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的暗示》阅读笔记（二）

《长时间的暗示》阅读笔记（二）

作者：陈全

说明：1978年，精神分析家弗朗索瓦兹·鲁斯唐在《新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长时间的暗示》一文，他在文中强调了暗示在分析治疗中的作用。因为文章篇幅过长，笔者没有选择翻译全文，而是整理出本文的主要内容并加入自己的理解。

前文见：《长时间的暗示》阅读笔记（一）

接下来，我们回到1899年，弗洛伊德讲述了一个B女士的梦，这个梦预言了第二天早上她和K先生的相遇。B女士只记得自己梦到了相遇的那一刻，她由此重新构建了整个梦境。弗洛伊德在结论处写到：“是事后对梦的构建才使得它成为了预言梦，只有通过了审查机制，梦才能进入到意识。”（《Eine erfullte Traumahnung》）1901年，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十二章第四节重新提到了这个案例，他的解释依旧是相同的，但是在开头增添了一句话：“很多人都坚信梦有预言性，因为人们可以用很多事实对此予以论证：在梦中出现的愿望，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了满足。”在这段话中，心灵感应现象已经被精神分析完全吸收了，尽管精神分析没有给出任何实证。

二十年后，事情完全改变了。在这期间，弗洛伊德深受荣格和费伦齐提出问题的影响，他自己也有了思想迁移的经历，这使他不得不开始严肃对待心灵感应和神秘主义，它们成为了精神分析需要考察和自我定位的领域。1921年，弗洛伊德在德国哈兹的委员会进行的报告中（《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中译版，内容几乎和1932年的《梦与神秘主义》相同，只是少了弗西斯的案例），他试图寻找出精神分析和心灵感应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会有怎样的困难和危险。在他讨论的第一个案例中，一个男子深爱着他的妹妹，所以他无意识地憎恨他的妹夫。一天他被占卜者告知自己的妹夫将中毒身亡。后来呢，他的妹夫确实中毒了，但是没有身亡。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告诉了我们，不是某人知识中的任意一个片段通过心灵感应传递给了另一个人，而是此人的某个强烈欲望，一个在他意识中的欲望，在他人的帮助下，创造出了一个明显意识化的表达，就好像光谱中不可见的波纹能够在一个感光底片上显现出一道光束。”弗洛伊德的表述值得我们注意：他想要忠于事实，但是他又想保留思想迁移的真实性。为此，他没有说咨询者的私欲被占卜者感受和表达出来，而是说这个欲望“在他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意识化的表达；我们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并不能肯定这个“意识化的表达”是咨询者的还是占卜者的。这个含糊的说法只是为了让占卜简化为欲望的达成。

弗洛伊德接下来说，这其中重要的是，占卜和精神分析的处境存在着相似之处。他不惜代价要避免两者的相似性成为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第二个案例的思考更加浅显：有一个深爱自己父亲的女子，她在28岁时因为膝下无子而患上了神经症，一天，一位占卜者告诉她，她将在三十二岁时有两个孩子。后来呢，虽然她到了40岁仍然没有孩子，但是她的神经症已经因为那次占卜而治好了，原来是她的母亲在32岁时有了两个孩子，占卜的含义就是许诺她代替母亲的愿望会实现的。弗洛伊德将第二个案例解释为女子在40岁时重构了她和占卜者的对话（她将无意识愿望中的“32岁”和“两个孩子”添加进了回忆中），就像是预言梦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当时没有把弗西斯的案例带到哈兹和他最忠实的学生们来讨论，因为这会直接带来精神分析中的思想迁移的问题（相较于占卜者对于咨询者的感应，在弗西斯案例中，是P先生直接对弗洛伊德欲望的感应）。

尽管弗洛伊德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而艾廷贡（白俄罗斯籍分析家）和琼斯却强烈地对他提出反对，以至于这次哈兹的报告并没有被出版，也没有在大众之中被传播。更震惊的是，同样写于1921年的《梦和心灵感应》变得更拘束和戒备。在这篇文章中，“即使心灵感应梦被证实存在了，我们也不需要改变任何关于梦的概念”，并且心灵感应梦“只是一种毫不特别的梦”，也就是说，它也算是一种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欲望达成之梦，还有，“心灵感应传输——即使真的需要被承认——不会因此改变任何梦的本质”。原因很显然：如果我们武装上两个原则，一个是“梦通过无意识的欲望而产生”，还有一个是“对事件的预言来自事后的重建”，那么心灵感应就不会让梦的理论产生问题，更不会让精神分析产生问题。

几年之后，在1925年，弗洛伊德改变了意见，决定参与到对思想迁移的思考中（参见《梦的解析》的增补部分《La signification occulte des rêves》）。例如，对于1921年的占卜者案例，他现在不再说：“在他人的帮助下找到一个意识化的表达”，而是说：“关于占卜的事情，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只能说，咨询者的强烈欲望——他的情感生活中最强烈的无意识欲望，以及潜在神经症的原动力——呈现在他对于占卜者的直接转移中，占卜者用手法分散了咨询者的注意力，感知到了他的欲望。”然后，他继续说：“在我的亲密圈子里进行的反复试验中，我也同样感到，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回忆的转移能够毫不费力地出现。如果我们冒险地将转移对象（分析家）的想法呈现在分析工作中的话，一些本来不为人知的思想就会显现出某种一致性。我有无数次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类的转移（此处为复数）尤其发生在表征从无意识中显现的时候；用理论来说，那就是表征从原处过程到次发过程的时候。”

弗洛伊德跨过了很大的一步，不过他在这里使用的转移这个词，和分析中的转移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还是在词汇上进行了改动，他不再使用“思想迁移”这个词了(法语错误地翻译成了“思想转移”)。然而，弗洛伊德的目标始终限制在对心灵感应现象进行解释中，他认为，精神分析和心灵感应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能够帮助人理解后者的。

1932年，在《梦与神秘主义》中，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并且保持了同样的怀疑。只有精神分析和梦的解析能够给予所谓的心灵感应梦一个意义：“占卜者只能根据咨询者的询问来表达咨询者的思想，尤其是他的私欲。”我们可以相信，现在承认了思想迁移的弗洛伊德，将会对占卜者能够知道客户隐藏的欲望这个事实感到震惊。不完全是这样，上述引用的句子是这样继续下去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预言分析为咨询者的主观产物、幻觉或人们所提及的梦。”弗洛伊德又回到了他的主题，也就是说，独立地研究个体的心理过程，而不是（个体间思想的）迁移现象和交流现象。他认为事情已经全部得到解释了，然而他做的只是把问题又带回他熟悉的领域，他完全是出于良心和诚实而这么做的，他使得思想迁移的支持者相信他们自己的断言。但这里有一个重复的选择性失明，我们接下来会明白。

弗洛伊德接下来又评论了两个案例，结论还是一样的。在预言妹夫中毒的案例中，“占卜者只是表达了他的愿望”，在笔迹的案例中，“当笔迹学家许诺他眼前笔迹的书写者将会在几天内自杀时，也不过再现了咨询者强烈的私欲”。从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弗洛伊德把占卜者、占星家和笔迹学家的话语当成了梦的文本，更具体地说，当成了一段显露出一定潜在意义的文本。用弗洛伊德自己做的比较来说，这些人就是感光底片，在他们身上投射了咨询者渲染过的欲望。正是将这些神秘现象还原成了先前对梦的发现，弗洛伊德才能给予神秘主义某种科学性。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一系列的案例结尾处再次肯定地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听到梦的解释和精神分析是如何帮助理解神秘主义的，我已用几个例子向你们表明，正是借助上述两种方法，原来尚不为人知的神秘现象才被公众所理解。”

然而，弗洛伊德没有止步于此。他很清楚思想迁移和精神分析有联系，不仅思想会从咨询者传到了占卜者、占星学家和笔迹学家那里，也就是说，也会传到分析家那里，还会，相反地，从分析家那边传过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在1921年报告弗西斯的案例，不过他仍然把它当作“给他留下最深刻影响的案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使用多种微妙又诚实的表达来介绍这个案例，同时避免表现得过于严肃。他说：“这些观察至少和精神分析关系密切，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甚至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可能得到的。”意思是说：这个案例是在精神分析影响之下的，所以它并不会动摇精神分析的根基。他后面还说：“在此案例中，事实显而易见，而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进一步阐释。然而，在讨论它时，若没有精神分析的帮助，我们的讨论也无法进行。”也就是说：这些观察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即使我们使用精神分析来处理这些观察。他最后又说：“但我要预先告诉你们，在分析情景中，该例虽有明显的思想迁移，但并不排斥人们产生的各种怀疑，也不允许我们赋予某种资格以支持神秘现象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不要对我说的话太在意，它不代表任何事情。（笔者内心OS：这一连串“然而”和“但是”的转折看得真让人恼火，你俩到底是啥关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