帝还在朝堂上被包拯的唾沫星子喷了一脸。
  • 就说徽宗本人吧,他痴迷李师师一度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却碍于谏官的反对,始终不敢将她纳入后宫。每次前去醉杏楼,还要乔装更衣,偷偷摸摸地约会情人。
所以,高俅能得到快速晋升,有他善于溜须拍马的成分,但如果仅靠溜须和蹴鞠,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那个位子的。
二,王进、林冲本来就是虚构人物,那么所谓的“白虎节堂”等高俅陷害忠良之事,当然也就子虚乌有了。
依《水浒传》中所述,高俅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教头林冲,则被他害得更惨——家破人亡,被逼上了梁山。
其实历史上本就没有王进、林冲等人,所谓的梁山一百单八将,也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群占山为王的草寇。清剿梁山的宋将,是著名的将领张叔夜,跟高俅搭不上一点关系。《结水浒传-引言》曰:“当年宋江并无受招安平方腊,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
退一步说,即使高俅是最大的奸臣,按照他当时的官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犯不上跟一个不入品(禁军教头官级极低)的小吏产生交集,更不用说亲自出面清剿梁山好汉了。
几个虚构的人物,一个被刻意夸大的造反群体,把高俅牵扯进去,不是更能博得眼球吗?
三,《水浒传》中所说的“四大奸贼”也是杜撰,史上本无“四贼”一说。
书中,把高俅、童贯、蔡京、杨戬列为“四贼”,高俅非常荣幸地被推举为”四贼”之首。

其实,史上本无“四贼”一说。

宣和七年,太学生陈东在向徽宗的上书中写道:“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思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亦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后六贼皆先后服诛。
陈东上疏中所谏的”六贼”,互相勾结,排除异己。他们无恶不做,在朝野臭名昭著。六贼令北宋逐渐没落,最后一贼朱勔被诛之后不久,即发生了“靖康之难”。

看到没有?史上有的只是“六贼”。而“六贼”中,原本没有高俅的名字。

既然高俅被《水浒传》给“黑”了,那么,历史上的高俅,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高俅的人品绝对够不上范仲淹、欧阳修似的高度,甚至,他也不及同样被黑的潘美,因为他没有潘美那样的军功。

《挥塵后录》中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院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吏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可以看出,高俅本来是东坡先生手下的秘书之类的小吏,因写的一手好字,负责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元佑八年(1093年),东坡先生外调中山府,将高俅荐给曾经的好友曾布,被曾布以属吏过多婉拒后,又将他推荐给了好友王诜(晋卿)。而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也就是徽宗的亲姑父,与皇室、尤其是当时还是端王的宋徽宗交往颇深,所以,高俅跟随了王诜,也为他日后在官场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台阶。
一次王诜和赵佶上朝时,赵佶看中了王诜那把精致的篦子刀,到了晚上,王诜便让高俅给他送了过去。高俅走进赵佶的端王府时,适逢赵佶正在玩蹴鞠,高俅本就善于此戏,便小露一手,获得了赵佶的赞赏。于是,赵佶向姑父王诜回书一封:“人与篦刀皆留下”。
赵佶(徽宗)登基后,做为潜邸故人,加上高俅乖巧善书,很快受到了徽宗的重用。终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象高俅这样的笔墨小吏,若想跻身文官阶层,纵贵为天子的赵佶,也是不能随便做主的。于是他让高俅走相对宽松的武官仕途,把他派往边防效力。经过在刘仲武手下几年的历练,成功地为高俅镀了一层金。
《南宋渡十将传》载: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
看来,还是朝中有人好为官哪!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犯,退位后的徽宗仓促南逃。据《靖康要录》载,徽宗逃到泗州时,童贯、高俅也赶到与他汇合,此时童贯与高俅矛盾很深,见二人已不可调合,徽宗便带童贯继续南逃,留下高俅留在泗州守卫。一怒之下,高俅以生病为由返回了汴京。
不久,高俅病死于汴京,年57岁。时人对他评价道:“大节无亏”。
做为宋朝最高的军事长官,高俅掌管禁军长达二十余年,而大宋的禁军在金人的铁骑下几乎不堪一击,除去历史造成的原因,他本人也难辞其咎。所以,无论怎样,他算不上一个好官。在《宋史》中,既没有把他列入忠臣,也没把他的名字写进贰臣,只是廖廖几笔带过。
那么,高俅的人品如何呢?

首先,他不是一个结党营私之徒。
高俅与“六贼”不同,他没有自己的小圈子,不搞党同伐异。非但如此,他与六贼的矛盾还很深,乃至到了后期已不可调合,所以六贼尽诛,而高俅得以善终。
其次,他有恩必报。
刘仲武时高俅有提携之恩,仲武兵败时,高俅竭力在徽宗面前替他开罪,终被徽宗原谅。仲武死后,高俅推荐其子刘锜为大将,后来成了著名的抗金英雄。
对于自己的第一次任上司苏轼,高俅也从未落井下石。乌台诗案后,众人对苏家避之甚远,高俅却“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受士大夫们赞许。
由此看来,高俅算不上一个好官,但还不是一个坏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放着那么多的奸臣不写,《水浒传》中为什么单单把高俅列入了最大的奸臣了呢?

首先,看看“水浒”专家金圣叹怎么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看明白了吧,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小说的主题是为梁山好汉们树碑立传,表彰他们的“替天行道”,如果单写梁山好汉,不说朝中有奸臣,那么这些好汉们就是犯上作乱,就不算什么“好汉”,成了劫道的草寇了。而在小说开头,先铺垫了高俅这样一个大大的奸臣,使得这帮占山为王的“草寇”同时也占据了道义的至高点,成了正义的群体。
其次,为了让小说更有吸引力。

所有的戏曲、演义中,都要安插一个反派,以创造故事的曲折离奇,使其更具有可欣赏性。有了李白入朝,就有高力士。有杨家将忠义保国,就有庞太师与潘仁美。有纪晓岚和刘墉的清廉,就有和绅的贪。所以,为了丰富文学作品,文学家们都做了这样刻意的安排。
再次,“六贼”已尽被诛,在大宋乃至其后的元明时期已臭名远扬,人尽皆知。在作品中安插一个人们并不熟悉、不忠不奸的高俅进去,使故事具有新鲜感。
由于正史中对高俅着墨甚少,使他在民间有很大的可塑性,你既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百姓爱戴的忠臣,也可以把他写成一个无恶不做的奸人,并且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所以,在《水浒传》里,高俅就成了最大的反派了。
结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水浒传》的描写,有这样的评价:“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耐庵)罗(贯中)所末试者,在所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言辞之中,对书中“造事行文”,不无指责之意。
客观地说,高俅既无大功,亦无大过,也就是说,在群臣璀璨的北宋年代,他不值得人们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至于被列为奸臣。只是因为他的一个奇特爱好:“蹴鞠”,被人黑了六百多年,而这一大盆的污水,还是拜《水浒传》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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