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忆念杨匡民先生
丁刚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杨匡民老师离开我们已整整四年了。
杨匡民老师1920年生，福建厦门人，缅甸归侨。生前系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系教授，《湖北民歌》主编，湖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初识杨匡民老师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作为京山文化馆一名音乐干部多次到武汉、荆州等地参加各种类型的歌曲创作班和民间音乐研讨会。
杨匡民老师个头不高，身体赢弱，但精神状态尚好。每次讲课时，只要提到湖北民间音乐，他就兴奋激动不已，边讲解边手舞足蹈，那带有浓郁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令我难以忘记。
附图（一）杨匡民老师在荆州讲学时留影（1975年）
图中前排左四为杨匡民老师，左一为笔者。
真正与杨老师接触是从编辑京山民歌开始。1979年初，《湖北民歌》编辑部编辑全省民间传统歌曲，各地市（县）均参加了此次活动。从此，我与杨老师多次联系，或电话，或写信，一直没有间断。主要是京山民歌内容选择、录音质量要求、拍摄有关图片等。《湖北民歌》开始编录时，京山县只选用了6首，主要是革命历史民歌，我认为初选6首太少，而且曲调也没有显示出京山的地方音乐特征。1981年10月，我给杨老师写信，要求尽量多选一些京山民歌，杨老师很快复信：“你来信说选少了，只选了6首，我翻阅了这6首民歌，还是勉强，将来定稿时，还可能删掉几首。你接此信后，把所有录音的京山民歌，连录音曲谱都寄来，京山是大县，不可能是这样。”在复信的末尾处，杨老师特别补充道：“我个人很希望你县多选几首。”
附图（二）杨匡民老师回信（1981年11月18日）
杨老师的回函引起了我的重视和不安，从而使我加快了到京山各乡村进行民歌补充采集的速度。此外，对原有的京山民歌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筛选整理，并组织专班人员演唱与录音。然后及时与杨老师联系，把曲谱资料和录音带邮寄给省民歌编辑部审定。
早在1979年9月，我在收集京山民歌时，通过有关渠道和线索，曾在京山县杨集村找到民歌《小女婿》的原始作者，民间艺人项明伦，当时进行了实地采访录音。随同的文化馆摄影干部左其礼先生进行了现场拍照，这一意外发现令我惊喜不已。此事我一直放在心底，等待时机成熟一定要反映这一新发现。
附图（三）采访民歌《小女婿》原编唱者项明伦
（1979年9月18日）左其礼摄
1982年11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进入了编辑定稿阶段。我写信给杨匡民老师，向他汇报了在京山杨集乡村找到了民歌《小女婿》的原作者，并有原始录音，建议能否审阅后，将天门民歌《小女婿》更名为京山民歌。此事引起了杨老师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要求我近期到武汉汇报此事。
附图（四）文化馆开具的出差证明（1982年12月8日）
1982年12月10号，我乘车前往武昌，到了湖北艺术学院大门口（后改为武汉音乐学院）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杨老师早已在学院门前等候。我高兴的喊了一声：“杨老师好。” 杨匡民老师很高兴地回答：“丁刚同志好！”并伸出了热情的手。杨老师很谦逊，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从来不直呼我的名字，包括通信联系一直总用这四个字称呼我。杨老师领着我先到学院招待所登记休息，然后去学生食堂帮我购买了进餐票。他说：“你坐了几个小时的车，累了，先休息，明天上午到我家谈。”并嘱咐我不要在街上吃，不卫生。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在外面出差，住宿上卫生间不要用那种坐便式的，容易传染皮肤病。”杨老师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几十年来上卫生间从不用坐便马桶成了我多年的习惯。
第二天早餐后，我应约来到了杨老师家中，我把在京山购买的香菇送给他。杨老师执意不收，推了一会儿杨老师说：“先放到桌上，我们还是先聊京山民歌吧。”
杨老师拿出了录音机，我将盒式磁带装上，先听了项明伦老艺人的谈话录音，并详细汇报了采访项明伦老人的经过和具体情况。特别是讲到民歌《小女婿》中的三个京山女婿的人物原型时，杨老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特意介绍：“这三个小女婿，一个叫向德高，一个叫陈朝清，还有一个叫唐本善，都是京山杨集人，其中姓唐的小女婿现在还健在。”关于民歌中提到的王大妈，在京山杨集乡确有此人，并不是作者杜撰。杨老师还认真听了项老关于王大妈故事的录音。
听完录音后，我建议杨老师看看1955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民歌选集》，在民歌《小女婿》标题右上方标明“京山采录”。杨老师很快走到他的书房，从书架上取出了此书。迅速翻到“爱情婚姻类”第102页，果然显示“京山采录”，书中前言编者注明时间为1953年11月13日。杨老师思索了一会，非常高兴的对我说：“现在我拍板，《小女婿》是京山民歌！”过了一会，杨老师又补充了一句：“这件事当然还要通过编委会最终敲定才行，刚才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离开杨老师家时，杨老师对我说：“你下午到学院招待所等我，我们今天谈其它京山民歌的录用情况。”
下午与杨老师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交流，他对京山民歌进行了认真的点评，并对京山民歌的录音进行了鼓励，特别提到了京山的《放牛山歌》、《石硪号子》、《槤枷号子》、《十绣》等几首民歌，录音效果好，演唱有特点。我当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杨老师当天定下了16首京山民歌入选“湖北卷”，另外减去了初选时的6首。
附图（五）杨老师当时审选京山民歌记录（1982年12月11日）
离开湖北艺术学院时，杨老坚持要送我，当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我不好意思拒绝，刚要走出学院大门口，杨老师突然说：“丁刚同志，停一下。”我停住脚步，问他还有什么事？杨老说：“我把香菇钱给你。”我不肯收，杨老师不准我走，当时有很多学生在门口玩，这样坚持下去也不好，我只好说：“您实在要这样，就给5元钱吧。”杨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五元钱，硬是塞到了我手里。我接过5元钱，心里一酸，眼泪差点就流了出来。走出学院大门，我回头一望，杨老师还在向我挥手。
1983年3月25日，湖北民歌编辑部在武昌紫阳路省音协召开湖北民歌终审定稿会议，我应邀参加。主编杨匡民、副主编梁思孔、姚运才、编辑周汉曦等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听了入选民歌录音，并对民歌词曲等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阅卷。其间，杨匡民、姚运才二位老师向天门文化馆音乐干部朱培通报了将天门民歌《小女婿》更正为京山民歌的有关情况，朱培老师表示了认可。我和朱培老师商量后，决定以1982年5月湖北民歌初稿第三本词谱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做了三处修改：一是将歌曲右上方采集地天门城关改为“鄂中南·京山县”；三是在民歌下方注释中标明“《小女婿》是在鄂中南·京山采集的一首田歌，50年代初由天门民歌手蒋桂英演唱后广泛传开。”等文字。随之将协商后的正稿交省编辑部终审。
杨老师当时为这个协商结果甚为满意，对我和朱培讲：“加上'蒋桂英演唱后广泛传开’这段文字后，对天门人也有了一个客观的交待。”
晚上我和朱培在武昌阅马场招待所住了下来。刚好那天晚上在附近的湖北剧场有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 ，我请朱培观看了歌舞会，以示感谢。
附图（六）同朱培老师观看中央芭蕾舞剧场证明
关于民歌《小女婿》到此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天门文化馆的同志对此结果不大满意，他们仍然坚持天门民歌一说。如我的音乐好友，天门文化馆的孙桂庆（以后调省群艺馆）专程来京山找到了我，坚持他们的观点。我向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留他在我家中吃了午饭。
1985年1月，我写信给杨老师，对京山民歌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请求他解答。杨老师很快回信对我提出的京山民歌中的“翻轱辘子”“祭祀音乐”“陶沙球”“打击乐”等进行了回复。信中他还提到了天门孙桂庆同志到北京谈到了民歌《小女婿》地域署名权问题。杨老师讲：“《小女婿》民歌的事情，还是按最近所定的办，孙桂庆同志在北京时提起此事，我只说人家在京山有调查人证，确实是他们的民歌！”并建议我与具体办理此事的省音协秘书长姚运才同志联系。
附图（七）杨匡民老师回信（1985年1月27日）
为了《小女婿》的隶名问题不发生意外，根据杨老师的建议，我给省音协姚运才同志写信，很快收到姚运才同志回复：“丁刚同志，你好，来信收阅，关于《小女婿》，我记得发稿时已经改了过来，采集地为京山县，最后校对时，我们一定注意。”
附图（八）姚运才老师回信（1985年3月26日）
经过三年多的排版，印刷和漫长等待的过程，1988年12月，《中国民间歌曲·湖北卷》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扉页上标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扉页下方注明“本书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在这套极具权威性的音乐巨书中，正式将《小女婿》正名为京山民歌。歌序（0586）第644页。
附图（九）《中国民间歌曲·湖北卷》（1988年12月）
杨匡民老师在湖北民歌概述中指出，像《小女婿》（鄂中南·京山县）这样题材的民歌流传面很广，数量也很多，不仅妇女爱唱，男人也爱唱，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婚姻的制度下，18大姐配给周岁郎的悲惨命运，妇女是婢女，是可以买卖的变相的奴隶。
附图（十）杨老师“湖北民歌概述”节选
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一书中，正式将京山民歌《小女婿》证明为京山民歌，歌序（0586）第644页。
附图（十一）正式将京山民歌《小女婿》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共选用京山民歌17首，其中号子4首,山歌1首，田歌5首，灯歌2首，小调5首。开始，在选送京山民歌时只用了6首，后定稿为17首，这中间包含了杨匡民老师的辛勤劳作和付出，在此向杨老师表示由衷的，迟到的谢意。
附图（十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选用“京山民歌”一览
自《湖北民歌》编辑出版任务结束后，我同杨老师就很少联系了，但杨老师并没有忘记我，只要有时间就打电话或者写信关心我的工作情况。记得是1997年元旦后不久，我在家休息，屋外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只见是一个姑娘在大门外站着，她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梅，京山人，在武汉音乐学院读书，杨匡民老师托我带给您一封信。”
我打开信，杨老师那工整而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丁刚同志，你县杨梅同学系我音乐系学生，她学习用功，想寒假回家之际，继续努力学习，不虚度光阴，我介绍她去拜访您，请您给予指导！在信中的结尾处，他对我连用了两个“您”字，搞得我忐忑不安，但从中可以窥出杨老师对人的尊重和谦逊，其为人的朴实和优秀品质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附图（十三）杨匡民老师给杨梅带来的亲笔信1997年1月18日
在文化馆工作多年后，我准备退休了，在退休之前，我打算编辑出版一本京山民歌集以完成我多年的夙愿，当时产生了请杨匡民老师为此书作序的念头，并希望杨老师能提出具体编辑的要求，从而将京山民歌纳入湖北民间音乐集成的一个分卷。由于多年没有与杨老师联系了，他也不了解这些年我的工作状况，所以我考虑后决定写信告知，很快便收到杨老师回信：“丁刚同志，刚接来信，要我为此事效劳，当然对我来说是件义不容辞的差事，对于京山民歌集，你是想编辑怎么样的版本先请告诉我，我是希望京山民歌能成为后起之秀。”杨老师在回信中用了“效劳”，“义不容辞”等词让我十分感动。
附图（十四）杨匡民老师复函（2004年7月16日）
至此，我频繁地同杨老师开始联系，或写信或打电话，使京山民歌集的编写工作顺利进行。2005年4月8号，杨老师来信认为京山民歌及编写速度进度太慢，并指出：“你执笔的《编辑说明》《京山民歌简介》我早已经读了，并且修改了。”信中称我的文章很有条理，但有些部分欠规范，等我去当面商量。
附图（十五）杨匡民老师回函（2005年4月8号）
编写《京山民歌集》期间，杨老师已有85岁高龄，身体欠佳，但他仍然带病坚持为《京山民歌集》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无论是来信或是对版本内容的安排，或是为之作序，每一个字句都要认真斟酌，字迹工整清晰，令人油然起敬。
附图（十六）京山民歌版本内容安排意见（杨匡民执笔）
2005年8月上旬，我收到了杨匡民老师来信，拆开信是杨老寄来的京山民歌序言，当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多日盼望杨老师能够为京山民歌作序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附图（十七）杨老师为京山民歌创作序言书（2005年8月1号）
2005年夏天，我同文化馆馆长作家李元卿先生到汉口出差。在此期间，特意到武汉音乐学院看望了杨老师。多年未见，杨老师明显老了许多，眼睛视力还好，只是耳朵有点听力障碍，背也开始驼了许多，但精神矍铄，看上去依然是一个慈祥而又充满了活力的老人。
杨老见了我们格外开心，对他身边的一个约莫50岁的女人吩咐道：“快跟丁刚同志冲咖啡！”注目之，我认出了这个女人是京山宋河镇人，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女人告诉我，她的女儿在杨老师名下读书，求学期间承蒙杨老师关照，为了向杨老表示感谢，他专程从京山来到武昌，关心和照料杨老师的生活。说话间，京山老乡按照杨老的吩咐冲好了两杯咖啡，杨老师亲自把咖啡端上茶几，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时老乡笑着说：“杨老师从来不亲自给客人端咖啡的，今天破例，你们请喝吧。”
在同杨老师交谈时，他询问京山民歌集成的进展情况，我告诉杨老师，此书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稿已进入了排版阶段，年底可以出书，到时一定尽快把书寄给杨老师留存纪念。离开了杨老师家，油然想起元代白朴的诗句：朱颜渐老，白发添多少，桃李春风浑过了，留得桑榆残照。不是吗？一位80多岁的垂暮老人，仍在不知疲倦地为京山民歌集尽自己的潜心之力，终显“岁老根弥壮”的夕阳情怀，可谓令人敬仰动容。
2005年12月，《京山民歌集》终于出书，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附图（十八）《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京山分卷》京山民歌（2005年12月）
附图（十九）杨匡民老师为《京山民歌》作序
附图（二十）《京山民歌》编委会成员合影（2005年11月）
根据杨老师的推荐，他的学生杨梅（现为京山一中音乐教师）参加了京山民歌编委会工作，撰写了“普通话与京山话的声母，韵母，字调，对照表”一文，作为附录排进了《京山民歌》书中，借此机会向杨梅（前排右二者）及全体编委会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附图（二十一）京山民歌歌种分布图
附图（二十二）京山方言声调分布图
附图（二十三）京山民歌区划与三音民歌分布图
《京山民歌》出版后，引起了京山县委及文化部门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决定举行《京山民歌》首发式，并在京山大礼堂主办《京山民歌》首发式音乐会，届时邀请省地市有关领导，专家出席，我写信给杨匡民老师，希望他能在身体健康可行的情况下亲临京山参加这个盛会。很快收到杨老师回信：“得悉京山文化馆、京山音协将于本月24日举行《京山民歌》出版首发式盛会，这是京山县委及文化部门的重视与支持，我深受鼓舞。”信中对京山民歌的内容、印制进行了充分肯定，称其：内容丰富，印刷精美。并预祝首发式圆满成功，信中结尾，杨老师称：“本人由于年迈行动不便，未能前往赴会。”因路程较远，当时有86岁高龄的他不能来京山，我们也能够理解。
附图（二十四）杨匡民老师来信原件（2006年5月14日）
回想起来，除了电话联系外，杨老师与我通信达25封之多，因年代久远，加上年轻时代的我没有重视和注重资料保存，有的信件丢失了，实为遗憾。目前尚保存的信件还有18封，现已分类细心珍藏。作为一个县级的普通音乐工作者，能够多次受到一位音乐长者的关怀与教诲，并享受一个音乐学院教授的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来信，是我一生的荣幸和自豪。
附图（二十五）杨匡民老师复信原件
从1975年初认识杨老师，1979年开始与杨老建立联系、通信、至2006年杨老师为京山民歌首发式回函，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民间音乐岁月的长河中，我与杨老师建立了深厚难忘的师生情谊，在我的脑海里，杨老师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形象。他的朴实、他的博学、他的谦逊、他的品格、促使我义无反顾的在民间音乐的道路上永不停歇探索的脚步，杨老师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我音乐人生的记忆里。
今年一月四日，是杨匡民老师不幸辞世四周年的日子，也是恰逢杨老师诞辰101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向杨老师表示深切的忆念，聊表我无尽的思念情怀。
注：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会员、《京山民歌》主编京山籍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