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春 ｜ 学术出版：如何达成知识整合与学术服务
本文作者袁亚春
出版，不仅仅是“搬运工”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是农夫山泉一句著名的广告词。这句广告很成功，以至于很多人都谦逊地拿“搬运工”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出版业界的一些人在提倡出版摈弃浮夸，老老实实服务于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时候，往往也把“搬运工”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
那么，把“搬运工”用到出版合不合适呢？我认为，并不合适。
仔细分析农夫山泉那句广告词，重点其实并不是“搬运工”，而是“大自然”，其瞄准的是水消费者对自然、绿色的向往，讲搬运，无非是表明水是纯自然，没有任何人为的加工。
所以，如果将“搬运工”用来形容当今出版中的某一类基本无策划、无加工、无增值的现象，那也许是贴切的；但针对整个出版常态，以“搬运工”自居，那就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应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搬运”的本质是对特定对象实施有目标的物理移动，一般不涉及特定对象内在结构的改变。当然，现代物流业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搬运”的内涵，除了一般意义的运输外，已经有很多包括储存、打包、大件拆分与组装、散件分拣等等环节；但毋庸置疑，对产品基本形态、特性不做任何变更。
出版，尤其是某些资助类课题成果的出版，存在相对简单的学术“搬运”。它主要就是对所接收的稿件做相对简单的编辑加工。这虽也是一种知识劳动的付出，但其对学科建设和知识创造的价值提升是不大的，基本局限在学术成果的出版传播或知识产权的标签化或确认方面。
事实上，学术出版应该具备的社会功能，远非如此简单。
就知识体系而言，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所谓“四部”，其思想或知识体系构建也与此密切相关。
但自从1450年古登堡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以来，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5至18世纪，欧洲知识界基于对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不同应用的认知，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这三个重要支撑，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组织系统。
首先是大学课程，一般从初级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进阶到“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再到“三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最后到“三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
其次是图书馆，将大学的课程体系变成物理和空间的物质存在。这种存在的主角，无疑就是有明确知识分类的书籍。比如1650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就是将书籍分成四大类别：艺术、神学、法学、医学。那个时代最早的参考书目，比如1548年出版的格斯纳的《汇编》，就是出版印刷商和学者合作，经过研究、收集、整理、编写而出版的对应于大学课程“三艺”“四艺”，和神学、法学、医学“三学科”的关于学科分类的一本著名工具书。
最后是出版商和大学教授们热衷的“百科全书”，那是为了给大学里的学生提供一种融合“三艺”“四艺”、自然和道德哲学等知识的自主学习课程。出版商将编撰满足各种需要的“百科全书”变成一种专门性的工作，甚至有一些著名的出版商联合起来，在设置好图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雇请最著名的学者撰写《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超级工具书。彼得·伯克在其《知识社会史》里提到，当时有本叫《技术词典》的“百科全书”，居然是由10位出版商联合策划并出版的。
中国学术出版，知识整合力量之一
与欧洲相比，中国现当代出版在知识整合、对知识分类和创造中的作用，自然有所不同，但也有充分的体现。
比如上世纪初以翻译西学为主的出版，就极大推动了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出版而得以迅速传播。
当年，严复、林纾、胡适、鲁迅、陈望道等，以及稍后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人译著的出版，可以说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开了先河。尤其是严复于甲午战争后翻译出版《天演论》《原富》，成为主动引入西方自然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开端；据笔者所知，1935年王亚南、郭大力翻译《资本论》，是接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委托，躲在杭州宝石山下的大佛寺里翻译而成的。出版社的出版是有计划的行为。
到了当代，最值得关注的学术出版案例，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划出版。
这一出版工程从1981年开始启动，出版社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论证选题，按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语言等大类明确学科范围，选定翻译书单。整套丛书规模达数百种，洋洋大观。可以说，中国学人，无一例外都从这套丛书的阅读中得到系统的学术或知识滋养；各门类学科，无一例外都从这套译著里汲取营养，完善其体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俨然像一所大学，呈现了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样貌。其翻译出版，对中国学术研究、思想解放和知识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学术出版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典范。
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发挥作用的空间、形式也不一样。
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在推进并将于2022年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正式出版，对学科与艺术知识系统普及的作用更多表现在，以书籍出版为抓手，通过课题研究，图像与文献整理、编纂，图文制作与编校，博士后培养，以及网上视频传播普及、专题性展览等，达到出版与学科联动的多重效果。
首先，出版社与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合作，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等展开系统的资源调研搜集，图像和文献梳理，摸清在世界各国300余家文博收藏机构现存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分布、数量、文物价值等级，以及资源获取路径等。
其次，积极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获得国家正式委托课题立项，明确其学术研究定位。
第三，搜罗、组织海内外权威学者加盟编纂团队。比如，著名艺术史学者方闻、白谦慎、傅申，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机构的著名专家等，很多都成为项目的出版顾问。项目组争取他们为图书所涉画家、流派及其作品风格及画史价值等撰写或审阅文稿。
第四，项目组参与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联合研究，累积艺术研究人才。
第五，与印刷制作单位合作，开展艺术品印刷制作技术的深度探索，争取做出全球最优，并取得专利。
第六，在学习强国上设置“每日一幅中华名画”，每天详细讲述一幅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普及美术知识。
第七，开启围绕“大系”的各种专题展览，吸引艺术爱好者、学生和民众的关注；提出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比如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等。
对学科发展无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在最齐全搜集、最高清拍摄制作的基础上，完成出版整套“大系”，使得艺术史研究拥有了最齐全最丰富的近距离观察研究对象。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同时，“大系”编纂出版所建构的庞大的高清图像和题跋、印章等数据库，为绘画作品断代、绘画风格演变、藏品流传与真伪鉴别等，提供了确凿可靠的依据；其内容涵盖对具体作品的真伪鉴定、画家个案研究、流派风格的脉络梳理、断代或区域绘画史研究等，构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立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系统、清晰、完整的知识系统。
在某种程度上，该“大系”可以为“改写中国艺术史”奠定基础。
学术出版的职能为关注学科，以学科为导向，与学科紧密互动，这已无可置疑。学术出版还应有问题意识，关注社会重大需求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设计和跟踪。这事实上也是从应用层面促进了知识的多重整合。
浙江大学出版社最先策划并持续跟进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系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该研究的出版策划从2010年启动，出版社主导，通过中国改革研究院、浙江大学等学术平台，整合各方面的学者资源、学术资源与信息资源，从设计课题到研究撰写，从编辑出版到国际合作“走出去”……至今已出版著作两辑，分别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第二辑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浙大高水平文科基金资助。国际著名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整体引进出版该系列的英文版，并延伸出阿拉伯、西班牙等多种语言版本。所以，认为这个系列丛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研究的广度，促进了中国应用性学术的国际传播，亦不为过。该丛书中的《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还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图书《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
数字化学术出版，建立知识关联体系
由于出版天然具有知识运动的属性，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背景的知识服务，应该是出版最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但传统纸质书籍所能提供的知识，存在“知识块状化”问题，不同书籍之间几乎无有机关联（精心策划设计过的“丛书”可能会有一些关联）；同时，由于纸书不可在线搜索，图书的知识呈现也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总之，无法完整呈现不同书籍所蕴含知识之间的各种关联。
有鉴于此，要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学术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
首先，建立有序的知识关联，对书籍内容价值流动具有特殊意义。有利于高效管理知识，提高知识习得的效率；有利于实现内容整合后新的价值的实现，以及阅读者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知识转化效率，促进知识的多样化运用。
其次，通过内容的深度解构重组，建立知识关联体系。包括：通过多维度标签，建立覆盖知识所有属性的标引体系；通过知识消费者画像，完整呈现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揭示知识完善发展的轨迹。
同时，应保持知识运动的开放性，整合与书籍內容相关的外部资源，确保知识关联体系的持续更新。
总而言之，出版的知识服务必须以内容为基础，既要顺应互联网高速、碎片化、交互灵活多样的特征，一方面又必须尊重出版物内容相对稳定、系统的特征。而真正能够有效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构建知识关联性基础上的信息交互。
因此，必须从出版本质和功能的视角，完整构建知识的关联体系。这种关联体系的建立，对学术出版及其衍生的学术服务、知识服务尤其重要。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