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线下线上

原地过年，年夜饭还是要在线下不打折扣地进行到底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家，还可在线上向父母亲友实时播出，互诉衷肠，问候致意。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位在上海某大学工作的陈博士写道：“不得不退票，今年只能遥望”。我知道他的父母在外地，显然今年不能带妻子女儿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团圆年了。有位在西安做外语导游的朋友，是我大前年带“上海国际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访问西安时认识的。疫情对涉外旅游业影响甚大，所以他这一年发的图文与自己的行业多半没有什么关系，比如秀鬼步舞和健身操之类。他在朋友圈也早早发出通告：“就地过年开启模式”，照片是一杯啤酒和简单的下酒菜。但我相信，真的过年时会比较丰盛的，因为他常常自赞买的股票涨停。看来就地过年是今年一大趋势，在境外变异或未变异的新冠病毒通过不同载体无孔不入的险情下，唯有严加防备，各种设限，攻防兼施，才是不得不为的两全之策。

国历法自现代以来有公历和农历之分。农历新年一般晚于公历新年一月左右，今年辛丑年的初一比元旦晚了整整42天。由于两个历法兼用，所以现代中国人都过两个年。在我青年时代，由于援藏支教，有两年不能回上海与母亲妻儿团聚，便在拉萨“就地过年”，即入乡随俗过藏历年。因为我们住三人一间的平房，没有灶具制作年夜饭，所谓过藏历年也只是意思意思，无非是逛逛林卡而已。热情的藏族同胞会邀我们坐到他们临时搭在空地上的帐篷里，请我们坐在卡垫上喝杯酥油茶，互相祝福问候。藏历年与农历年时间相当接近，据说是参照唐朝文成公主带去的历法修订过的。今年的藏历新年与农历春节恰好始于同一天。

虽然现代中国人可以过两个新年，但在习惯上大家更重视传统的新年。我出生在霞飞路（淮海路）口的一条新式里弄内，虽然离开十里洋场仅几步之遥，但从小到大过的都是农历年。从我记事起，每年临近年末，大人忙着采购年货，小孩也要象征性地掸檐尘，做八宝饭。最忙碌的总是母亲，除了总指挥，还亲自下厨。到了除夕夜，一家人按辈分大小先后叩头祭祖，然后其乐融融地围坐在八仙桌旁吃年夜饭，第一箸总是由父亲先手，然后大家开吃。那时餐桌上没有转盘，一般只能在近处下箸，不能远距离搛菜，这些都是基本的礼数。吃到一定时候，母亲会把菜碗调整一下。饭毕，听听收音机里蒋月泉唱的评弹《宝玉夜探》和姚慕双周柏春唱滑稽。平时偶尔收听的朱瘦竹讲鬼故事，年三十和新年新世里电台是不安排的。听完节目食也消了一大半，便洗洗睡了。

早晨起床，母亲就会让我们穿上新衣服。早饭后向父母叩头拜年，感谢双亲的养育之恩，父母会给压岁钱。已经出嫁的大姐同大姐夫年年初一会回来省亲，送上礼物，留下来吃团圆饭。到初二、初三，父母双方的亲朋好友会来拜年，直到初五初六还络绎不绝。如果不留饭，至少也要让客人吃了点心再走。父母也会带我们走亲戚拜年，住在迈尔西爱路（茂名南路）上的外婆家是必去的。正月半吃了元宵，年才算真正过完。正如宋代一位和尚有诗云：“今朝正月半，万物尽更新”。在万象更新的日子里，我们已经早早背了书包上学堂，俗称“收骨头”去了。小孩就在年复一年的过年中长大成人，并在代际相承中随时代的变迁除旧布新地轮回。所以过年不仅有亲情团聚，有吃喝玩乐，有人来人往的热闹，更有礼数的潜移默化、人的成长、緜緜瓜瓞般的繁衍，以及国泰民安的期盼。

可见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城市化使几亿人离乡求职谋生，每年春节前大多数会返回老家过年，因此近三十年来春运成为每年有数亿人参演的连续剧般的大片。鉴于今年多地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有关职能部门对返乡人员出台了返乡前后几项限定。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众过个健康平安的年。我在文章开头引述两位朋友不再返乡而在原地过年的决定，不失为明智之举。既然是原地过年，除夕夜的年夜饭还是要在线下不打折扣地进行到底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家。而在线上可向父母亲友实时播出，互诉衷肠，问候致意。这与我曾经连续两年在藏地就地过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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