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江苏路285弄(传说版)
(一 )
江苏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长的一竖通向江苏路和愚园路,短的一横通向镇宁路。随你走在长和短路口,看到的尽头正对28号,那种宁静和安逸,仿佛按动了相机快门键前,突然回到从前-----
小洋房建于1925年,50年代还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块空地,连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种菜,甚至有人养羊。因为是一条死弄堂,洋房的枪篱笆非常低矮,也没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园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邮递员、送鱼虫的乡下人,几乎看不到。周围有数株大桑树,届时桑子满头,紫得发黑,又大又甜。在桑树底下,曾经出现过蛇,我亲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笼子将一条蛇抓走了。
28号数过来,30、32、34、36就五个门牌号码。居民除了小市民以外,还住着资本家、教师、中学校长、新闻记者等等。
1959年,一场台风把弄堂最末的一堵墙刮倒以后,后面的一条江北棚棚弄堂就突然和花园洋房鼻头碰鼻头。从此285弄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28号有两个人近来常常会被提起,一个是吴征,一个是张子静(应为张止静)。
吴征就是杨澜的老公,媒体上见到他,总是一只汤婆子面孔,倒梳油头,八字胡增加了他的商贾气。
吴征小名叫东东,小时候很乖,书也读得好,爸妈是教师,管得也严。吴征爸爸年轻时是个帅哥,头发天然卷,皮肤白皙,像他奶奶。东东长得像妈妈。东东有一个伯伯,弄堂里小孩子有点怕他,他有时候会很奇怪地对着电线杆子站几个小时,下大雨都直直的站在那里。但从来不打人骂人。
吴征一家住三楼,张子静住一楼,偏西一小间。
张子静被媒体提起是因为他的姐姐张爱玲。张子静就是他姐姐笔下的脓包弟弟,一个红鼻头瘦老头。
285弄全部是独立的花园洋房。双号从2到36,再加39、41、43三个单号。文革抄家,几乎只只门牌号头翻箱倒柜。39号有两家的批斗印象深刻,一个是旧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秘书,小学同班女同学的爸爸,洋瓶底眼镜,斗的时候缩得像只虾米,脖子上挂满步枪枪栓,那些绣迹斑斑的东西是从院子里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钟先生,我母亲这样称呼他,老头抽雪茄,困难时期给邻居做衣服,就在花园洋房客厅里,钟先生闷头量、裁,两个白净的老婆婆踏缝纫机。斗钟先生,两个老婆婆是陪斗,站在摇晃的方凳上,二只脚颤抖的没停,双手作投降状,一个老太身体有疾,一只手掮不起来。原来她们是一对,是钟先生的大小老婆。
九十年代,弄堂已经难掩颓相,一天,东东带着一年轻女子回家,弄堂里的人不大在意,后来想起来,那个腔调老好的女子就是杨澜。
(二)
杨澜第一次到吴征家里去的时候,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刚刚获得楼下的居住权。
张爱玲把弟弟描述成一个窝囊废,也许加重了他的废物倾向。
张子静一直在郊区的中学教英文,退休后没有方向,一直也没有女人。后来有好心人协调,张爱玲后妈身后的这间十平方多一点点的房子给他栖身。本来的玻璃窗都用报纸糊了起来,一只古董级的黑白电视机,煞发煞发。张子静一件灰灰中式棉袄,抄着一只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换一瓶低价的葡萄酒。
那时候,已经有张爱玲粉丝来瞻仰28号,有些从台湾跑来的张迷,由圈内人带着,恍恍惚惚的,走进285弄,以为有什么灵异出现,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还在,一派衰颓。那些人多多少少给了张子静一些钱,让他过得好一点。
(28号是一幢假三层的老洋房,由于年久失修,地下还有地铁驶过,2006年前成为危房,2006年加固维修,状况有所好转,但老洋房的外貌神韵已经全无,变成了四四方方的古怪建筑。)
28号这幢房子在285弄里有点不合流,其它小洋房风格显著,譬如立面为横三段、竖三段式,28号就平实许多。方方正正,没什么凹凸的,三楼带坡顶,是吴征家的。这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后来给美国人开私人医院,40年代,陆续有人搬进来。其中包括张爱玲的父亲和后妈。
我们都叫老太太姑姑,张爱玲将后妈描述成一个恶妇,是她的文字影响力太大,无以辩驳。其实姑姑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对她用高雅一词,尚觉无力。姑姑极有风度,面容端庄,皮肤是那种几代人过好日子积累下来的白皙。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还冲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一封给她的信,写着“孙用蕃收”,我很纳闷,女人怎么有这样的名字。那是寄卖商店寄来的,说某件裘皮大衣已经出手。
知道张爱玲和姑姑的关系,是交关年以后的事了。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三)
有一次在朋友家的“派对”上遇到杨澜。
我问:“侬晓得吴征格小名伐?”
杨澜不假思索回答:“东东呀!”
“小辰光我一直捋伊头。”
“是伐?”和所有正宗上海小姑娘一样,杨澜将“是”的发音拖得长长的,在“伐”上收拢。
捋头大概就两三次,我有一点点夸张。
文革一开始,285弄立刻涌进来许多劳动人民。抢房子,有的轧在汽车间里。有些人极其猥琐,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话来理解,就是留下,余下,节约的意思。“挺半泡”每个月的水费电费都是一度,抠门得吓死你。给他这个绰号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只放半泡,还可以“挺半泡”。
从那时候起258弄败的速度加快了。张爱玲的后妈——姑姑的院子28号也开始搬进搬出,来的比走的都还要恶。
姑姑的身体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来越少。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早先,姑姑的房间虽挤,家私都是吃价钱的老货,座钟、照相架子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要甩新天地T8几条横马路。有一个时候抄家物资寄卖商店都消化不掉,姑姑的这点东西也三钱不值两钱。
再后来,在弄堂里碰到姑姑,我不敢认她了,她已经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上敷着怪怪的东西,用一点点余光看人。手里的士滴克依然是老货。她叫了我的小名,“你认不得姑姑了。”她说。
“认得认得,姑姑你好吗?”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讲的还是标标准准的北京话,非常标准,不是那种胡同串子的京腔,偶尔带几分苏州音。她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像一只断脚蟹,也没有人扶着。
她死在86年,后来才知道,姑姑的父亲孙宝琦做过民国外交部长、总理。她嫁給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已经30多岁了,抽鸦片,不育。张廷重当时还有19处不动产,金元券时候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来,到住进285弄28号,几乎光光了。
28号的这间房子里,死过三个人,张爱玲拉阿爸,张爱玲拉后妈,张爱玲拉阿弟。
(四)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死在这间房间里,小时候隐约有一点印象。
那是1957年某日,周围的人突然神色怪异,小孩子挤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挤在前面的人说:“死掉了,死掉了。”又有人说:“看,看,给死人换衣裳了!”屋里传来声音:“压一压,压一压,让肚皮里东西吐出来。”安静了一阵,突然只听得“大脚疯”娘姨拍手拍脚大叫起来:“老爷升天了!老爷升天了!”张廷重的确气绝了。
《色·戒》拍竣,张爱玲家庭的陈年往事大概也会被人捞起来讲讲。
“大脚疯”娘姨是湖州人,喜欢用篦子沾水,将鬏髻梳得溜光,她得丝虫病,一条腿很粗,人家不敢当面叫她“大脚疯”,只是暗叫。后来收尸的三轮摩托开来,旁边的车斗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个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却挥霍掉许许多多钱的人,就这样走掉了。“大脚疯”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仪式。
“大脚疯”帮佣的另外一家住二楼,周围都叫这家的老头“舅公”。舅公非常喳喳呼呼,还算是居民小组长。有时候会指责谁家的阴沟塞住了,谁家的厨房有蟑螂屎。
28号人家不少,舅公住在吴征家和姑姑家中间。他雇了“大脚疯”当娘姨,“大脚疯”帮姑姑做,算是兼职。
28号还有一个奶妈,记不得谁家雇的胖胖乡下女人。一天,舅公站在洗衣服的奶妈后面,伸手摸她的奶奶,令小孩子看不懂的是,这种下作坯动作,奶妈居然是非常陶醉的样子。一直到20多岁,我才明白奶妈为什么这样陶醉。
58年的时候,弄堂有些不对劲了,舅公带着一帮子人来拆所有建筑上的铁器,铁门、钢窗上的铁栅栏、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铁栅栏移门几个大汉都扛不动,用氧气瓶烧,好不容易拆下来。据说是拿到上钢厂去炼钢了,我只知道上钢厂是在很远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那里来的人也开始炼钢,挖一个坑,砌什么高炉,就在花园洋房旁边生火,穷烧,后来停了,一堆乱砖不了了之。每家还要贡献一种粉,就是将沙锅捣碎,捣成粉末,交到舅公那里去,说是国家炼钢要的。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摸奶妈奶奶头的舅公是可以和响应号召的舅公融为一体的。其实,舅公所干的一切,是不拿一分钱的,在奶妈的眼中舅公是政府的大红人。
那时的愚园路江苏路,热闹啊。隔三差五敲锣打鼓的热火朝天,谁都马不停蹄。
当年的热闹是一阵一阵的。炼钢的事说没就没了,花园洋房周围开始建工厂,一直不清楚哪些人花园洋房是否有着强烈的仇恨心理。工厂就盖在花园洋房旁边,车床对着家里的客堂间,搪瓷厂的烟囱在你家的头上天天撒着煤粉。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大杨浦某个地方,这是60年代愚园路上海西区最最上流社会的社区发生的事情。
后来邻居回忆说,东东的奶奶早就有思想准备,走之前一家一家人家去关照,以后借打电话不要客气,来就是了。当时有私人电话的人家不多,吴家有,挂在二楼通向三楼的楼梯口。
此时,吴征尚未出世,更大的事件也尚未降临。
(五)
285弄弄口正对着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一边是基督教惠慕堂,车床搬进去,教堂里行车吊车戳天戳地。我的同学就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离特务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一直很自卑,从来没有开心过。
当时傅雷家和惠慕堂之间还有一间很小的理发店,我班上一个女生,头发黄黄,有点营养不良的顾丽娟就住在里面。有一天顾丽娟被派出所叫去,回来以后所有女生都用非常异样的眼睛看她,有些暗暗的在传话。原来顾丽娟投靠的是他的亲戚,那个剃头匠动起了还没有发育的小姑娘的脑筋,而且弄得蛮“结棍”的。派出所让小姑娘去指认,结果那个剃头匠判了刑。顾丽娟没有多久就转学了。
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经一天世界,铁栅栏拆光了。破汽车放在弄堂里,机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变成汽修厂,安定坊也堆满电动机。洋房的汽车间没有汽车了,办起了生产组,老阿姨在里面糊纸盒。马路上拉劳动车的“大泼势”女人到花园洋房弄堂来找小便的地方,就往绿化后面一蹲。临近省份的饥民开始来弄堂要饭。后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副食品也出问题了,家家在花园里种菜养鸡。以前的太太们见面,总是谈谈麻将台上的手气,现在开口问:“拿屋里的鸡出蛋了伐?”报纸上开始宣传山芋的营养,大米不能全额供应,要部分换成山芋。弄堂开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级里的“猫狗”“小宝”去偷,用铅笔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后,这两人成为职业三只手,先后判刑。
我一直以为,某些人对花园洋房和南京路是极端对立的。当年有一张非常出名的照片,反复刊载,一队军人推着一长串粪车从国际饭店门口走过,意欲何为?当然大有深意。粪车和现代商业文明,和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冲撞”,暗示对“人欲”的最后的一次荡涤,就要山雨欲来。
表面上,傅家的花园里,月季花芬芳吐艳,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热衷的事情。其实傅雷的家已经风雨飘摇,傅聪乘出国钢琴比赛,“逃脱了”,这是弄堂里经常被议论的事情。
傅雷是1966年9月3日和太太朱馥梅一道自杀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总是没有忘记。
傅雷家是284弄5号。文革时,我常去285弄36号找同学小黄兄弟俩,其父母在《文汇报》工作。跟34号底楼的刘家双胞胎兄弟也很熟,刘家伯伯是冠龙的高级技师,上海暗房中最厉害的人。
从36号后面走出去,风光大变,出窄弄,见一公厕,旁边就是王安忆以前的家了。
出了窄弄,就是镇宁路465弄了,公厕仍在。不过465弄也有几幢名宅,73号是张仲礼的家,某一任外长是其家亲戚。以前的社会主义学院也在此弄,两幢大洋房,是张自忠或张治中的故居。湖南省驻沪办事处招待所也在这里,我最早在上海吃到的湘菜就在招待所的食堂,那可是地道的湘菜。
465弄另有出口通到武定西路,旁边有几幢小洋房,市三女中的老校长住在那里养老,后来重新装修了待售,价格真的很便宜,,,,
江苏路285弄口在造新的地铁,傅雷的房子就在对面,再拆的话就要轮到它了,今天它还在。
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女的,叫秦向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里,她家里是军人。文革中,扫地出门的人家房子空关,部队的家属住进去,傅家类似。我乘机进去看看,厨房5-6家人家在用,有点乱,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体面的,留下的料理台、煤气灶老式的,很硬扎。每间房间的门都高畅,很高很厚的深色门套。楼梯沿墙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护壁板。就是这个楼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给三楼先生的卧室搞卫生,推开门,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气息,朱梅馥用白被单将自己吊在钢窗的横杠上。消息传出去,户籍警察左安民赶来,发现书台上有一个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郑重其事,上面还附有一张纸,写着“此包由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经过请示,包裹被打开,里面有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书写清晰的遗书,这封遗书在一些地方发表过,但不显著,相比《傅雷家书》,影响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党,自己多余以外,还谴责自己教育出一个叛徒。(指傅聪出国未归,最多像王治郅吧)
有两点是提到保姆的: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600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一个小信封装有现钞53.50元,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那天我正好15岁,我要我母亲回忆那天我是怎么过的,她实在想不起来。9月2日,他们夫妇临走的那天,朱梅馥对阿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据法医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两小时,她看先生服毒后,慢慢剪开被单,打好结,用棉花胎垫好方凳,怕一脚登开时弄出动静,就走了。他们之前的遭遇,与许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园里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57年的时候,傅雷已经吃过一次“生活”。他表示,小儿子傅敏还小,否则老早走人了。
傅雷是泰斗,是应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呀!
我看《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时候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于他笔下的“真勇主义”既爱又怕,他纠正了弄堂对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年对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长、友谊、异性、死亡。
(六)
如果你现在到江苏路靠近愚园路去找285弄,先看到的是两栋高层“畅园”,2号线地铁站出口就在畅园脚下,绕开畅园,才能找到弄堂入口。畅园是开发商和权力机构勾结的杰作,借修地铁之名,一下子将30年代留下的五、六组连体别墅和多栋独立大洋房拆得精光。
四十年前,街道另一头,市三女中的娇小姐们转眼翻脸,成为英姿飒爽红卫兵,就在如今畅园门口冲进285弄,2号门牌里一对资产老夫妻当场吓坍,晚上便一命呜呼。
文革一来,285弄不少人家被扫地出门,混乱开始了,愚园路一带传来许多名人自杀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传说东东的奶奶自杀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时东东的奶奶尚在中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个头不高,鼻梁生挺,皮肤白皙,说话轻声轻气。好像听说一直在医院上班,又听说是吃“来沙尔”自杀的。
我的这些同学聪明透顶,常常使我自惭形秽。他们会创作一种“回文”,让人上当。比如:“纸头乱糟糟”,倒读变成了“招招卵头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读成为“爸爸的卵子大”。他们会让女老师倒读,在得手以后全体哈哈大笑。不过这批人大都没有逃脱4050的下岗命运,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辈好到那里去。
大字报开始刷上墙体,谁轧姘头谁走私黄金,写的人都像“包打听”。给东东奶奶的大字报贴在28号花园里,所用字眼尽管污浊,旁观者看得多了也不觉得特别耸动,但是对于当事人,特别是有教养讲体面的,绝对致人死地。
现在想起来,这些大字报并非红卫兵所为,许许多多的所谓材料肯定是成年人抛出来的。像东东奶奶这种举止娴雅,态度矜持,见过市面的女人,说不定单位里有几个妒忌者、吃豆腐不着者,或是当年低级别的仇富者,乘机“以革命的名义”敲你一记。
东东奶奶是1968年8月5日走的。死前被人隔离毒打,是岳阳医院的革委会造反派弄她。晚辈非常克制,一点动静都看不出来。
因为领袖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弄堂的水井里也跳下去一个人,第二天,打水的人发觉吊桶老是沉不下去,才看到了尸首,跳下去的是沈家阿伯,镇宁路的一户人家。他怎么跑到这里来寻死的,我一直不明白,也许这是周围唯一能够找得到的开着的水井。后弄堂自杀的还有电影《51号兵站》里扮演黄元龙的邓楠,邓楠是黄胡子北方壮汉,经常看到他拿着钢钟镬子到弄堂口买生煎,几乎隔天就去。后来再没有看到邓楠买生煎,说他自杀了。
关于东东奶奶的经历,是过了快三十年,吴征出名以后,我查找资料才知道的。
东东奶奶叫爱伦,30年代沪上名医杨妙成的妻子,苏州人。育一子名杨之光,就是后来把国画人物画出“外光派”效果的广州美院副院长。六十年代的作品《女矿工》蜚声画坛。
1935年,爱伦与杨妙成有隙,遂与知名大律师吴凯声结婚,吴凯声即吴征的爷爷,留法法学博士。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得一辆汽车。与上海滩各种势力都有交往,帮中共廖承志、陈赓等都办过案子,暗中与周恩来交往频繁。
吴凯声与爱伦育有三子,其中一即为吴立岚——吴征的父亲。吴立岚与民国名人邵洵美之女邵阳结婚,即为吴征母亲。
据《吴凯声博士传》介绍,汪精卫早就赏识吴凯声的外交才能,加上他又是当时上海红得发紫的大律师,为了壮大声势,决定邀吴凯声任汪伪政权的外交次长。而吴凯声得到国民党秘密指令,决定潜入汪伪政权的中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枪毙了陈公博后,不分清红皂白地将吴凯声投进了监狱。吴公馆一大群曾经前呼后拥的仆人被遣散了,爱伦则带着她与吴凯声所生的吴立峰、吴立岚、吴互岗三个男孩子,用自己的积蓄,在江苏路买了一幢上海闻人虞洽卿早年住过的花园洋房,与吴凯声脱离关系,过起自己的日子来。
后来,我才明白,当年的大字报有汉奸小老婆字眼,即指此事。
关于吴凯声的晚年,有报道说:1989年12月11日,吴凯声90大寿,设寿堂寿宴于静安寺,来宾中包括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芬、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石巴和、法国外贸部驻北京代表罗曼以及上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
几年前,吴凯声逝世,吴征与杨澜在报纸上刊登讣告,用词简约,称“无疾而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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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弄的房子现在大多是出租的,要么出租给外籍人士,要么给外地打工者,两极分化很严重。一条上世纪20年代形成的弄堂,注定了会有许多欢乐和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