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相对虚伪的哲学之因
从制度上看，民主虽然相对专制为进步，但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标准在于主观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占据当今文明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却极尽德不配位的虚伪，因为相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他们的民族性不够平和，尤其在国际利益的分配方面，他们可以为了片面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无所不用其极。
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的国际交往史历来独具推己及人的文化性格，关键时刻总能以大局观自觉谋求各方整体利益最大化，从不恃强凌弱（打上门来的敌人除外）。这种文化气质的形成，显然与道文化当中独具相对清晰的哲学整体性有关——当我们成熟到自信的程度后，就不需要向外寻求存在感。
比较而言，西方文明就缺乏类似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因而他们主导的现代政治制度徒具民主的形，缺乏主观文明继续主动进步的质——他们信奉上帝，一旦人人都有了绝对的思想自由，上帝就无处安放了，上帝代言人阶层不但丧失既得利益，在丧失既得利益之后，也将变得绝对平民化，而今恰是一个平民化加速的时代——所以被既得利益阶层主导的西方政治暂时不具备主动放弃不当得利的动机，只能靠常识化哲学的强力挤压才行。
西方文明相对中华文明自信心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西方文明经济中心更迭频繁，这是后发文明优势，也是劣势，因为科技革命的尽头到底在哪儿？谁也不知道，更因为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跪拜于上帝脚下的群体，内在的思想分裂不但不会因科技进步而得到有效弥合，反而会日益加重，因为既得利益阶层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把民众永远绑在自己赚钱机器上的行为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趋势。
更要命的是，他们绑架的不仅是本国民众，对外国民众的绑架更甚，所以随着民众自我意识觉醒水平的提高，常识化哲学将是对他们最后的致命一击——哲学常识化之后，人类整体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将迅速形成，在文化一体化初期，随着旧有的经济一体化深入，平民化时代的民众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要求强烈，效率优先的内在需求决定，文化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发展模式不可能由西方政治主导，因为他们讨厌常识化哲学对世人的普遍解放之能，因而在常识化哲学的压制下，西方虚伪的形式民主将迅速彻底崩解，因为常识化哲学将教会所有人识破本文政治的虚伪，也就是西方主观文明进步的不平衡性。
这里提到了文明进步的平衡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显然来自于个体成熟的感性与理性的平衡感追求，因为整体文明由个体文明累加而成。也就是说，人在个体层面的成熟标志是感性与理性的绝对平衡之下的和谐，也就是人的理性完全能够控制好自己的一切感性需求。
这种个体成熟的标准可不低，因为根本没几个人能够独立实现，所以中华文明是凭借传统文化优势而在集体层面形成了相应的集体潜意识而已，其他民族文化因为缺少相对明确的哲学整体性，所以他们想建立这种平衡感也没机会，因为要完全接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他们还没有这个勇气。
尽管不能建立如中华文明这样的主流文明程度的平衡感，但从感性与理性相对平衡的角度，能够实现的民族就很多，比如早期宁可战死也不接受美国移民招安的印第安人，比如乐天知命的非洲原始部落，比如虔诚于宗教信仰的印度人……
相对于这些民族的平和，再看占据文明主导地位的欧美人，虽然也极尽强调信仰的虔诚，可惜现代科技进步让他们实在虔诚不下去了，因为物质自由的绝对提升，使他们的物质文明已经绝对超越了旧哲学指导下的精神文明建设。
反之，极尽保守的精神文明建设当然极大地束缚了西方人的整体人生自由——精神上绝对附属于上帝，永远为上帝奴仆的人，终生背负着原罪，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由——形式民主即便提供再多形式自由，也弥补不了他们精神上的无助感。
只要承认西方人精神上的无助，就不难发现，西方文明的进步极尽畸形发展的扭曲，因为他们的社会管理制度至今依然更多延续着古希腊梭伦所制定的奴隶制民主的实质内容——表面的形式民主基础上，实质由上层贵族主导一切，人民依然是自由权增多的变相的奴。
西方文明以复兴古希腊文明为荣，可惜古希腊社会因城邦国家的小体量而可以实行虚伪的局部民主。正因为虚伪，所以当时的古希腊哲学家早对这种民主制度表达了不满，于是纷纷设想了理论上的新民主，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当时政治的清算，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当时的政治实践，所以西方文明以复兴民主为荣没问题，但自诩这种民主终结了历史，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那些理论上的民主从来就不真正成熟。
古希腊民主的消亡，不是源于政治革命，而是因为旧民主制的低效运转格局不适合侵略扩张所形成的古罗马大帝国政治，于是君主独裁制避免不了地粉墨登场，这与中国历史夏朝的建立逻辑无二——禹死，民不向益而向启——都是贵族窃取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必然，所以欧美政治强国在保持国内民主的同时，对其他国家的专政就从来不曾手软过。
片面谈论民主的优越，其实是无视人类文明根本局限未除的以偏概全的无耻行径，因为经济一体化之后，要确保人类集体利益的最大化，需要配套的政治一体化，有职无权的联合国担当不了这个角色——全球政治一体化必须与文化一体化一起提上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议程上来。
以现代文明标准，旧政治贵族这种极尽文明倒退性的集体窃权行为之所以具有重大历史变革的横向一贯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之集体性的愚昧与盲从——独裁之下的社会运行效率更高，尤其是政治扩张的效率也更高。
随着历史与文明的进步，古罗马的旧奴隶制也面临解体的困境，当时的基督教成为让帝国政治最困扰的一支革命力量，于是睿智的罗马皇帝通过向基督教妥协，与其他主流文明一起进入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
可惜这种变革并未像其他文明那样有效解放基层民众的政治地位，于是名为进入了封建社会，实则举世独立地造就极尽野蛮、血腥和暴力的黑暗中世纪。
就是这样一个极尽保守与落后的文明体，因为要维护上帝存在的不容置疑，于是物极必反地催生了现代科学，于是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被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后，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搞出了个西方文明中心主义。
由于民众的愚昧具有历史一贯性，所以窃取革命果实的新既得利益集团总能继续顺利愚民，直到物极必反地产生新理论之后，再行暴力颠覆。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诞生于在西方文明内部。
西方历史中夹杂着哲学发展史，由西方政治主导的西方哲学史编纂当然不会像我这样解读自己的哲学发展史，所以常识化哲学视角一定具有终极革命性，是旧的既得利益阶级不可承受之重，但只有彻底投降，他们才能从畸形的快感中彻底解脱出来。
常识化哲学视角下，正常的西方人应该产生这样一个质疑，在中世纪教育不普及，民众普遍愚，忘记了曾经是宙斯领导诸神在照顾人类文明，可在今天教育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里，他们一边极力鼓吹复兴了古希腊文明，一边对宙斯与诸神们的历史功绩绝口不提，可见用上帝愚民效率之高，更可见缺乏正确辩证思维的民众愚蠢状况之重，赤裸裸的数典忘祖程度嘛！
中国人基本不干这种蠢事儿，我们的主流民众再迷信，也感激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包括坚决信奉唯物主义的执政党，一样从文化上感激这些虚构的神，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根魂，因为这是我们文化传统上进一步产生明确的天人合一理念的基础，于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对传统文化精华进行全面继承。
就拿女娲造人来说，同样有先天的阶层差异内容，但绝没有原罪说。反观在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期后产生的基督教，为什么要以原罪立教呢？首先就是创教者对当时的世道人生的本质认识得不透彻，其次他们自己对革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再次就是因不成熟而无法对革命目标设定过高，最后就只能靠恐吓来维持纪律——这是一种跪着的反抗，类似于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一种低级的感性与理性的平衡认知。
因为有道文化内涵的哲学整体性，中国人的感性和理性很不容易平衡，于是早在秦一统天下后，就用郡县制根本动摇了封建分封制，更在随后刘邦这个布衣天子的带领下，形成了今天的汉民族文化根魂——通过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确保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性。
结果被汉朝赶跑的匈奴人在西迁的过程中彻底动摇了古罗马帝国的根基，同时也让野蛮了欧洲人获得了借推翻罗马政权翻身为贵族的历史机遇，这就是人类文明横向的大跨度野蛮交流。
从主体性的角度，其他任何盲目崇拜神的国家与民族都应该建立汉民族一样的民族性，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实现终极融合的唯一前提，具有可预见的历史必然性。
这个建议中内含一个大阴谋，因为中华民族历来相信天下一家，中国历史也历来按分久必合的逻辑演绎，但总体是中央集权制，所以其他任何民族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直接动摇的就是神的代言人阶层的根本利益，这其中的革命性只能由他们的人民自己养成，时间成本却必须由全人类来承担，因为中华文明一花独秀不是春。
这种现象说明，他们这群当惯了奴隶的人，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情，这显然还是梭伦立法余威作用的结果，当然也是宙斯率领的诸神变成了上帝一统天下的余威。类似的状况像非洲部落不能推行民主制度一样，再有就是号称最民主的美国，他们国土上几近消灭殆尽的原住民根本不屑于接纳现代文明，这就是文明发展的消极惯性，只有终极常识化的哲学才能根本改变之。
再说今天的西方社会，民众只满足于形式上的街头民主，即便民不聊生地闹起了街头暴力，但只要统治集团能放松剥削，他们就又立刻变成顺民，所以他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布衣天子产生。这就足以说明，西方社会本质处的政教合一性，从梭伦时代至今一直未变，这是一种本质上的落后与愚昧，只因高福利而被暂时得以掩盖。
这雄辩地说明，缺乏足够辩证思维的人，从来可以随便被政治和宗教等传统势力愚弄，选票民主之后的三权分立，依然不过只是上流社会的专利。
要揭发他们本来很容易，比如中国政治敢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就绝对不敢喊。为什么敢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政治却往往对某些人没有应有的号召力，而西方极尽虚伪的民主政治就令某些人极度神往呢？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看不见长远利益的短视的本位主义者。
凡本位主义者，最擅长的就是卖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为了迷惑别人，他们可以用伪装的宗教虔诚获取别人的认同，但这种事神的宗教情怀越虔诚，事人的信心越缺失，所以西方文明极尽利己主义之能事，所以沽名钓誉之后的他们从不放弃任何对外掠夺的机会——他们虽然主张人生而不平等，但从来主张对外掠夺机会人人平等——然后继续用对外掠夺的巨额暴利营造虚假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吹嘘并维护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本质上就是对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的推行，是通过对利己主义的最大调动来让民众维持旧有的愚昧与野蛮，是对文明进步的赤裸裸的反作用力，本质上就是在维系自梭伦时代的既得利益阶级权威性。
无奈文明局限从来是全球一贯性的，其他文明当中的蠢人也从来不少，所以会基于盲目的追星心理而膜拜西方文明的优越，实际却是主动把狗链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供人耍弄。
相对于自然文明或者上帝，人的主体性从来是自主建构的，没有哪个既得利益管理集团会主动释放给被管理对象以真正的主体性。这意味着，当传统被剥削阶级没有像社会主义这样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权时，其阶级地位与梭伦的奴隶制民主时代并无太大本质区别，只是剥削强度弱了些而已。
综上，因为上帝的错误存在，所以导致西方文明虚伪的不平衡性有两个层次，一是不能实质解放本政治体系内的民众，二是用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制定权剥夺了其他文明体的平等发展权，所以西方政治是常识化哲学描摹的即将出现的天下大同世界的最大直接阻碍，必须用全球化觉醒尽早尽快推翻。
常识化的哲学需要每个人提升自主学习意识，哲学的常识化转向需要每个人的主动性的助力，世界的整体解放需要从每个人的自我彻底解放开始——只有终极哲学化的人才能为自己打工，只有人人都终极哲学化之后，人类才不会再有为上帝代言人的垄断资本打工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