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研究的三种解释框架
在中国历史上，移民是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构成部分。清代，四川接纳了来自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数百万移民，成为“典型的移民社会”。数十年来，前辈学者们对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发展历程做了大量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研究大体可归纳为三种解释框架，即社会融合论、地域秩序论和地方认同论。这三种解释框架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认识，但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憾。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相关研究，并展望未来的研究路径。
社会融合论
社会融合论认为，清代四川从“移民社会”到“土著社会”的转变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社会融合过程。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是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研究的肇始之作。他指出，会馆象征的同乡观念和组织具有排他性，使得移民之间以及移民和土著之间的同化过程缓慢，但随着人们的长期接触，移民的同乡观念必将被社区观念和国家观念所取代，从而实现社会融合。窦季良将咸同年间八省会馆联合举办社区事务视为移民融入社区、实现社会整合的标志，即将会馆的联合视为移民社会融合的象征。这一观点影响了何炳棣、Robert Eric Entenmann（鄢华阳）、刘正刚、王日根、蓝勇和王笛等学者的相关研究。
21世纪初，在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陈世松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立足于“移民—土著”的分类及其互动过程，指出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具有显著特征，即从“五方杂处”到“土客冲突”，再到实现社会融合。他将社会融合归因于移民与土著之间共同的生产劳动、参与公共事务、移民家族发展与土客之间的通婚等，指出实现社会融合的过程虽然相当漫长，但却是必然趋势。
前述两种观点都从“移民—土著”“孤立（冲突）—融合”这两对矛盾出发阐述社会融合的过程，但对其发生机制阐发不足，他们对社会融合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而龚义龙的《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巴蜀移民群体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说明，人口与资源矛盾和严重的地域观念、家族观念对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整合产生了很大的消解作用。因此，对移民社会融合的过程、机制和成效，仍有必要展开更为细致的辨析。
地域秩序论
地域秩序论从“地域社会”或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视角出发，着重探讨地域社会权力秩序的变迁历程。20世纪后期，日本学者山田贤在“地域社会”研究理念指引下，以云阳、合州为例解析清代四川移民社会自起步到终结的变化过程。他的《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将清代四川地域统合的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同乡聚居（同乡结合）、“宗族”的形成（同族结合）和公局—绅粮体制的成立。其中，公局—绅粮体制的成立是“移民社会终结”的标志，因为这一体制促使一个以地域精英为中心整合的平衡而稳定的体系（即“秩序”）最终形成。
梁勇以巴县档案为主体，重点研究清代巴县的基层制度和地方权势的变迁。他虽然没有使用“秩序”一词，但其研究取向与山田贤有相通之处。他的《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年版）根据“客长制”的实践历程，认为同治八年（1869）巴县“具告状”中取消“客长”，代之以“团正”或“乡约”，标志着“巴县乡村社会移民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本地化进程”。
虽然两位学者对于移民社会“终结”或完成“本地化”的标志界定不同，但时间判断大体一致。他们共同关注基层制度的运作、宗族的构造和地方精英人士的作用等因素，有助于推进四川移民社会的研究。他们思考的地域范围是以“县域”为中心的，虽然注意到农村市场—场镇管理及其移民特色，但对场镇中的社会组织及其意义缺乏研究。事实上，如果深入分析场镇中社会组织对移民社会的意义，或许对“移民社会的终结”这一重要问题可以有新的理解。
地方认同论
地方认同论强调的是移民后裔形成“四川”（或“四川人”）认同的象征和逻辑。与窦季良将会馆视为移民的标识同理，王东杰将会馆崇祀的“乡神”视作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他的《“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以士大夫对“乡神”的论述来讨论入川移民“在走向'四川人’过程中围绕着地域认同问题展开的思索与论辩”。他发现“乡神”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既可以被“建构”又可以被“解构”或“重构”。因此，移民的原乡认同和新的家乡认同（“四川人”认同）并不是对立的，认同的转化亦不一定表现为符号的转变，有时对新家乡的认同是悄然发生的。此外，黄权生、林移刚等学者将祭祀四川本地神灵的川主庙泛化理解为四川会馆，将川主的崇祀视为移民入川后新认同感的建立标志和象征。
显然，这些学者都将神灵作为表达移民及其后裔地方认同的符号。然而，如王东杰发现的那样，移民认同的转化不一定表现为符号的转变，仅仅将神灵作为认同符号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回答移民地方认同转变的问题。
拓展移民社会研究
三种解释框架在多个层面探讨了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的历程、结果及其成效，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三个方面探索、扩展和深化对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首先，将“移民社会”的历程与“市场社区”的结构结合起来，探讨清代以来四川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提出的“市场社区”概念对研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他是基于在四川成都地区的田野调查得出这一理论的。然而，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研究却未将“市场社区”的逻辑纳入其中，或者未能与之展开对话。我们应将二者分别侧重的“过程”与“结构”结合起来，探讨移民社会发展进程中市场的意义，以及市场社区在移民社会进程中的形成机制。如果我们将移民社会的整合、地域秩序的演变和地方认同的塑造置于“市场社区”的地域中来考察，或许可以得出不同认识。
其次，将“移民社会”纳入“地方社会”的整体史视野中来探讨。上述三种解释框架虽然对会馆、神庙的讨论较多，但对这类社会组织得以形成的制度原因、活动内容和相互关系鲜有涉及。事实上，会馆、神庙的建立与清代四川的行用制度联系紧密，它们在制度、官府运作、移民社会和地方权势转移的综合作用下，对社会整合和变迁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赋役制度、地权流动、商业贸易、风俗变迁、宗教团体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需要将相关问题与移民社会的讨论结合起来，彼此观照，形成整体史的研究视野。
最后，将清代四川移民社会与南洋“华人社会”、清代台湾地方社会展开比较研究，探讨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自20世纪中期以来，学者基于对有关南洋“华人社会”和清代台湾地方社会的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解移民社会和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新理论和新概念。如文化移殖、通道、祭祀圈、信仰圈等，对研究中国移民社会和传统乡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而言，四川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内陆地区，对清代四川移民社会与南洋“华人社会”、清代台湾地方社会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和反思前述概念和理论，推动移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乃至对深入认识中国区域社会史和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都有重要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清至民国成都平原的场镇与地方社会研究”（20YJC770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