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金石学兴起之后，西汉铸钱遗物受到金石学者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汉长安城地区西汉铸钱遗址及钱范的发现，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除大量的研究论文之外，还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关中秦汉陶录》、《秦汉钱范》、《新莽钱范》、《秦汉钱币研究》、《汉锺官铸钱遗址》等。学者对西汉时期的铸钱遗址、铸钱技术、工艺流程、五铢钱分期、何为上林三官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是，不少研究常以收藏者的藏品为依据，考古调查及发掘资料十分缺乏，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收藏品对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如上林三官钱丞及火丞封泥的发现，使何为上林三官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但多数收藏品失去了出土地点信息，给研究造成一定混乱，使上林三官地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在铸钱遗址的研究上，以考古调查及发掘资料为基础，注重遗物的出土地点，以此判断遗址的时代及性质，显得尤为重要。此前，陈直、蒋若是、党顺民、吴镇烽、姜宝莲、秦建明、赵晓明、白云翔等学者，都曾对上林三官作过有益的探讨，基本搞清了何为上林三官及三官各自的职能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即上林三官在何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长安城地区汉代铸钱遗址的考古发现，重点对上林三官在何处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有所推进和创见，并以此向大家求教。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主要指西汉长安城及上林苑内的铸钱遗址。文献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专令上林三官负责五铢钱的铸造，即历史上著名的上林三官。实际上，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即开始了五铢钱的铸造，也就是所谓郡国五铢。为了便于上林三官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对五铢开铸之后至王莽之前的铸钱遗址进行研究，其他时期的铸钱遗址或钱范出土地点，仅作一般性介绍。澄城坡头寨铸钱遗址，学界已断定为元鼎四年之前的铸钱遗迹，且已超出上林苑范围，不在讨论之列。目前，汉长安城地区发现的西汉铸钱遗址有四处，每一处面积都比较大，包括了几个自然村，为了行文方便，文中仅以较有名的一个村庄指代。他们分别是：汉长安城内西北部的相家巷遗址，汉长安城以西建章宫内的高低堡遗址，长安县窝头寨遗址和户县兆伦村遗址。为了便于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以及取水、用水之利，遗址多分布在河流岸边。除相家巷外，其他都在都城之外的上林苑内（图一）。
位于陕西户县（今西安鄠邑区）兆伦村，东北距汉长安城约25公里，西南距户县城11公里。钱范主要分布于兆伦村东北部新河及蚰蜒河两岸，在兆伦村内及石桥村东部发现窑址。历年来，发现西汉五铢钱及王莽时期的铜钱铸范、陶范模及大量陶背范，两河口附近是陶范分布的密集区域。遗址中发现大量王莽时期的范模，其上有“锺官前官”铭文，如“锺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常造”等，证明该遗址为锺官铸钱工场无疑。20世纪60年代，苍龙河改道时曾挖出大量钱范及冶铸遗物。1991年，姬荫槐曾对该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大量陶背范及一些陶范模，其中一块范模上有模糊不清的“锺官”二字，以此推测，这里是“汉莽时京师直辖锺官——上林苑国家铸钱场之一”。1994～1996年，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对该遗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并于2004年出版了调查报告，对遗址的内涵及性质做了详细揭示，进一步确认其为西汉锺官铸钱作坊遗址。遗址出土五铢钱范及王莽钱范，还有半两、五铢、王莽铜钱及上林瓦当等。五铢钱有穿上一横、穿下半星及无记号几种，另外还有一种四决纹五铢。半两钱有榆荚、八铢、四铢、有郭等几种。从出土的遗物推测，该遗址铸钱时间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2015年12月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大面积钻探，以确定遗址的保护范围。这次考古调查，在兆伦村东南发现一座古城，其南墙长约1038、西墙残长500多米，东、北墙尚未找到。推测该城址可能为文献记载的锺官城。目前因缺乏充分的发掘及解剖资料，尚难确定其筑城时间。位于汉长安城内西北部，属西安市未央区，所处位置即西汉手工业区。在此发现众多与制陶、铸铁及铸钱有关的窑址及铸范。铸钱遗址分布范围包括相家巷、相小堡、曹家堡和袁家堡等，面积约3平方公里。1955年，俞伟超在该遗址调查时，发现1件石质五铢钱范，钱模阴文，穿上一横，型腔中央有一凹下的小圆点，是一件母范，据字形判断似武帝时遗物。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相家巷村南发掘3座烘范窑、1座炼炉和5个废料坑，发现大量铸造车马器的叠铸范及坩埚碎片、炼渣、红烧土等。在相家巷村东发现数以千计的陶范模。有的陶范模的范首部位带铭文，内容包括纪年、编号、工匠名等。纪年有昭帝 “ 元凤 ”、宣 帝“本始”和“甘露”等年号。20世纪90年代末，该遗址又发现一批钱范，有一块“□二”石范，“二”为阴文，其他为陶背范及陶范模。有的范模上带“工□”、“工可”、“工野”、“大”、“一”、“本始二年十月丁未造”等铭文。2003年，相家巷村东修路时，挖出了大量的五铢钱范，有陶范模千余件，陶背范万余件，还有大量坩埚、铸钱炼炉炉底残渣等。报道把发现的范模分三类，一是范首无纪年铭文及其他标识的，二是范首铭文有职官及工匠名称标识的，三是范首有纪年、月、日铭文的。调查者认为，该遗址是西汉上林三官国家造币厂之一。五铢钱模的穿上多带一横，不见其他记号。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此发现了带“巧”字的钱范。以前藏家著录中有“巧一”铭文钱范出土于此，但为收藏品，可信度较低（图二，2），这次是党顺民、赵晓明亲自调查所得，应该是可信的（图二，1）。
根据历年来征集、调查及发掘资料，该遗址发现的五铢范模，铭文可分七类。1.官署及其编号 如“巧一”等。“官一”钱范是否发现于此，尚存疑问。3.作坊内部分区 第一可、第二工、第 二 （ 遂 ） 、 第 三 （ 遂 ） 、 第 四 遂 、（第？）四。4.工匠名 如工可、工野、工申、工长寿、申工长寿、工乘山、可、甲、大等。7.纪年 如昭帝元凤，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元帝永光、建昭，成帝永始等年号，以及三月、五月、“正月甲子造六月戊申就”等。据相家巷所出钱范及铭文看，其铸钱时间在西汉中期至晚期，尤以昭、宣时期为盛。根据收藏者的藏品，有晚至元帝及成帝的钱范铭文，年号有元帝永光、建昭和成帝永始。陈直根据钱范铭文，认为相家巷钱范，未发现武帝时年号，最早的年号是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最晚的是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高低堡现属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发现铸钱遗存的村庄有焦家村、孟家村、东柏梁、高堡子、低堡子、北沙口等，分布范围约7平方公里。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此建筑建章宫。据记载，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范围广大，上述遗址均在建章宫内。建章宫竣工以后，作为新的政治中心使用，直到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才搬回未央宫，至新莽地皇元年（公元20年）被拆毁。建筑建章宫之前，这里曾是汉武帝铸钱的场所。1956年，在距汉长安城西南角300米的皂河明渠岸边，曾出土过10块铜锭，上面刻有重量及“汝南富坡宛里田戎卖”等题记，推测可能是当时铸钱的铜料。1987年5月，徐平在汉长安城西“建高遗址”收集26件陶范模，范模上有“巧一”、“巧二”、“可”、“工”等铭文。他未说明钱范的具体出土地点，从名称推测，可能在建章宫高低堡附近。20世纪80年代，党顺民在建章宫前殿基址东南角的一个防空洞内，发现80枚铜钱及陶钱范、流铜、铜渣、木炭等遗物，铜钱除1枚四铢半两外，其他均为五铢。其中，7枚五铢钱平背无内外郭，1枚穿上无横，其他均穿上有一横。陶范模上有“工”和“巧”字铭文。一块“巧二”范模上有4列五铢钱模，钱径2.45厘米，穿上有一横。另一块“巧二”范模上有6列五铢钱模，钱径2.55厘米，穿上有一横。显然，铸钱遗址压在建章宫前殿基址之下，年代早于建章宫的修建。党顺民认为，建章宫是在上林三官统一铸钱之后9年起建的，这里发现的五铢钱及钱范，应包括西汉郡国五铢、赤仄五铢及上林三官五铢。建章宫前殿遗址西约0.5公里的东柏梁村南，曾发现五铢钱范堆积层，有大量的五铢钱背范，背范上有钱模4或6列。建章宫前殿遗址以北的孟家村村东及焦家村断崖处，也发现一些五铢钱背范。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位于东柏梁村东南250米处。该建筑室内陆面铺砖，铺砖残破的地方以钱范补砌，附近还发现以钱范砌起的不规则平台。建筑年代为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钱范均为废料二次利用。钱范大量为背范，也有少量范模，范模上有4、6或8列五铢钱模，尤以8列钱模为其他遗址少见；其中一块范模上有“巧三”铭文（图三）。“巧三”范模的发现，说明以前著录的“巧”字钱范出自此地是可信的。
有学者把高低堡与好汉庙作为一个整体，认为是技巧官署的铸钱工场。但好汉庙位置更偏南偏西，不见五铢钱范，应是王莽时期的铸钱工场。与好汉庙相邻的北沙口村南也发现五铢钱背范及范模，应属高低堡铸钱遗址的遗物。高低堡与好汉庙之间可能有一定的界线。从发现的陶范模的风格看，高低堡铸钱包括了郡国五铢到三官五铢，建筑建章宫时即停止铸造，时间应为公元前118～104年。“巧”应为“技巧”的简称，高低堡是太初元年以前的技巧铸钱工场。1962年，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对长安县窝头寨铸钱遗址进行了调查。该遗址西距沣河1公里，北距渭河6公里，包括窝头寨、黄堆村、金家村，面积较大。在此发现大量五铢钱范，还有许多西汉砖瓦，包括“上林”瓦当，黄堆村还曾出土过“上林农官”瓦当。发现的钱模有穿下半星、穿上一横及无记号三种。钱范上有4、6列钱模，范模上有“元凤”年号铭文。铸钱时间应为汉武帝至西汉末年。遗址在上林苑范围内，应为上林三官的一处铸钱工场，但具体属于哪一官，尚需进一步的考古资料证实。2012年，阿房宫考古队又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出土一块带“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铭文的范模，明确为宣帝时期铸钱的遗物（图四）。目前，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也在此进行发掘，期待更新的资料公布。
汉长安城内及其周围地区还发现多处铸钱遗址，如好汉庙遗址、郭家村遗址等，都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以往好汉庙遗址发现很多新莽钱范，但具体位置比较模糊。陈直认为在三桥镇北五里，这里出土的陶范多长方形阳文正书的范模，浇铸以直流合范为主，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好汉庙在孙围墙村学校的高台上，民国时台上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庙建在曝衣阁的遗址上。因周围的北沙口、新军寨、孙围墙、吕围墙和双楼寺五村共结为庙社，所以这五个村都称为好汉庙。这一区域位于汉武帝建章宫西南面，发现大量王莽时期的钱范。目前因没有发现建章宫宫墙，因此范围不清。有的学者把好汉庙归到建章宫区域铸钱工场范围内，很不恰当。从发现的钱范看，二者铸钱时间不同，建章宫区域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的铸钱遗址，好汉庙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郭家村遗址位于汉长安城东部，包括郭家村、三九村、张家堡和尤家庄等几个村庄。1958年，郭家村发现内含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中除王莽铸范外，还有铜环、刀削、车马饰等陶铸范，并在其西北方探出一个窑址。1986年，西安北郊三九村发现一座放置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内放置成包的叠铸范，每包叠铸范，铸范层层相叠近50层，一次可铸150枚铜钱。郭家村、三九村均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且相距不远，所出均为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报道说两窑都是烘范窑，说明这里是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铜器的作坊。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钱范可能是供给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这种认识应有误，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南部，郭家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相距较远。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于制作铸范的，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东部取范，而且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铸范。汉长安城内还有几处钱范出土地点，如石渠阁、桂宫、柯寨、何寨、直城门大街等，发现大量陶背范，但罕见范模，更未见铸钱遗迹，可能是相家巷钱范被转移到了他处。2001年，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北岭发现一处新莽“小泉直一”制范遗址，出土百余件小泉直一陶范模，大部分钱范被掩埋在路基下。关于上林三官铸钱的记载，在《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中几乎相同，均载：“其后二年（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入其铜三官。而民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何为上林三官？文献记载没有明确说明，由此引起史家不少猜测及探讨。南朝宋裴骃认为，可能是均输、锺官、辨铜，虽是推测之语，却一直被史界所引用。陈直根据发现的“锺官火丞”（图五，6）、“锺官钱丞”（图五，5）、“技巧钱丞”（图五，7）、“辨铜令丞”封泥，认为应为锺官、技巧、辨铜。此后，汉长安城及户县兆伦村遗址分别发现了“技巧火丞”（图五，3、4）、“锺官钱丞”封泥，似乎也支持陈直的观点，因此，得到钱币学界的赞同。但丁之方提出异议，认为成帝建始二年之前，确如陈直所言，上林三官为锺官、辨铜、技巧，之后省技巧而由锺官总揽铸钱之事，将负责运送铜料与铜钱的均输与锺官、辨铜，合称上林三官。
《汉书》记载，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罢六厩、技巧官”。但学者们并未意识到所罢即为铸钱之官。直到1997年，西安又发现了一些汉代封泥，除“技巧火丞”外，尚有“六厩钱丞”（图五，1）、“六厩火丞”（图五，2）。这一发现对何为上林三官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性意义。党顺民、吴镇烽据此认为，上林三官就是锺官、技巧、六厩，三官各有其火丞与钱丞。至此，锺官、技巧、六厩为上林三官之说广为学界所接受。前述汉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四处主要铸钱遗址，其铸钱时间均在西汉中晚期（汉武帝至西汉末）。兆伦村铸钱遗址时间更早一些，可早至西汉早期，但大量铸钱仍集中于西汉中晚期。从发现的陶背范及陶范模看，各遗址在铸造技术及所铸产品方面，虽有些微差异，但共性是主要的。从形制看，范模均呈长方形，范首有1～2个浇铸口和排气口，中间有主浇道，范面上对称排列着4、6或8列五铢钱模，均为直流浇铸。高低堡发现的范模上有4、6或8列钱模，其他三处有4列的，有6列的，其中以6列的最为常见。4列和8列的具有早期特征，6列的则为成熟时期的通行模式。从浇铸口与排气口的设置看，各遗址发现的范模，浇铸与排气方式可分两种，第一种顶部设两个浇铸口，没有专门的排气道，浇铸口兼作排气道；第二种为通气孔道与浇铸口分设，排气道设在范模两翼，顶部有一个或两个浇铸口。高低堡遗址范模上常见第一种方式，少见第二种方式，其他三处遗址两种方式均存在。两种方式不仅涉及浇铸及排气铸造技术问题，而且也存在流行时间的差别，第一种方式稍早于第二种方式。从陶范模上的五铢钱模看，五铢钱径一般2.5～2.7厘米，穿径1厘米左右，有的穿上一横，有的穿下半星，也有的无标识，但面、背都有郭。“五”字交笔或直而微曲，或缓曲呈“炮弹形”，“金”字头呈等腰三角形，“朱”字头方折。高低堡钱模正面穿上有一横的，有穿下半星的；相家巷一般都有一横，不见其他记号；窝头寨有一横的，有半星的，也有没有记号的；兆伦村有一横的，有半星的，还有带四决纹的。穿下带半星的五铢钱，多铸于高低堡、窝头寨、兆伦村；相家巷所铸五铢，多为穿上一横，而不见半星。从所铸产品看，相家巷、窝头寨和兆伦村铸钱遗址都发现钱径约1.2厘米的小五铢钱范模。此类小五铢在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宣帝杜陵等陪葬坑中发现很多，是专为随葬而铸的冥币。钱形器是一种货币计数工具，在兆伦村及高低堡遗址曾发现铜钱形器，高低堡还发现了铸造钱形器的陶范。以上表明，各遗址之间在铸造技术及所铸产品方面存在一致性，而且在一些小细节方面也有内在的联系。一些范模的范首部位带有阳文铭文，各遗址中范模铭文的异同，也为研究上林三官的地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关于上林三官的地望，钱币学及考古学界均有一些探讨。在未发现其他铸钱遗址以前，陈直曾认为相家巷为锺官所在地。1980年，陈直在《三辅黄图校证》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户县锺官遗址是上林三官的锺官所在地。兆伦村铸钱遗址发现以后，证明陈直修正后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上林三官的地望，钱币学及考古学界均有一些探讨。在未发现其他铸钱遗址以前，陈直曾认为相家巷为锺官所在地。1980年，陈直在《三辅黄图校证》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户县锺官遗址是上林三官的锺官所在地。兆伦村铸钱遗址发现以后，证明陈直修正后的观点是正确的。通过对四处铸钱遗址的综合考察，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锺官在户县兆伦村遗址已无疑义，姜宝莲、秦建明在《汉锺官铸钱遗址》中有详细的论述。高低堡遗址为建章宫修建以前的技巧官所在地，也是明确的。与前辈学者相比，笔者还有两点不同看法，一是建章宫修建以后，技巧官不是搬到了窝头寨遗址，而是搬到了相家巷遗址，相家巷遗址是技巧铸钱的新址；二是既然六厩不在相家巷遗址，那么唯一可能的是六厩在窝头寨遗址。在《汉锺官铸钱遗址》中，姜宝莲、秦建明基本同意吴镇烽、党顺民关于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和六厩的意见，但认为相家巷遗址钱范大多属于昭宣时期，是否为六厩有待研究。关于锺官，以往文献多记载其地望在户县。姬荫槐也做了实地调查，认为户县兆伦村遗址可能为上林锺官铸钱遗址。1994～1996年，姜宝莲、秦建明等人进一步调查，证实户县兆伦村遗址即为三官之锺官铸钱工场。关于技巧官。在以往的著录中，“巧”字钱范多出于高低堡一带，建章宫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证明以前的著录不误。朱活认为，这里的范模带有早期五铢的诸多特征，属于上林三官五铢范模，建章宫是在上林三官统一铸币之后9年起建的，言外之意是，这些属于建章宫建设之前的三官五铢。另外，建章宫一号建筑基址中有8列钱模的钱范，其他几处遗址少见，也具有早期钱范的特点。因此，有学者认为，从铸钱时间上来看，该遗址出土的五铢钱范，应包括郡国五铢到三官五铢。以高低堡为中心的铸钱工场是太初元年以前的技巧铸钱工场，太初元年以后因建章宫的修建而迁废。建章宫前殿基址下的铸钱遗迹，证明其铸钱时间早于建章宫建筑时间。建章宫建于武帝太初元年，上距元鼎四年上林三官铸钱有9年时间，距元狩五年则有14年时间。技巧从建章宫迁出以后，去了哪里？有学者认为迁至窝头寨，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相家巷被认为是六厩的铸钱场所。《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騊駼、骑马、辂軨、大厩也，马皆万匹”。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置水衡都尉，六厩是其属官之一，应在上林苑内。但相家巷不在上林苑，而在长安城内。有学者认为六厩在相家巷遗址，主要是根据清人姚鼐的一条注疏。《汉书·平帝王皇后传》记载：“登车称警跸，便时上林延寿门，入未央宫前殿”。姚鼐注曰: “汉上林有二处，一在城内，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时起，所包广远，在南山下。若城内上林，高祖时即有之，萧何所请令民入田者也。盖景武之后，不以为豫游之所，而属大农，以铸钱藏币”。姚鼐之说实属牵强。汉初萧何建未央宫，并未筑长安城墙，长安城墙是在惠帝时期才筑起的。因此可以说，整个汉长安城及其周围区域都在秦上林苑的范围内，萧何令民耕种的地方，无所谓城内城外。姚鼐是清代文学家，其说本无多少影响，但被王先谦引作《汉书补注》以后引起研究者注意。有学者用来作为证明相家巷为六厩的证据，显然亦认为这里属于城内的上林苑。但早有学者对此作了详细论证，认为汉长安城中根本不存在另一个上林苑。党顺民、吴镇烽因在汉长安城遗址内发现“六厩钱丞”、“六厩火丞”的封泥，而认为相家巷铸钱遗址即为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显然也是缺乏逻辑的。因为汉长安城有皇家及政府的各级管理机构，其官署驻地往往会出土一些京外或下属机关的封泥，但并不能因此认为那些机关就在封泥的出土地。白云翔认为，关于相家巷钱币作坊的性质，属于汉武帝上林三官无疑，至于隶属于上林三官的哪个官署，尚有待探究。有的学者认为是六厩铸钱工场，此观点尚可讨论。锺官、技巧和六厩可能是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后主铸钱币的上林三官，但汉长安城内发现“六厩钱丞”和“六厩火丞”封泥的同时，还发现“技巧火丞”封泥，因此，在没有更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尚难断定相家巷钱币作坊是六厩的铸钱工场。既然相家巷遗址不是六厩，但又发现大量的五铢钱范，那么，它是什么？笔者认为，建章宫修建时，可能把技巧铸钱工场迁到了相家巷。陕西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巧一”五铢钱范模，标注出自相家巷，因不是发掘出土或实地调查所得，大家对此尚存疑问。2003年，相家巷修路挖沟，党顺民、赵晓明实地调查，在挖出的钱范中拣选到一件“巧”字的五铢钱范模，说明相家巷确实也出土“巧”字钱范。囿于相家巷为六厩的成识，并未引起他们应有的重视，更未据此修正以前的认识。从出土的纪年钱范铭文看，相家巷遗址最主要的铸钱时间在昭宣时期，过去著录的收藏品还有元帝及成帝钱范，在时间上正好上接高低堡遗址。除了纪年钱范外，相家巷还有大量没有纪年的带“工”字钱范。据党顺民、吴镇烽的研究，这些钱范应是宣帝之前的遗物。他们认为，“巧”、“工可”、“工一”及无记号的范模上,“五铢”钱模的“五”字书写交笔直而微曲。宣帝“本始三年、四年、五年”范模上,“五铢”钱模“五”字书体交笔弯曲，呈炮弹形。“工可”、“工一”、“工四”、“第二工”、“大”、“甲”等铭文范模，早于宣帝年号，工匠也是宣帝以前制范工匠。姜宝莲、秦建明也认为，武帝时期的陶范模上目前还没有发现年号，但有些范模上面带“官一”、“官二”、“官三”、“巧一”、“巧二”铭文，应是汉武帝时期的范模。现在发现最早的纪年范是昭帝元凤元年。从元鼎四年至元凤元年，有33年的时间，即使从太初元年算起，也有24年的时间，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上述没有纪年，但有“工”、“巧”、“可”等铭文的钱范，很可能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从建章宫及相家巷遗址均有“巧”、“工”、“可”铭文的范模看，二者铸造技术及铭文风格都是一致的。在相家巷铸钱遗址发现两块子母砖，与其他五铢钱范混在一起，其上各刻有一个“巧”字，是在砖坯未干时刻写上的，然后烧成带字的成品砖。这也是笔者推测相家巷遗址为技巧官铸钱作坊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是，相家巷与高低堡遗址相比，有些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如相家巷遗址“巧”字范模减少，“工”、“可”字范模增多，而且“工”可分“工一”、“工二”、“工可”、“工野”等。而高低堡遗址“工”、“可”字范模较少，当然这与发现范模的数量也有很大关系。总之，相家巷遗址应该是技巧官新迁之地，承担起原技巧官铸钱职责，从太初元年一直到西汉末年。之所以迁至此地，首先因为相家巷是西汉官营手工业中心，在此发现很多烧制车马器及着衣陶俑的窑址，具有良好的手工业基础；其次，其位置靠近渭河，在原料运输及用水方面极为便利；再次，手工业区外有围墙相隔，既安全，又便于管理。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官一”、“官二”五铢钱范模，传出于相家巷遗址，现在看来，很可能出自兆伦村锺官遗址。正如姜宝莲、秦建明所言，“官”字范模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以往发掘中亦未见到过，是否出于相家巷遗址值得怀疑。姜宝莲曾专门撰文，认为“官”字范模属于汉武帝时期锺官所出。从“官一”、“官二”钱范观察，其上钱模“五铢”的“五”字交笔稍直，显示汉武帝时期五铢的风格，是早期锺官铸钱的陶范。其中一块陶范模，钱模上有四决纹，四决纹钱铸于锺官铸五铢钱早期。遗憾的是，虽然兆伦村遗址发现不少王莽时期带“锺官前官”铭文的陶范模，却一直没有发现“官一”、“官二”铭文的范模；而在相家巷发现的几千块带铭文的范模中，也没有一块带“官”字铭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兆伦村铸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两件五铢钱陶范模，一件带“地节四年三月”铭文，一块带“官”字铭文，还发现一枚“锺官火丞”封泥及一块带“官”字戳印的西汉长条砖，这些发现弥补了以往的遗憾，说明“官”字铭文的范模的确出于兆伦村锺官遗址。关于六厩，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其所在地在何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上林三官中的锺官、技巧官铸钱作坊分别确定在兆伦村、高低堡及相家巷遗址。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只有一地可能为六厩铸钱作坊所在，那就是窝头寨遗址。窝头寨遗址位于上林苑内，有出土的西汉“上林”、“上林农官”等文字瓦当为证。窝头寨遗址发现大量的西汉五铢钱范，虽然大多为背范，范模较少，但从中也能看出其大致的铸钱时间。这里发现的范模，有4列钱模的，也有6列钱模的。其中一块4列钱模的范模上，“五”字交笔较直，穿下有半星，具有汉武帝初铸五铢时的钱模特征。一块6列钱模的范模上，“五”字交笔缓曲，有宣帝时期的“元凤”纪年。近年考古发掘还出土一块宣帝“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的范模。由此可以肯定，至少从武帝至宣帝时期，这里都在铸造五铢钱，而这个时期正是三官铸钱的鼎盛时期，在“专令三官铸钱”的大背景下，中央垄断了货币铸造权，不允许其他机构或郡国铸造，位于上林苑内的窝头寨遗址，一定是一处上林三官的铸钱工场。在锺官、技巧官均已确定的前提下，窝头寨遗址很可能是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当然，现在还没有铁证，在四个铸钱遗址中，窝头寨遗址资料最为单薄，期待今后考古工作予以证实。对一个国家而言，铸币权是控制经济命脉的有力手段。在总结汉初铸币乱象的基础上，汉武帝于元鼎四年设立上林三官，负责全国钱币的铸造，把铸币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开创了中央铸币的新纪元。关于上林三官，文献仅记载了设立的时间及所属官署，但并未说明具体是哪三官，从此，何为上林三官成为历史公案。随着西汉封泥的陆续发现，20世纪末，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但是上林三官在何处，并未随之解决。21世纪初，随着户县兆伦村汉锺官铸钱遗址的确定，为这一问题的解决确立了一个基点。相家巷铸钱遗址多次发现大量的西汉铸钱遗存，尤其是丰富的范模铭文，为寻找建章宫营建之后技巧官的去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对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梳理的基础上，通过认真比较四处西汉铸钱遗址所出钱范资料，提出了如下认识。相家巷遗址不是六厩铸钱工场，而是太初元年以后技巧官铸钱的新址。高低堡与相家巷遗址都发现“巧”、“工”、“可”等相同铭文的范模，二者在时间上前后相接，均是技巧官的铸钱作坊。在锺官和技巧铸钱作坊地望确立的前提下，窝头寨遗址很可能是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刘庆柱、白云翔先生的悉心指导，刘瑞慷慨提供窝头寨出土的钱范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0年第10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