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栋 || 希利斯·米勒——文学研究的一代大师
原载《外国文学》2021年第4期
内容提要
希利斯 · 米勒是世界公认的英美文学研究大师，在其非凡的一生中， 他不仅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而且追求学者的人格完美，在学术道德方面为学界树立了楷模。通过追忆与米勒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些交往及其令人感动的道德修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颇有中国古代大师的风范，堪称文学研究界的一位圣贤，他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和对中国文学界一些尚未人知的看法，也许能给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
希利斯·米勒 英美文学 文学研究 学界圣贤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1)04-0185-07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
DOI:10.16430/j.cnki.fl.2021.04.017
Title
J. Hillis Miller: A Grandmaster of Literary Studies in Our Time
Abstract
J. Hillis Miller is a globally acknowledged grandmaster of Anglo-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his extraordinary life career, he not only assiduously engaged in literary studies, making enormously enviable achievements, but also conscientiously pursued moral perfection in personal cultivation, establishing a model for the academic world. By reminiscing about some events in his academic life and retelling some moving accounts of his personal conduct, we can say without exaggeration that he led a style of life not unlike that of ancient Chinese masters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 sage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He has left behind a rich scholarly legacy and some hitherto unknown opinions about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which should be of thought-provoking value to us engaged in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J. Hillis Miller,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studies, scholarly sage
Author
Gu Mingdo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mdgu@utdallas.edu
如果说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是英美文学研究的大师，学界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早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希利斯·米勒读本》就称其为“20世纪北美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Wolfreys 封底）。但笔者以为，“大师”的称谓只能反映米勒的学术成就，不能触及学术以外的道德品行，假如当代的文学研究界能有人称得上圣人，则非米勒教授莫属。在中国传统中，“圣人”本意是指知行完备的至善之人，所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广义而言，这样的人道德无比高尚、智慧出类拔萃，是思想和成就在某个领域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大智大善之人。狭义而言，诗界有诗圣，书界有书圣，医界有医圣，武林有武圣，学界有文圣。在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米勒教授堪称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界的一代圣贤。在纪念米勒教授的文章中，人们也许会回顾他一生的巨大学术成就，但本文并不想复述对他的超群智慧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果的赞颂，只想通过个人跟米勒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些交往和他的道德修为来揭示米勒教授为何称得上一代圣贤。米勒教授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他给中国文学界也留下一些尚未人知的看法，也许能给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米勒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到中国讲学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学界的关切是没有其他西方学者可以相提并论的，他一方面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长足进步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对存在的问题有细致的观察、归纳，并为其把脉，提出解决的看法。但是，他对存在的问题开出的不是批评尖锐的苦口良药，而是富有启发性的免疫糖丸，他温文尔雅的大家风范，国内学者多有亲身感受，他在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对谈中也有着感人的表现。2008年，美国《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发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特辑，刊登了一组文章，米勒教授作为评议人写了一篇评论，题为《在全球化时代阅读现当代中国文学》（“Reading（about）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这篇文章已经翻译成中文，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发表的英文文章只是一个简版，米勒教授起初写了一篇长文，在发表时省去了相当多的篇幅。我也是在邀请米勒教授去达拉斯讲学之后才得知此事，在达拉斯讲学期间，他把原来的长文发给了我，我将其与发表的文章对照后才发现两个版本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发表时省去的那部分可能是因为篇幅问题，但是如果对照两个版本我们会意识到，省去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是出于一位长者的宽厚，因为没有发表的部分较为系统地指出了中国学界研究的不足。尽管在原版中他没有避讳中国学界的问题，但是仍然以委婉的方式予以提醒，没有采用诸如“流弊”“不足”或“欠缺”这样的措辞，而是认为中西文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Reading,” 187-94），这些差异一共有六点。其一，中国学者重共识不重新意，“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对提出新的看法没有明显的兴趣，总体而言，他们更为关注建立共识，或者更为关注对已经存在的共识进行表述。相比之下，我们在西方被灌输这样的认识，即我们必须总是说一些新的东西，即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发表文章或论著的正当理由”。①米勒教授这是委婉地批评中国学者不注重原创学术，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没有把原创性作为第一要务，只是复述已有的知识。其二，虽然中国学者对原创性兴趣不大，却非常关注文学作品以外的因素：“本期所收文章的中国学者十分关注文学分期的先后顺序和断代是否正确，命名是否正确，描述是否正确……历史分期，无论其如何有问题，可以给读者以一种安全感。但是，制造鸽子笼也许会如此令人满意，以至于起到取代实际阅读作品的作用。”米勒教授并不局限于指出中国学者不重视新意这一表象，他希图找出对原创性关注不够的内因，他认为，关注分期是否正确是想获得一种不会说错话的安全感，但这其实是缺乏勇于探索的精神，过分强调历史语境对文学研究的制约，也就很难有超越已知领域的勇气和愿望。其三，中国学者在文学研究时接受历史决定论，过分强调历史语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忽视文学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历史语境或多或少完全决定了某一位作家的作品。”他指出，历史决定论不仅忽视了哈罗德·布鲁姆那著名的“影响的焦虑”，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作家的创作完全有可能超越所处的时代，没有后现代条件的国度的作家完全可能写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作品，曹雪芹和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其四，米勒教授委婉地批评中国学者喜欢谈大而空的东西，他称之为“高度抽象”，并将其归纳为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是对作品进行情节概况和人物描绘；第二重抽象是对每个文学作品的具体差异往往视而不见，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作品都被当做是同样的东西予以讨论；第三重抽象是以空洞的概念形式对同一流派的作品的共同特征进行定义。其五，中国学者的论文缺少引用，几乎没有什么风格与形式上的分析，“极少关注西方学界所说的'修辞性’或'叙事性’特征”。这是委婉地批评做学问不够深入和学术研究不注重学术规范。其六，重翻译不重语言差异，研究者往往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后对中国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但很少分析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因而不仅限制了翻译，而且给人以这样的错觉：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可以在不失去各自语言特点的情况下互译。米勒教授指出的几点看法虽然是针对那期特辑中的文章而言，但这些看法其实是在给中国的文学研究把脉，对我们做学问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米勒教授所分析的六点“差异”正是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甚至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流弊，他是一位十分谦和宽厚的长者，并没有用尖锐的语言说出直接的批评意见，但其用心良苦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由于知道米勒教授的为人宽厚，我曾在私下征求过他对中国学术直言不讳的看法。于是他说，通过在中国的讲学，阅读中国学者的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以及与中国学者对话笔谈，他发现中国学者喜欢发表社论性的高论，撰写宣言式的论文，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学术研究思想空洞、大而无当。的确，不少学者热衷于提出新颖的学术理论，号召在某一领域建立新的学派，但并不关注如何以扎实的学问去支撑所提出的理论和学派。我们当然要注重创立中国特色的新理论、新学派、新方法，但不能仅仅停留于空洞的宣言，口号式的社论。道理十分简单，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立为例，新文学不可缺少胡适和陈独秀对新文学的倡导，但无论是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还是陈独秀号召的“文学革命”，都不能建立有别于旧文学的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立主要还是依靠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学实绩才是奠定中国新文学的关键。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米勒教授在与中国学者的笔谈中对“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不久前与中国学者的一次笔谈中，米勒教授对几位中国学者志在提出“排除西方价值、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论”大为赞赏并表示支持，但同时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什么可能是西方价值语焉不详，但是，它们也许包括为西方文论所尊崇的价值。究竟什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论也是语焉不详，只是对'中国特色’泛泛而论，它究竟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儒家的，抑或是禅宗的，或其他什么的？”（“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342）他的疑问对我们有着发人深省的意义，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发：提出中国特色的文论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特色的文论建立起来。
在本文的开头，我认为米勒教授堪称文学研究的一代圣贤，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本人的心目中，他作为文坛圣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追求学者的人格完美，在学术道德方面树立了学界都应学习的楷模；二是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学者，米勒教授大有中国古代圣贤独善其身、兼善天下、传道授业、诲人不倦的风范。在追求学者人格完美方面，米勒教授作为一代大师，温柔敦厚，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像一些学者那样装腔作势、盛气凌人，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成就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我与米勒教授早在1990年就认识，但较深的交往还是十多年以后的事。
自2008年起，我在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组织了近二十次学术讲座，邀请了欧美和国内的众多知名学者到达拉斯讲学，在我所接待的众多学者当中，米勒教授是我最为敬仰钦佩的学者，是我心目中的学术圣人。我刚到达拉斯德州大学的时候，和米勒教授仅仅是认识而已，尚没有什么私交。我们组织的学术系列讲座希望能邀请到名闻遐迩的大学者来校讲学，于是，我鼓起勇气写信邀请米勒教授来我校做一次讲座。由于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提供2000美元的讲座费，我担心米勒教授不会答应，因为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大学者，没有三至五千美元是很难请到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不仅欣然应允，而且连讲课费是多少问都没有问，他来到达拉斯以后首先对我说：“明栋，我来到这里，一切由你安排，我没有什么要求。”这一番话让我十分感慨，我知道一些名气远不及米勒教授的西方学者，提出各种要求，诸如要求住五星级宾馆，索要高额讲课费等。我们曾邀请一位在某个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来达拉斯讲学，几个单位共同发起，凑了3500美元，谁知这位学者一口咬定要5000美元讲课费，且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也听国内某著名大学的一位学者告诉我，他们计划邀请美国一位学者来校讲学，本来已谈好酬劳等事宜，谁知该学者在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突然变卦，坐地起价，提出不合理的待遇酬劳要求。这样的学者虽然学问很好，但在人格完美方面与米勒教授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米勒教授来到达拉斯以后，本来说好只做一次公开讲座，后来，我的同事认为，像米勒教授这样的大学者难得来一次，希望他能就文学的未来再做一次讲座，我颇感为难地找米勒教授商量，谁知他一口答应，在没有增加讲课费的情况下做了第二场讲座。米勒教授的另一件事更让我看到他学术圣人的品质。我在扬州大学讲学期间，学校希望我能推荐国外著名学者去扬州大学讲学，我当时获悉外国语学院的秦旭教授所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米勒教授的学术思想，因此想到了米勒教授。在此之前，我在达拉斯成功接待米勒教授以后，与他已有一定的私交，于是就提出由我出面邀请米勒教授去扬州大学讲学，但我有言在先，不一定能成功邀请，可以试试。本来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当我代表扬州大学向米勒教授发出邀请之后，米勒教授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惴惴不安地问他对酬劳和待遇有什么要求，他说并不计较讲课费等待遇，只是由于年事已高，八十多岁，从美国长途飞行来华，坐经济舱身体确实吃不消，提出只要能提供商务舱，其他一切待遇从简。我于是同时与南京大学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联系，请他们安排米勒教授在南大做一次公开讲座，这样高研院可以承担商务舱的一半费用，从而解决了经费问题，促成了米勒教授在两校的讲学。他来到扬州以后，住的不是什么星级宾馆，而是学校的专家楼，他做了一次公开讲座，还与我和他的学生柯文教授做了一次小型研讨会。
与中国古代圣贤相比，米勒教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是国内外文学研究界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在电讯时代文学遭遇空前危机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米勒教授周游世界各地，大力宣扬文学在当代的价值，并针对数码技术和视觉文化的冲击提出种种应对策略。他曾对我说，面对文学的危机，我们一方面要争取文学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在学校里提高非人文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更要培养出学术素养深厚的文学研究者，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为什么乐于帮助晚辈学者的主要原因。在培养文学研究者方面，米勒教授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对晚辈学者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都尽力提携，国内有不少学者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本人也是幸运的受益者之一。我不是米勒教授直接授业的弟子门生，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视其为自己的mentor（良师益友），并以此生有幸能认识他、聆听他的教诲、获得他的帮助为荣。我第一次接触米勒教授是1990年，当时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书，米勒教授的父亲曾任佛罗里达大学校长，刚好他的一位学生在英语系任教，便邀请他去佛罗里达大学做一次公开讲座，这是我第一次聆听米勒教授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我向他讨要联系方式，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并鼓励我给他写信，我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令我大为感动的是，他竟然回了信。由于知道像他这样的大学者一定很忙，我就没有再打搅。后来再见到他是多年以后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在会议安排的旅游大巴上，我正巧和米勒教授坐在一起，我们聊了很久，但我后来也没有与他联系。我与他直到2008年才开始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那一年《现代语言季刊》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期特刊，我也应邀写了一篇文章《鲁迅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Lu Xun and Modernism/ Postmodernism”），我的论点是，鲁迅不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也是一位现代主义的作家，更是一位具有后现代艺术特征的开创性作家。我们知道，说鲁迅是现代主义的作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现代主义流行的时代，但根据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说他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就好像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鲁迅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去世，因此欲证明其作品的后现代性得费一些周折，我通过对鲁迅一些作品的细读找出其后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米勒教授是那期特刊的评议人，他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即社会的后现代性需要后现代的条件，但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不一定需要后现代条件；鲁迅虽然生活在没有后现代条件的中国，但由于其受到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以及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些带有鲜明的利奥塔在《后现代条件》一书附录中所论述的后现代艺术特征。米勒教授的褒奖令我十分高兴，更让我激动的是，他还赞同我在《中国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传统》一书中的看法，即中国古代小说早已有后现代书写的艺术特征。米勒教授在其评议中两次提到我的观点，显然，他是看过我的中国小说理论一书。后来我向他求证，问他是否看过我的书，他告诉我，他不仅买了我的《中国小说理论》，还买了《中国诠释学与开放诗学》，并予以认真阅读。一个世界级大师竟然购买并阅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学术著作，这让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米勒教授不仅对像我这样的晚辈学者给予鼓励，甚至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在学术上予以支持。我的另一本书《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出版之前，我惴惴不安地问米勒教授是否能为拙作写一个简短的序言，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不仅欣然答应，而且写了洋洋洒洒六页、三千多英文字的长序，序言中不仅对拙作做了中肯的评价，更让我激动的是，他对我的两本专著和一些文章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评价（Miller, Foreword 14-15），至此，我才确认，他确实认真阅读了我的书。他的所作所为既体现了一位大师不耻下问的治学态度，又给予后进学者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以前一直对自己未能在世界名校任教而耿耿于怀，米勒教授的评价和鼓励让我从此感到释怀。我的授业导师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先生曾告诫我不必计较是否在名校就职，关键是自己的学问是否能得到同行的认可，他曾告诉我一个衡量学术成就的标准，就是你的学问是否得到大师级学者的认可，米勒教授的赞扬和鼓励不正是这样的认可吗？后来，米勒教授还在不同的场合对我的学术予以褒奖（“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342），在此不必细说。我只想谈一谈他不顾自己的忙碌对我组织的学术活动的支持。2015年，我在达拉斯德州大学组织了一次小规模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计划邀请十来位在中国思想和比较哲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国际知名学者与会宣读论文，并在会议召开后修改论文，寻找较好的出版社出版论文集。为了使这次会议能顺利召开并有不同的视角，我邀请了米勒教授作为研讨会的评议人，他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邀请。会议的安排是各位学者先提交论文，由我交予米勒教授阅读评点。由于米勒教授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到达拉斯参会，我们借助远程数码技术，让他在研讨会召开时远程参与并评点。参会的学者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是在中国思想、东西方哲学和比较哲学领域卓有建树、国际知名的学者，其中还有几位世界知名的学者，他们的参会与米勒教授的参会不无关系。米勒教授认真阅读了全部论文，并写出详细的评论看法。最后，修改后的会议论文经过我编辑整理，由卢德里奇出版社以《中国传统哲学在全球化时代为何依然重要》的书名于2018年出版，米勒教授的评议也在修订后以“后记”为标题刊登在书中（Miller,Afterword 223-30），他的“后记”长达八页，为论文集增色不少。在帮助我召开研讨会以后，米勒教授还答应与我进行一次笔谈。他自大学本科阶段弃理从文，一辈子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体会、经验，并对文学的前景和命运有着独到的见解，我希望他能通过对谈给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他让我准备一份详细的对谈提纲，于是我便写了七千多英文字的提纲，发给他以后，他看了后说提纲很有挑战性，激发他对许多问题产生了新的看法。由于他一直以几乎每年一部新书的速度笔耕不辍，因此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要我耐心等待。但是，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他和太太都不幸染病去世，我一直在等待的笔谈也就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项目，想起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传统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米勒先生是三者有其二，他是立德的楷模，立言的巨擘。毋庸置疑，我们很难在学术上攀登到米勒教授所达到的高度，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践行、推广他所代表的现代文圣精神，并以此引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目标、态度和方式，匡正学界存在的偏颇和流弊。斯人已逝，但圣贤精神长存！
①此处和此后的引文都译自米勒教授发给我个人的尚未发表的版本，那篇文章题为“Literary Study in China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希望将来可以将其翻译成中文。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Miller, J. Hillis. Afterword. Why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Still Matters: The Relevance of Ancient Wisdom for the Global Age. Ed. Ming Dong Gu. London: Routledge, 2018. 223-30.
—. Foreword.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By Ming Dong Gu.
London: Routledge, 2013. 14-19.
—. “Reading (abou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9.1 (2008): 187-94.
—.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9.3 (2018): 341-53. Wolfreys, Julian, ed. The J. Hillis Miller Reader.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5.
米勒：《在全球化时代阅读现（当）代中国文学》，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 年 第5 期，第 84-87 页。[Miller, J. Hillis. “Reading (abou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5 (2011): 84-87.]
编辑：刘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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