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武略，脑无反骨

（诸葛亮用人之误：魏延是大马拉小车，最终被逼“反叛”；马谡是小马拉大车，最终战败逃亡，下狱而死；姜维是中马拉大车，到底误国……名相也不免局限。）魏延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每当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两件事：一是他刚从长沙归降时，诸葛亮号令将他推出斩首，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另外一个则是诸葛亮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他便发动叛乱，结果被马岱诛杀，印证了“反骨”的说法。大家有这么个印象很好理解，谁让《三国演义》是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呢。但如果要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魏延“叛乱”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桩冤假错案。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义阳郡最初由三国时期曹魏设立，分荆州南阳郡而置，郡治在今天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西晋时再度设立义阳郡，郡治仁顺城在今信阳市浉河区北部。魏延，籍贯在信阳市三里店。冤案真相所谓“反骨”的说法只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先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挺身而出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钟点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这都有事实依据。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时机可不是诸葛亮新亡、周围大军云集的时候，而是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那一年，魏国死了大将曹仁；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以武治国而昌”——动工修建用于瞭望观察的黄鹤楼，而蜀国则在成都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因为刚刚称帝不久的刘备，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虢亭惨败后，刘备逃回白帝城，惊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将国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国主新丧，人心不稳，当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乱。雍家是益州大姓，因为其先祖雍齿曾经受封为什邡侯。而雍齿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刘邦需要树个典型，自己能容纳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雍闿当时居住在建宁（今云南曲靖）。他祸乱南方，杀了太守正昂，派人跟吴国联系，受封为建昌太守。另外一位托孤大臣、都护李严为平息事态，给雍闿写信，晓谕利害。李严苦口婆心，写了整整六页纸，可雍闿的回信却只有简单的几个字：“盖闻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态度无比嚣张。要说远，肯定还是吴国更远。雍闿联系吴国不过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立。尽管如此，因为内政不稳，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出兵，忍了两年，公元225年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雍闿、孟获。七擒七纵几乎是诸葛亮人生辉煌的顶点，但就在那一年，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生出一个儿子，取名钟会。此人将见证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毁灭。那时魏延身为汉中太守，地接魏军，手握重兵。如此大好时机都不反，后面的过激反应，只能说是为情势所逼，本身并无反意。才干超群如说“不才明主弃”只是孟浩然的感喟与牢骚，那么“雄才明主弃”则是魏延与诸葛亮两人共同的人生悲剧。因为真实的魏延，才干相当突出。先来看看魏延的出身。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因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然而等到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汉中对于蜀国的地位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象棋宗师胡荣华有次接受电视采访，说到自己形形色色的让棋方式，其中有个方法是把自己的五个卒全部拿掉。主持人听后不以为然，觉得区区小卒没什么用场——这也正常。无无能之兵，只有无能之将。这主持人不会下象棋，故而有此印象。胡荣华当然不同意这个见解。他郑重地说：“可不是这么回事哟，卒子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卒子，就像人冬天不穿衣服，会很冷的！”汉中之于蜀国，就是这样的御寒衣物。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如此重镇，自当以名将镇守。大家都认为会派张飞，张飞也以为非己莫属，可是，最终刘备的选择，居然是魏延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刘备当然也知道众人的想法，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后主刘禅即位之初，大面积分封群臣，以便笼络人心。这时魏延被封为都亭侯。三国是乱世，一切都混乱，包括侯爵；它被分为三级，县侯、乡侯、亭侯。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食邑就是汉寿亭；魏延首次受封时，也是这个级别，食邑只有一个村。不过这没关系，他后来进步很快。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意北伐，上了《出师表》，然后进驻汉中，整顿人马，调运粮草，随时准备出征。这时魏延的任务是都督前部，官职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北伐，《三国演义》上称为“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只有两次，其余四次都在别处用兵。这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可谓劳苦功高；其中还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这就是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严格说起来，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顶多是魏延的北伐。起初是魏军处于攻势：当年秋天，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今陕西省安康西北），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陕西省洋县东二十里），与之抗衡。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袭扰魏军后方。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最终获胜的不是魏军，而是魏延。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当时的陇西郡治所在。郭淮也是魏国名将，魏延能击败他。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魏蜀互掐，吴国在干吗呢？就在那年春天，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官兵“浮海求夷洲及禀州”。卫温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台湾）南部登陆。孙权事先征求意见时，名将陆逊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舍近求远、得不偿失。就当时而论，陆逊自然不错，但现在来看，孙权此举还是有功于国。魏延北伐得胜，不妨再看看诸葛亮的北伐战果：公元前228年春，诸葛亮事先扬言走斜谷取郿，让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此时张郃率军抗拒，大破马谡于街亭，蜀军先胜后败。唯一的战果是诸葛亮带着天水郡西县的千余户百姓返回汉中，其中包括姜维。因作战失败，诸葛亮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这是一出祁山。同年冬，魏、吴交兵，魏军主力东调，关中空虚。诸葛亮立即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陈仓（宝鸡市陈仓区）。围攻二十多天，城固难下，蜀军仓促起兵，军粮不足，只得退回汉中。这次的收获，是斩杀了前来追赶的魏将王双。草没搂着，但打到了兔子。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陈式攻下武都（甘肃省成县周边）、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周边）二郡，以便夺取这里的夏粮作为军资，以战养战。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来救，诸葛亮闻讯也赶到建威（甘肃省西和县西）声援。郭淮自知不敌，随即退兵，蜀国获得上述二郡，诸葛亮因此恢复丞相名号。这是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同年赵云病故，孙权称帝；吴蜀相约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兖、冀、并、凉属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七步诗》的作者曹植被改封为东阿王，食邑三千户。尽管昔日的竞争者、兄长曹丕已死，但曹丕一直未能转运，名义为王，其实是软禁，因为合法的活动范围只有以东阿为中心的三十里，处在抑郁悲愤之中。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再度率大军攻祁山，以木牛流马运送军资。时魏国大都督曹真病重，司马懿统兵御敌。诸葛亮抢割了上邽（今甘肃天水）的小麦以充军粮，司马懿追击到卤城（天水市与甘谷之间），掘营自守，不敢出战。后来两军交兵，魏延等人斩敌甲首三千级，缴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六月雨季，蜀道难行，李严因运粮不济，谎称吴已与魏联和、即将来攻，请诸葛亮还师。魏国大将张郃追击至木门（差不多在今甘肃礼县和天水的中点处），中箭身亡。这是第五次北伐，二出祁山。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统兵褒斜道，占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司马懿据守不出，蜀军随即在渭河沿岸屯田。当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军中，杨仪等率军还师，魏延“反叛”事件爆发。这一年里，几乎从未执掌过政权的汉献帝刘协，也画上了五十四岁的人生句号。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干将，而且两次立功，可见他并非庸才。既然如此，诸葛亮又为何不肯信任重用？主要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确切地说是军事见解互相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早年也许还有一些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比如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韩信故事”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就是当年韩信从汉中出击关中时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都知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个成语，问题是韩信让人修的，到底是哪里的栈道？刘邦去汉中走的是哪条道，张良建议烧掉的是哪条道，最后进兵关中，走的又是哪条道？韩信故事从关中到汉中，得翻越秦岭，主要有四条道路：故道，即陈仓道。从陈仓向西南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至今天的陕西凤县，转向东南入褒谷，出谷即达汉中；褒斜道，从今天汉中市褒城镇的褒谷，直到名将白起的老家郿县（今陕西眉县）的斜谷，秦惠王时期修通，全长约二百三十公里；子午道，从杜陵（今西安东南）向南，经过长安县子午镇的子午谷到达汉中。这条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称子午道，离长安最近；谠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西南，南口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中间通过骆水河谷、傥水河谷，长四百余里。这条道曲折难行，当时就很少有人经过。如今有驴友想徒步穿越，体验体验蜀道之难，竟然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资料。这四条道路，陈仓道、子午道和谠骆道秦时究竟有无栈道，不见史书记载，只有褒斜道可以确定，当时已经铺上栈道。先说张良建议烧毁的栈道究竟在何处。这一点争议较小，除《水经注》认为在子午道以外，多数典籍都认为在斜谷，也就是褒斜道上。《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意思很明白，张良建议刘邦烧掉的，是来汉中时经过的栈道，不会是另一条栈道，否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汉书?高帝纪》亦载：“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之人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也就是说，刘邦入汉中是“从杜南入蚀中”，这一点确定无疑。问题是这句话如何理解，历史上一直有分歧，约有三说。一是子午道说。《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从南蓯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明确指出，刘邦来汉中，经由子午道。二是褒斜道说。宋《舆地纪胜》载：“褒谷……张良送高祖至褒中，说烧绝栈道；曹操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文称：“胡氏曰：汉高为汉王，从杜南入斜谷，张良送至褒中，意此即斜谷旧道。”清贺仲瑊编《留坝厅志》载：“史言汉王由杜南入蚀中。注史者不知蚀中何地。《读史方舆纪要》因杜南而疑其为子午谷，非也。按《留侯传》明言'送至褒中’。褒中在汉中西，子午谷在汉中东北。由子午谷入汉中，必先至汉中，而后至褒中，不得先至褒中，而后至汉中也。子午谷不闻秦时已有栈道。其有栈道者，惟褒斜耳。良至褒中，劝帝烧其所过，是明明从斜谷来，非从子午谷来。其曰由杜南者，盖当罢戏下，由杜县之南，傍山麓西趋入斜谷。蚀中，或斜谷之异名乎。”这个说法引《史记》 的说法“张良送至褒中”为据，但《汉书》记载更加详细：汉王“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也就是说，它主要的论据有问题，是张良先到了汉中，然后刘邦送行，又送到褒中的，并非直接在褒中分手。三是谠骆道说。这个说法不多见，程大昌《雍录》推测“蚀中”抑或在骆谷，但语气不甚肯定。清《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载：“汉王岭，在〔洋〕县北七十里，即骆谷道，汉高祖曾经此，故名。”清《佛坪厅志》载：“父子岭，在厅西北六十里，高低顿折，石骨棱棱。相传秦时有父子在岭治道，以迎汉王，不遇，皆投岭死，故名。”这道岭按地望在骆谷之中，虽系“相传”，但未必就完全是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的可能性也存在。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非有考据癖，实在是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韩信与魏延。汉中市博物馆保存有一块著名的石刻，叫《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这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的汉隶摩崖石刻，东汉时期汉中太守王升的手笔。东汉建和三年（公元148年）书刻于褒斜道的石门崖壁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修水库，刻石被凿下来，转移到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中有这样的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古往今来，这段话成为子午道说最有力的佐证，但仔细推敲，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首先，按古文的一般规律及该文音韵语气，应该两句为一段。而且刘邦南下汉中是被贬，直奔跌停板而去，“兴”从何谈起？他出汉中才是冲击涨停的开始，才能用得上“兴”字。由此可见，这不能作为他去时路径的证明。如今学术界多数认为，刘邦经子午谷而来，但烧的是褒斜谷里的栈道。这个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也不合常理。不仅如此，当时局势动荡、兵荒马乱，根本不是像徐霞客那样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让张良跟随刘邦从子午谷来，从褒斜谷出去，是何道理？难道张良自己想作探路先行？要知道这样回去，张良得绕远道。这一点，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方位，便可一清二楚。由此可见，刘邦一定是从褒斜道来的汉中，最后又烧了那里的栈道。这样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龙门颂》中的“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如何解释。子午道在东，散关在西，其间相距千里之遥。道由子午不可能“出散入秦”，“出散入秦”只能走故道，也就是陈仓道。《留坝厅志》对此问题的解释，比较合理。其中这样说：“盖言高祖兴于汉中时，由斜谷来。及定三秦而建帝位，乃从散关出也。然而有可疑者，散关距子午甚远，既由子午，不得复出散关。《史记》、《汉书》皆言，高祖由故道攻陈仓。当是散关之路。而子午一说，以意度之，或是韩信所由。《史记?淮阴侯传》云：'部署诸将所出’。《汉书?高帝本纪》云：'遂听信策，部署诸将。’则当日出师，必不止高祖一路。蹶后，魏延请以奇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如韩信故事。可知高祖由故道，韩信由子午。”子午奇谋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机缘即在于此。刘邦出汉中，主力走的是故道，以便迂回到雍军的侧后；与此同时，还有一支奇兵——也许未必是韩信本人，而是其手下的某位将军，主帅跟随主力行动的可能性更大——从子午谷杀出，东西夹击。之所以如此部署，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道路狭窄，大军难以快速通过，必须分流，以加快行进速度；二是可以彼此呼应，互相配合。这正是韩信与魏延将略之所在。也就是说，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一万兵马，他选五千人作战，五千人运输，像韩信的部署那样，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魏延的这个策略可以取个酷点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满开拓精神。虽然也有冒险成分，但任何一次战役都没有必胜之把握，再高明的选择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险因素，这是常识。而从现代战争的观点看，这个选择的胜算其实要比诸葛亮的一味求稳大得多，因为无论物产军力还是人才，曹魏都强于偏安一隅的蜀汉。综合国力人家占优。在这种情况下，求稳固然能够增加自己的胜算，但同时也给了对手充分的反应时间，综合起来并不上算，只有出奇兵打时间差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是为什么下围棋的职业棋手在快棋中可能输给业余棋手的原因。而在可以放心地深思熟虑的慢棋中，出现这样结果的概率要小很多很多。《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眼前的这套《三国志》上面落满尘埃，纸张也已经是衰朽残年。但透过历史风尘，依然能够体会得到魏延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绝非仅仅是面子上的过不去。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可谓左右为难。扯碎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大背景下作出极端选择，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诸葛亮的失误之所在。作为统帅，他对手下文官武将的性格，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难道不是么？悲剧根源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和损失。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节，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他与马谡感情很好。《向朗传》中有这样的话：“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就是说，街亭战败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回营请罪，而是畏罪潜逃。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诸葛亮撤职。必定是这段曲折，让诸葛亮起了杀心。《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进一步记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然而马谡最终却并非死于军法。《马谡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已经病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九岁。看来三十九岁确实是道门槛儿，岳飞没迈过去，郑成功没迈过去，还有格瓦拉与肖邦，再加上这个才能出众的马谡，统统倒在门槛儿之前。马谡虽非统兵的将才，却是高明的参谋之才，特别善于谋划判断。而正是这点，模糊了诸葛亮的视线：他混淆了谋划能力与执行能力的区别。有人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处置不当错上加错，甚至有点寻找替罪羊之嫌。这个看法又过了头。对此陈寿的观点很有参考意义。当时其父在马谡手下任参军，也连带受了髡刑，被剃成光头，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养育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寿。尽管父亲遭受耻辱，但陈寿依然坚持史家的原则，丝毫没有提及；更重要的是，他对诸葛亮处置此事的态度，丝毫没有责难，字里行间反而大加赞颂。可为侧面印证。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这是当年少帅张学良以雷霆行动，果断杀掉桀骜不驯的杨宇霆、常荫槐后，为杨宇霆写的挽联。杨、常二人是东北元老，父帅的左膀右臂，张学良之所以要杀掉他们，是因为他们飞扬跋扈，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张学良事后丝毫没有株连官员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给二人家里分别送去万元抚慰金，隆重安排葬礼不说，还亲手为二人写了挽联。给常荫槐的挽联是: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这两副挽联写得都很好。对仗略有问题——考虑到作者身份特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用典非常贴切。将蔡叔、管叔的故事分开，以马谡类比杨宇霆，韩信类比常荫槐。杨、常二人到底该不该杀暂且不说，从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的诸葛亮对马谡的心情。挥泪而斩，不得不杀；换句更酷的话，叫做痛下杀手。他杀马谡（尽管没能杀成）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对马谡的使用上。用错一个人，丢了三个郡。最严重的是，全军后路都有被切断的危险，诸葛亮不得不匆匆退兵，可谓丧师辱国。若非如此，他又何必坚持自贬呢。所托非人其实诸葛亮在用人上的最大失误既非马谡又非魏延，而是姜维。姜维字伯约，雍州天水郡翼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连环画，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做《收姜维》。现在京剧舞台上还在演。不过姜维投奔蜀国的经历，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宝鸡南），作出要从褒斜道出兵，进攻郿的姿态，以牵制魏军主力。魏明帝曹睿派大都督曹真统帅关右诸军，在郿重兵设防。诸葛亮趁机亲率主力，猛攻祁山。蜀军势大，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随即叛魏附蜀。当时姜维在天水郡任中郎将，正跟太守马遵一起，陪同雍州刺史郭淮视察各地。听说三郡叛魏，郭淮迅速东归上邽部署防御。马遵怀疑姜维等人有异心，也连夜赶到上邽。跟姜维在一起的，还有功曹梁绪、主薄尹赏、主记梁虔等人。他们发现两个领导全部溜号，赶紧追随，可惜晚了一步：赶到上邽时城门紧闭，郭淮、马遵怎么说也不肯放他们进城；姜维等人无奈返回冀县，结果吃的还是闭门羹。他们走投无路，这才投奔诸葛亮。诸葛亮得到姜维，如获至宝。他给参军蒋琬写信，语气颇为兴奋：“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信中还说：“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那一年姜维二十七岁。诸葛亮加封他为奉义将军、当阳亭侯。在诸葛亮的大力栽培下，没过多久，他就升到了中监军、征西大将军的位置。全军从五丈原退回成都后，杨仪野心膨胀，诽谤朝政，被下狱问罪，最终自杀。诸葛亮将政事托付给蒋琬、费祎、董允，军事则由姜维负责。蒋、费、董三人虽然和诸葛亮一起，被蜀人目为“四英”，但毕竟不能直接跟诸葛亮比肩，所以他们虽然实际行使丞相职权，官职却都是尚书令、大将军、大司马。起初姜维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诸军，进封平襄侯，后来随着蒋琬、董允的去世，姜维资历逐渐攀升，与费祎同录尚书事。费祎死后，他基本成为蜀国的第一大臣。姜维呢，先后九次北伐。九次北伐胜多负少，姜维的才能可知。但问题在于，姜维即便胜利，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得势不得分。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败。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成都武侯祠内有座蜀文化博物馆。我在里面看到过三国形势图。这个图不新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表述更加详尽细致；但是有组数据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对比。具体如下：蜀汉940000人     　曹魏4432881人       东吴2300000人这组数据当然有其来源。关于蜀国的户口，史籍中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西晋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人口“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与此略同，仅人口数为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由此推断，当年魏国应有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吴国的户口，难以考查。《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吴国“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则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这两组数据大致相同，看来吴国自从赤乌五年之后，再没有统计过户口，或者数据遗失，因此王浚灭吴后，只能按照三十八年前的旧口径上报。无论如何，这组数据大体能反映出当时三国的人口分布。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东吴的一半。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蜀国实力之弱，可见一斑。只要有好的统帅，羊羔也能训练成狮子，但问题在于蜀国没有这样的统帅：绝对才能不低，相对才能不高。诸葛亮比司马懿强不了多少，姜维比起邓艾、钟会，也不占绝对优势。对此当时主政的费祎，认识更加清醒。“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他这样告诫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吴蜀实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办法是两家联合。这一点诸葛亮认识清醒，将之定为基本国策，甚至早早地与吴国定下了瓜分魏国的计划。如果单纯搞结果论，这一点未免滑稽，但发生在诸葛亮身上，又让我们不忍耻笑。他到底是诸葛亮，贤相之名庶几可当。尽管后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但无法真正协调立场，作为部署军事斗争的基础。两国协同攻魏，行动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几十年过去，姜维应当能看得清楚；对于彼此的实力对比，他怎么就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呢？魏国灭蜀之前，判断倒是非常准确：“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蜀军总兵力十万两千，司马昭的判断是九万，可谓精确。如果考虑到那个命令有战前动员的意思，不宜夸大敌军实力，则更加精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认识都比姜维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他苦劝姜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不要“强欲行难为之事”。兵犹火也，不戢自焚。战争是柄双刃剑，搞不好伤不到别人，却砍了自己。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智不出敌，力少于寇。智谋不比敌人强，兵力明显比人家弱。这样的状况，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可问题在于，谁有那样的权力，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来源不同，直接对比未必合适，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晋书?地理志》说，公元221年蜀有二十万户、九十万人，《蜀记》则记载，到公元263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两者之间相差悬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饱学之士，正人君子，一心为公。名臣郤正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当时南宋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读到这个评论，我经常会想起姜维。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费祎醉酒、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当然不能将蜀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姜维。当时黄皓乱政，后主昏庸，都是亡国之因。可尽管如此，还是得指出姜维在防卫部署上的重大失误。这个部署就是所谓的“敛兵聚谷”。前面说过汉中的重要。除了诸葛亮，蒋琬和费祎都曾长期在此驻扎。从魏延镇守汉中开始，险要之处都设立营寨，充实兵力，敌军进攻则凭险据守，使其难入一步。诸葛亮死后，魏国大司马曹爽为了树立威信，贸然伐蜀，王平御敌，也采取这个办法，最终曹爽只得无功而退。姜维认为这是防御姿态，无法达到歼敌的目的，于是建议朝廷，废除散落各处的营寨，全军集中起来，分别驻扎于汉、乐二城。军事上的事情，主要靠姜维拿主意，因此朝廷自然要采纳，于是便令汉中都督胡济退驻汉寿、监军王含驻守乐城（今陕西勉县东），护军蒋斌驻守汉城（今陕西城固东）。这个办法貌似积极，其实弊大利小，等于是放弃险要，自拆樊篱，很快就显出恶果。后来钟会攻汉中，几乎就是探囊取物。以往人们责难姜维，主要着眼于他后来的假投降。姜维最大的失误主要集中在两点：战略而言，不该频繁用兵，九伐中原；战术而言，不该“敛兵聚谷”，放弃险要。这跟直接抛弃汉中差不了多少。南宋郭允蹈在《蜀鉴》中，甚至直接以后面这个原因，指责姜维误国亡蜀：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郭允韬认为，即便没有邓艾奇兵出江油，蜀国已经不支，原因都在于姜维的部署失误。这个看法当然未免偏激。蜀国之亡不在姜维，甚至也不在黄皓与刘禅，只在自身实力不济。当然如果换个角度，黄皓与刘禅也可以归入蜀国的实力，只不过是负值而已。人治之祸姜维的才干，在蜀国后期确实比较突出，但却只有边帅之能，远非宰辅之用。诸葛亮选择这个接班人，不能算作成功。回过头来还说魏延。诸葛亮背着他作出的安排极其错误。即便一定需要这么做，至少也应该由费袆出面，将大事托付给杨仪很不合适，因为他知道杨仪跟魏延的关系，同时也知道杨仪的缺点。据《杨仪传》记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亮平生密指仪性狷狭，意在蒋琬。”杨仪筹划粮草参赞军机是把好手，但却是个小心眼，因此诸葛亮生前对二人“不忍偏废”，持中立态度。既然如此，何故又在自己即将大去的关键时刻，忘记了平日的立场？魏延固然可能不服从组织决定，但杨仪的小心眼难道就不会引发大错？如果没背着魏延做那样的决定，如果执行决定的不是杨仪——后来者看到这里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关于“如果”的感慨，可惜它们还只能由那句毫无情面可言的冷冰冰的话作答：历史不相信假如。这些“如果”当然也是我的疑问。在阴暗的图书馆内，尘埃的气味直冲肺腔，这感觉本来就很让人不舒服，更何况看到的还是这等悲剧。气氛压抑沉重，掩卷沉思，我对上述问题不觉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恶毒的解释。诸葛亮知道杨仪和魏延水火不容，而且“密指仪性狷狭、意在蒋琬”，却依然作出那种安排，难免有借刀杀人之嫌。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个推理顺理成章：他天生聪明，深知以杨仪、魏延二人的性格，不好统领，于是先借杨仪的手除掉魏延，然后再让杨仪在不满中露出狐狸尾巴，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杨仪最终也的确没有好下场，好让蒋琬姜维等人顺利接班。当然，这种想象不能作为本文的论点，它们只能在小说中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说其中的诸葛亮“状多智而近妖”。这基本也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形象。其实客观而论，诸葛亮尽管算是杰出的人才，但却是个偏材。后人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个结论甚有见地。马谡、魏延、姜维，都可以作为例证。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种结论经过小说的演义早已深入人心，我也根本无意动摇。遍观史册，诸葛亮的谋略功勋确实突出，贤相的结论大抵不算过誉。他的名声地位超过刘备：成都市著名的旅游景点武侯祠，基础其实是汉惠陵与昭烈庙，主角儿当是刘备，武侯祠只是配属建筑，可如今武侯祠尽人皆知，您要问汉昭烈庙，恐怕没几个人能回答上来。这也正常。“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心系汉室原无论先主后主”，这些大约都可以作为历史的盖棺论定。一两次用人失误对历史和历史学家而言是悲剧，但对诸葛本人来说则根本无法强求。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要弱点。问题在于古往今来，明君与贤相一直是国人最难以排解的情结，大家都希望自己接触是清官，而最大的悲剧就隐藏于此：制造悲剧的主角不是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地痞流氓白痴，而是声名显赫的千古明相。诸葛亮这个段位的伟人都会犯如此重大的错误，人治机制的危害严重性和落后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