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文化】听文氏文化资深研究者谈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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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家谱的功用与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我调入宜昌市地方办公室开始从事地方志工作，由此而知“盛世修志”乃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且方志与国史相提并论，素有“国有史，郡有志”之类的行话。不虞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2000年3月里一日之内就偶获二本族谱，从此有了“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的概念。
要说家谱，我原本孤陋寡闻得很，但在千禧之年3月份一次回乡时，从祖父口中得知邻居一位族弟有本族谱，遂借来一观，却是一本毛笔抄录的《文氏宗谱》小册子，细加查阅本家世系，然今昔断代衔接不上。祖父又说老家高湖一位族叔家中有谱，祖孙俩人同往，果不其然，那族叔确实珍藏着一本毛笔手抄的《文氏族谱》，较之《文氏宗谱》内容既多，所载世序也延后一二代。再经祖父所报的上三辈一对照，本家世序吻合得清清楚楚。据此足见，这两本族谱均系本门先贤遗作，时隔不下七十年，所载世序固明晰可考，先祖文安之的生平事迹也历历可见。
我如获至宝借回家中复印留存，并油然思起重修族谱。此后忙里偷闲，一边着手整理，一边走访辑录，渐渐有点津津乐道了。一晃四个月过去，就断断续续地，也是一鼓作气地重修了《文氏族谱》，而且付印了。
若问为何修谱，我在续修《文氏族谱》的“前言”中开门见山道：“所谓族谱，就是宗族或家庭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的书。族谱在往昔，可说家喻户晓，比比皆是。然当今之世，却无修谱习俗，旷日持久，别提新谱少之又少，就连旧谱也愈来愈稀。而人名不讲究派字的情况亦越来越多。倘或问及祖宗，恐怕大多仅知其祖父辈了。我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代表。”
旧谱既存，新谱续修，自然而然，对我这个供职在方志单位的编辑来说，既是职业习惯，也是义不容辞。其动机不过是“希冀继承先贤之修业，成就今日之族谱，让子孙后代了解家史，不忘根本，知其先人，进而承前启后，光宗耀祖。如此，就善莫大焉了。”“祖先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就应该走下去，而且要随着时代的步伐越走越新，越走越好。”在“后记”中，笔者又如是开宗明义一古语云：“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所以我国历来都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
如果说史志是“阳春白雪”似的大雅之作，那么谱便是“下里巴人”般的民俗之品了。尽管现今不时兴修谱，然谱之不绝，源远流长，还是颇具有生命力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治家者以谱为鉴”。人们常说“保家卫国”，家是国的基础。人生在世，大为者为国，小为者为家，古今无殊。基于爱国爱家，尊祖敬宗，现今推陈出新，吸取前人之精华，续修悠久之族谱，窃以为是有益无害的事。
若问谱有何用，旧谱载“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而收族之道，莫若辑谱。夫族之有谱也，所以明其世序，纪其行事。世序明，则支派以分，尊卑以别；行事记，则祖德不没，宗功不湮，且亲疏无所混淆，远近无不有所联属，是谱之所重且大哉。”
由此观之，一分为二地就事论事，谱是有功有过的，既有利，也有弊。提倡“尊祖敬宗”，彰扬“祖德宗功”，此乃中华传统美德，这可谓之为功；而“敬宗收族”，为宗族势力推波助澜，甚至助纣为虐，这又谓之为过。“明其世序，纪其行事”，使之上下有序，忠孝有节，这可谓之有利；而“尊卑以别，亲疏无混”，使之男尊女卑，富贵贫贱，这又谓之有弊。凡此不一而足。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旧谱多有“祠规”、“家法”，个中条条框框，糟粕陋习自存。
传说过去入祠上谱，家家户户需俸供，倘若无钱，就得或猪羊或柴米作抵。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历史发展到今天，旧习早已移风易俗半个世纪了。家家平等，人人平等，男女都一样，所谓的“祠规”、“家法”荡然殆尽，即或族族修谱，必将异于旧谱，今非昔比也。至于其作用，不外乎一是继承文化遗产，发扬“尊祖敬宗”的传统美德；二是“明世序、记行事”，了解家史，知其祖先，避恶扬善，以谱为鉴。除此，就是丰富一下民间精神生活了。
事实上，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家谱还是颇受欢迎的，别的姑且不说，就谱上有列祖列宗也值得一瞧；倘若自己名列于谱，家人谱上有名，何乐而不为！自古就有“人过留名”之说。
话说回来，我们素称“炎黄子孙”，这归功于史籍。而在文氏旧谱中，有资可佐本门先祖文安之与文天祥有着一脉相承的浩然正气。由此撰写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略述文天祥的抗元与文安之的抗清。本门从江西始祖文显到文安之，从文安之至我辈，足有二十世，若非族谱所载，仅凭记忆口传是难上加难的，也可以说不足为据。这就归功于谱了。
可惜明代老谱因兵燹遗失，老祖文显的的上辈就失考了。这对我族之人，不能不谓之遗憾。相形之下，据说山东曲阜孔姓族谱千载悠悠，保持完好，堪为中国之最，所以现今仍有孔子一百几十代的孔姓人。这正是“源远者流必长，积厚者光自远”。
说到这里，再举一实例，先祖文安之，虽说鲜为人知，却也青史留名，《明史》、《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夷陵州志》、《东湖县志》、民国《宜昌县志》等书籍中均有一席之地，但生卒年都不详。可在族谱中，其生卒年却清楚，生平事迹也详细。如果加以考证研究，族谱是大可弥补史志之不足的。所我所知，武汉市就有武汉谱牒学研究会。由此可见，谱是有一定利用价值与研究价值的。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窃以为谱如《金瓶梅》，正心读之为好书，歪心读之为淫书；谱又如刀，用之正道为武器，用之滥杀为凶器。诚然，谱有劣根性，但毕竟亦属文化遗产，我们完全可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地吐故纳新。正如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说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拿来”家谱，为文化事业增光添彩。
家谱与已正事无关，又家谱乃旧习，今不时兴不说，据闻还涉嫌违规，人多淡忘，亦多讳忌，故闲修时作，后以《闲言碎语话家谱》为题，投寄《湖北方志》编辑部，不久便被刊载于2001年第1期。
《湖北方志》还加有“编者按”：“编修族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以宗法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编族谱是凝聚家族、炫耀祖先、训诫子孙的重要手段。同时，汗牛充栋的族谱遗存也是编史修志的重要资料来源。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族谱编修之风甚盛，令人感到欣慰。族谱的编修可以弘扬爱国爱乡的情怀，团结'族’中之人为建设献计出力；亦可为史志工作提供支持。但在族谱的编修中我们应该尽力克服地方主义或小团体主义的封建意识。本期我们特编发了这篇内容丰富文笔清丽的文章，供广大读者赏析商榷。”
要说当年乘兴修谱，在采访辑录的过程中，我还先后见过四本族人保存的家谱，虽是不同版本，然所载内容大同小异，两相参照，无出左右。速战速决之余，正如我在族谱“后记”中所说：“编书不易，修谱更难。
其一，族人分散，难于收族。由于诸多原因，族人各适乐土，成家立业，子孙繁衍，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有的近在咫尺，有的远在天边，亲疏往来，分合聚散，代有更替，乍然收录，实在不易。
其二，年长断代，难于续谱。旧《文氏宗谱》最晚也在1938年，迄今已逾六十有奇，其间生死无常，代有废兴，对于家族史，有的知之甚少，甚至连祖辈的名号也无从知晓者，加之原谱本就收录得参差不齐，有一部分族人辗转迁徙，不知其后代今在何方了，倘要完整续谱，的确不易。此外，限于人力、精力与财力，时下还不能编辑出完善的新谱。”
续修族谱之后，我也听说过别姓有人修谱的，并曾见过一位家在武汉的宗亲保存的老谱，世序居然上溯到文天祥祖先好几辈人。我当时虽是大开眼界，只因本门族谱“江西始祖”文显大约在明代，与之老谱世序衔接不上，也就未加深究。
及至2009年3月间，通过电话和网络沟通，我邀约几个族人前赴孝感市孝昌县参加了湖北省文氏宗亲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报到的当天，就得知各地宗亲多有旧谱存世，且得见罗田县和孝昌县二地的老谱，世序上溯至文天祥先祖。自是欣喜，期盼来日得窥全貌，有助我辈家谱世序更源远而齐全。
清明前夕，我又邀约多名宗亲前往恩施鹤峰县，参加了由鹤峰县政协和宜昌市夷陵区政协组织的祭扫文安之陵墓活动。其间，得蒙自仙桃赶来的一位宗亲相送《江西老谱》、《正气堂合谱资讯》等资料，同时借阅一本2005年版的《江右文氏通鉴》。当夜连看，不仅耳目为之一新，稍学亦获益匪浅。
如《江右文氏通鉴》重修序（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文幸福）云：“天下无无缘之事，亦无无根之物，是故物有其由，事出有因，推本溯源，探其所自来也。”序中引用“大宋状元丞相信国公尝言：'以一家视一族，则一家亲；以一族视四海，则一族亲；溥而视之四海，皆同胞之亲也。’（《永和文氏宗谱》）。”进而言论：“天祥仁义忠孝，世所景仰，其言确乎不可易也。族亲家亲，同气连枝。守望相扶，以亲四海之亲，谱牒实赖焉。”身为文氏后裔，读之不能不为之而情动意荡。
又2008年版《正气堂合谱资讯》中的“伟人论族谱”亦载：“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有谱则家之疏戚有所考，有史则国之隆替有所究。故国不可以无史，而家尤不可以无谱也。”——文天祥作《澄溪初修族谱序》。“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1957年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摘录（引自1968年贵州地方志通讯）。由此可见，谱之源远流长，既有其生命力，也有其作用性。
回家之后，我又仔细参详复制的《江西老谱》世序。据谱载“江西始祖春元公元五代世系”，时为一世，至五世有卿、小山。文卿的后世中即有南宋状元宰相信国公天祥，为十三世。文小山世序的十三世有翔凤，其中十九世宜宽有二子（复兴、兴让），二十世复兴、兴让也各有二子，分别名：政、显；善元、善伦。
按《江西老谱》载，首修于宋德佑元年（1257），末次是十修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续谱代数有已超过二十五世的了。而文政、文显的后代并未见谱，可见是迁徙湖北了。而宜昌一地，南明宰相文安之一门，因老谱兵灾遗失，清顺治九年（1652）曾创谱，后人续修，新谱有2000年的《文氏族谱》。此“文门宗谱”的“江西始祖”即为“显”公。此公是否为时公世序的二十一世后裔，就有待参照物了。
为此，我写了一篇《追根溯源考证求援》，发表在中华文氏宗亲网，同时向有关宗亲求证，有识宗亲认为大有道理。如真是这样，本门谱牒世序就可上溯五代十国甚至更远的年代。后又见当阳市宗亲一老谱，一世为求，至十二世是兴隆，十三世有元鼎、元新。而对照《江西老谱》世序，谱中明载文时（春元）是兴隆公的四子。再看中华文氏宗亲网中所载的《文氏世系图谱》，由少典至黄帝、炎帝，由得姓始祖卫文子到越国大夫文种，由四川綦祖文翁至江西始祖文时等，脉络如丝绵绵。
有感于此，我又闲作一篇《试论科学发展与文明传承》，权当时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心得体会。结合自身的经历表白感言，我们常说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便是多指继承文化遗产，意为“去掉旧事物的糟粕，取其精华，并使它向新的方向发展”。继往开来则是“继承前人的事业，并为将来开辟道路”。这种继承，便是发展。科学继承之，便是科学发展之。道理挺简单。
今人各宗亲热衷修谱，甚至成立民间组织宗亲会，旨在“尊祖敬宗，团结友爱，加强交流，搞活经济，传承文明，惠及后人”，这也是一种继承的发展。而各地盛世修志，更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已进入全国第二届新方志编修后期阶段，志书的意义一直以“资治、存史、教化”来概括，对于新编地方志仍能适用，有识之士云：“新志较旧志更完善，内容更丰富，范围更宽，作用更大。”窃以为，家谱同样有着“资治、存史、教化”的功用和现实意义。概因家是国的基础，设若有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文天祥所说的“溥而视之四海，皆同胞之亲”这等胸怀与眼界，家谱的功用和意义就更可贵了。
百度网载，不难得见《家谱中的文献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作者湛庐）有云：“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正史、方志和家谱，可说是构成中华历史的三大柱石。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正史和方志得到了普遍和有效的利用，而家谱由于私密性和印数稀少，尚存在着有待开发的广阔空间。可以预测，未来若干年内，家谱必将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另一热点和重镇，这从当前许多学术论文的写作倾向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作者简介：文正宜，宜昌市文安之研究会会长，湖北省文氏宗亲总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