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织女在是天帝的后代 这还真不是民间乱扯 有织女才有华夏文明兴盛的基础

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织女是玉帝的女儿，这还真不是东宫娘娘烙大饼的民间传说，而是古已有之的说法。早在汉代《史记·天官书》就明确给出了“织女，天女孙也”的说法，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正式成型，织女才变成了天帝的女儿。更有意思的是两汉时期的民歌中刘兰芝等美女都有织女的属性，她们都善于制作高档次的纺织品。华夏先民崇尚织女的传统由来已久，因为织女确实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构建者。

织女的重要性有两个，第一就是织女的作品布匹和丝绸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很长时间都是货币，能干的织女就是印钞机，就是富国强兵的保障。尽管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在周代就已经出现，秦人也发行了自己的铜钱，但实心眼的秦朝汉子最在乎的还是布匹。秦代的《金布律》就认为，“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秦人用伪劣的铜钱都没关系，但布匹就必须正规，“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秦朝还强行规定了布匹和钱币的兑换比例是“钱十一当一布”。

“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汉朝君臣也不认可单一的贵金属货币，认为只有“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的劳动产品才是真正的财富。在两汉的家庭经济中，能织布的女子往往是家庭经济的半壁江山。按照汉朝人的计算，五口之家、百亩田地单凭男子农耕劳作一年只有1500文剩余（“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在边境地区这些钱币要是购置衣服就只能购买两三件。汉朝还实行普遍兵役制度，男子都要服兵役两年，因此女人织布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两汉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可以在二百天内织出十匹布（这是同时代《九章算术》里给出的理想状态），根据手艺的好坏可以换得3000～5000文的铜钱，等于上百石粮食，在家庭生产上不次于男子。如果汉朝的妇女有非常高的手艺，可以纺织高等级的绫罗甚至锦绣，那么她的收入甚至可以超过高等级的官员。西汉许宝光的妻子能两月纺织一匹散花绫，她的作品一匹就价值万钱，月收入已经相当于汉朝2000石的官员，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自己的儿子买到入朝为郎的资格。 因此汉朝女子的经济地位很高，离婚再嫁也是常事，《孔雀东南飞》中的太守就愿意给自己的儿子迎娶拥有顶级织女技能的刘兰芝。

在三国时期还出现了一场改变中国纺织格局的重大事件，那就是诸葛亮推行蜀锦。锦是丝织品的最高等级，汉代一匹锦的平均价格都高达18000文。到三国时期锦的价格更加飞涨，因为汉锦的生产中心襄邑（今天的河南睢县）已经被战火摧毁，中原大地已经没了生产锦绣的能力，只剩下蜀地还能生产蜀锦。诸葛亮因此设定专门官员推广蜀锦生产，让蜀锦成了蜀汉最重要的对外经济来源。到蜀汉灭亡时，刘禅还能拿出“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这个数字的高档次丝绸和大一统的明朝相当，已经足以让司马昭喊“土豪”了。蜀汉的男子耕种打仗，女子纺织蜀锦，诸葛亮在世时对外作战频繁，但蜀国经济运行良好，百姓收入只增不减。蜀地还充当数百年的锦绣独家生产基地，蜀地人民也因此纪念他上千年。

辉煌的盛唐也离不开织女们的努力，唐朝鼎盛时期以丝绸为主要收入，每年有2350万匹丝绸收入，其中的700多万匹投入到了军事上。在唐朝2000匹丝绸就能建造一艘中型战舰，50匹丝绸可以换得一批优良的西域战马，上千丝绸就可以换得一个小国的效忠，唐朝每个每月士兵的工资也是一匹丝绸、 一斗米和一匹布，织女的劳作也是唐朝重要的国力支柱。

我们周边的国家比如朝鲜也很看重织女的手艺，因为他们的法定货币就是布匹，就是他们的织女手艺特别差。1460年朝鲜颁布的《经国大典》就规定“国币分三等，五升布为上等，三升布为中等，楮货为下等”。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其间多有反复，但布匹一直是朝鲜人最爱的货币。朝鲜的布匹货币有两个特点，一是相对于中国布匹、丝绸分量少，朝鲜作为货币的五升布一匹是“染淡靑，长三尺，广终幅，缝上下”，而唐朝士兵月薪的一匹丝绸、一匹布都是40尺，接近25米长，是朝鲜布匹的二十多倍；第二就是质量很差，在中国人看来是惨不忍睹，很对不起“小中华”的名头。所谓的升就是布匹的密度，“布八十缕为一升”，朝鲜当货币使用的五升布、三升布倒是很符合中国礼制的规定。《仪礼》中明确规定，桑服中的“小功”“大功”（“五服”亲戚中较远的分支，“小功”就是本宗兄弟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祖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服丧；“大功”就是已婚女为伯父、叔父、兄弟、侄、未婚姑、姊妹、侄女等服丧）丧服标准是十升布和八升布（可以适量加一升）；只有关系较近的亲戚才穿五升以下布匹材料制作的丧服，只有最亲近的孝子才能穿三升布。这些很讲“孝道”的布匹就是朝鲜最常用的货币，朝鲜禁卫军士兵一个月也只有一匹三尺的五升布。朝鲜王朝还规定贪污这样的布匹超过200匹的就要处以极刑，普通朝鲜人家中有数匹五等布的就算是中产。李氏朝鲜的布匹和同时期的明清布匹比起来在产能上相差百倍，质量上更是大大不如。明朝中后期中国的棉布价格基本保持在每匹值银0.15—0.16两之间，即使最精致的棉布，价格也不过是每匹值银0.17—0.2两之间，而朝鲜规定的棉布和白银内部兑换律是一匹布价值2两白银,两国棉布差价巨大。因此朝鲜在明清时期严格限制中国棉布输入，防止产生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华夏女子和朝鲜女子在纺织技艺方面相差甚远，这也是古代织女的第二个作用，那就是纺织技艺高超的民族真的能够定义“文明”。所谓的华夏就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其实和纺织技艺密不可分。历史上的朝鲜把十一升布当做是绝代奢华，不容许出口。而战国时期的楚国就已经有了17升布，西汉马王堆也出土了21升到23升的细布，11升的布匹在华夏根本就稀奇。能够纺织二十升以上的布匹也是华夏文明的标志，华夏男子最重要礼仪是加冠礼，加冠后男子才是宗族的正式成员。最普通的华夏男子都要进行三加冠礼仪，其中的第一个冠就是三十升布制作的缁布冠（其次是皮弁冠、爵弁）。在战国、两汉之际，带过三十升布缁布冠的男子才是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华夏后裔，在蛮夷入侵时要主动站出来保家卫国。

织女的劳作打下了强盛华夏的根基，创造出了东亚最高文明的标志物，所以织女能被当成是天帝后裔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