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2014年蒋勇律师专访《创新法律行业的践行者》
离开最高院后，他开始踏上未知的征程。2003年，他开始做纸质版的天同参阅，着力利用传播的力量；2012年4月，天同开始第一次开放日活动，开始建设中国法律界的社群；2013年的1月份，天同的开放法律培训贯穿了整个中国内陆的主要法律市场；2014年1月1日，“天同诉讼圈”微信订阅号上线；2014年5月，天同开始组建互联网事业部和新媒体事业部，号称中国史上最强大的法律互联网团队建立起来。十几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但也算占据了人生黄金时期的大半江山。
这十几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最高院离开，出来做律师，是第一次创业；现在天天面对新媒体和互联网，是第二次创业。至于有没有第三次创业，他说，不确定，但可能性极大，不安分嘛。正如在一次天同的应届毕业生体验之旅中，学生又问起他未来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学生都哈哈直乐。他说他其实没有开玩笑，要先赚钱，然后去投资有创意的法律人，专做法律界的VC。
好在这种不开放在法律领域悄悄的改变。随着政策上最高法院司法公开，以及相关法律信息的公开，随之而来的创业活动已开始暗潮涌动。例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例数据，已经有好些法律人在琢磨如何利用，包括对之做分析以预测未来案件走向，还有利用案例数据来分析整个经济运行中的规律，等等。随着法院越来越开放，包括裁判文书、审判流程、执行信息的开放和这三大平台的建设，法律创新可能在逐步激活。
另一方面，除了开放的信息，创业活动同样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其实很多人有想法，但创新的成本太高。蒋勇说，“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事业部，未来也许可能成为法律人创新的孵化器。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创新工厂，支持大家做各自的创业项目，但核心主题还是围绕法律。只要有资本关注，就可以来这个孵化器投资，借助资本的力量，培养法律的创新力量。”
而关于这个创新工厂的操作性，初步的想法是，慢慢引导，先做成一两个典型，再逐步激发资本市场对法律创新项目的热情。有更多的资本汇集，就会有更多创新的热情。“我为什么拿医疗行业类比呢，以前大家觉得医疗行业是封闭的、黑箱操作的、潜规则盛行的，但是随着医改的进行和深化，医疗行业的市场和机会十分大，面临井喷式的增长，资本就会关注医疗行业的一些创新项目，例如丁香园，好医生等。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行业被做起来了，而随着医疗行业的创新项目越来越多，它们甚至会推动整个医疗改革事业的进程。我觉得这个类比在法律行业也是恰当的，有项目，有创新的推动，可以让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能够有一股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
创业十分艰苦，尤其是别人不一定认可你跑在别人前面的思维时。如今，蒋勇已经拥有了一支独立的互联网和新媒体团队，共二十多个人，其中有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身的两位移动端负责人，有前IBM数据工程师，腾讯的前产品经理，UC的前设计师、百度的前高级程序员，还有来自的去哪儿网技术负责人等等，可谓中国律所互联网和信息化团队的史上最豪华阵容。但实际上，蒋勇初时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团队建设过程。他说，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最终说服了链家地产的技术总监加入我们的团队。“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跟他讲我们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的想法根本不靠谱，说律师、法律行业改造不来。后来我就不断跟他讨论，也不断用事实说服他。经过了两年，最后他终于认同了，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干。那一刻开始你会发现你找到人了。而找到一个人你发展的历程就会缩短很多时间。”
“要专注，在年轻的时候懂，但是不容易做到，因为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有年轻人说，我要生存，能有什么事我就做什么，要我专注可能会饿死。事实并非如此，要得到什么必先舍弃什么，专注本身就意味着选择，选择就意味着放弃，也意味着坚持。年龄越大对此了解越深，它会让你变安静，当你不需要为不熟悉的东西纠结，你就会有很舒服的心理状态。别人花一份时间，你花十份、百份的时间在这个点上，你就会比比人做得透得多，你所能见到的风景，所能体会到的就不一样。专注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礼物。
创业之路，最可怕的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有目标，无蓝图。尤其是领导者，目光更要长远而清晰。说要实现法律行业的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转型，很多人不懂，问蒋勇你到底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出来？
2012年10月10日，天同发起了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次信息化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蒋勇做了主旨演讲，其中讲到了天同未来发展的三个目标，第一，无边界的律所；第二，移动化办公；第三，大数据的利用。
当时，培训和开放日也没有落下，一直都在进行当中。而虽说培训和开放日一直着力于实现法律人的联结，但蒋勇说那时并没有特别明细的社群建设的概念。当年微信还没有那么火爆，加上胡清民虽然对信息的经验和敏感度都十分强，但毕竟不是搞开发出身，要搞新媒体的想法和硬件设施都并不成熟。他更擅长培训，蒋勇也认为对律师进行思维启迪很有必要。于是从2013年的1月份开始，天同又重整旗鼓做培训，先搞好品牌建设和线下法律人联结，结果一年多的时间里贯穿了整个中国内陆的法律市场。
从2014年5月开始，天同又开始组建互联网事业部，同时又将新媒体事业部独立出来。互联网事业部的构建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而整个思路、团队自身的磨合经历了一段时间，期间也推翻了好多方案。
蒋勇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他们也好久都没有想明白，产品团队一行人就在九华寺旁边住了十多天，想思考明白了再下山。而直到现在，整个产品的思路都很清晰，“或许我们终于到了边缘上，看到了未来的整个图景，并且可以清晰地描述它。跟你好多年前趴在浦西的爱情墙上，看浦东的那一大片农田一样，初时你也不知道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局面。但是如果你一点点去开发，下定决心去改变，去建设，慢慢得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蒋勇说，“这么多年的摸索，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方向，但借用智合CEO洪祖运的说法，在你还没有找到方向之前，你就埋头把点做透，在这个点上做透了，什么时候找到方法，就什么时候爆发。而且这对于整个互联网来说，就是从最小处入手，寻找未来爆发的机遇。把最小的点做到极致，就会有最大爆发力。”
当初从最高院出来，蒋勇选择了做高端民商事诉讼，并且一做就是十几年，做出了业内极高水平的90%以上的胜诉率。而问起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他说，一是考虑到中国诉讼市场的集中度不高，市场细分不够，偌大的中国连一个能占据1%的诉讼领域市场的律所都没有，证明大有可为；二是考虑到我们的诉讼其实做得还不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当时的想法也是，在诉讼市场上，选取一个最细小的点，专注地做透它，做到极致，找到它爆发的方法。”
后来这样的想法也被蒋勇用在了在律所的互联网事业上。2003年，他开始做纸质的《天同参阅》，活页定期订阅，信息的传递方法相当于定期推送信息给用户，这个回想起来就是天同诉讼圈的原型。纸媒的好处是能体现纸质的专业的精神，也更有触感和温度。但局限是传播受限，具有不可复制性和成本高两个缺点。
之后，天同开始利用微信，起初创立了一个服务号。但是服务号做起来之后，蒋勇发现服务平台会受推送次数的限制，以及已有客户量的限制，传播范围有限。再后来，他们决定使用公众平台，建立微信订阅号，也就是现在的天同诉讼圈。天同诉讼圈上线以来，不断成熟，粉丝数也在不断稳步增长，每天四五百人订阅，“天同码”时期可能一天增长一两千，不到一年，粉丝数量突破了十万大关。
可以想象到，天同诉讼圈，或者是蒋勇手上的新媒体，未来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给世人。而至于“极致”，蒋勇说，“《天同参阅》在有了天同诉讼圈后我们就停掉了，但纸质的东西毕竟能让你实现极致和精致的体验。所以可以做一个预告，我们马上就会做一个天同诉讼圈的纸质版本，精选这一年的天同诉讼圈的精华成集。希望我们既能达到互联网传播的效应，也能实现传统阅读的纸质的厚重感，触感和温度。”
“互联网思维与做网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蒋勇说，最开始要做天同开放日的时候，他也遭到了内部成员的反对，认为天同的经验会被别人学会，复制，将自己的独到之处告诉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十分不利的。现在想来，这其实与互联网的思维是背道而驰的。“互联网精神最重要的开放，而我们之前并未能想到这一点。我们那时只是想，通过我们的开放和分享，更多人会了解我们，说不定跟我们形成上下游的链条关系，甚至成为我们的供应链。但是慢慢做起来之后，我们忘记了当初这么做的初衷，而是从中发现了很多潜在的法律人连接的需求。当你站在课堂上，你看到那么多律师对你期待的目光，给你鼓掌，甚至是起立鼓掌，你真的会觉得，你应当为他们做什么，你就忘了那些私利的目的。所以通过开放，我们实现了自我成长。很多文章说开放式是最重要的一种商业模式，但光看书是没有用的，还需要亲身去经历。所以如果没有这两年我们在法律上的实践，我们不可能了解到这些。”
“我们需要有量的积累，当然我们也在找寻一些关键节点，关键节点需要反应快速，一旦错过就可能没有了，比如市场条件，中国的法制社会是不是真的要来了呢？再比如团队成长的士气，团队成长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做些什么，否则团队士气就会被打压，就会低落，但你要是做些什么，它就能走向另一个高度。这也是为什么天同诉讼圈总编辑部开始做无讼APP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团队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必须有一个新的刺激让他们去发展。如果我们在犹豫，士气可能就低落了；而一旦我们上了这个点，上了这个台阶，又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就会实现量变到质变。”
当然，这么多年来，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起初他召开全所的动员会，发动大家写多些好文章，就有人不看好，唱反调，而他就得力压舆论，站出来支持。当然现在情况证明这样走是对的，大家都信服了，也就积极参与了。他说，在关键节点时领导人的作用十分重要，要把握此节点，看准机会，做好决定。“可以想象要是我们2013年不做深刻的反思，不在2014年初做转型的部署，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体会，就是在重复做2012和2013年的事情，那多没意思啊，我本来天生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蒋勇说，2014年是天同的互联网转型年。2014年转型点做得很成功，其中有几点：建立了两个部门，成立了一支独立、强大的团队；看到了增长的力量；实现一群法律人跨界交流。他认为，这种连接最重要的不是什么物质上的鼓励或得利，而是分享本身具有的力量。虽然，天同内部有很好的绩效考核奖励制度，例如每个月评选最佳文章，最佳选题，最佳排版，最佳创意，然后发奖励。但团队的成长不仅是因为这个，而是每个人发自内心，感受到了这种分享带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