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1年3月师友赠书录（四）韦力撰

《王氏三进士佚文集》，王伟丰辑

2018年清砚谱社出版

此书为王伟丰先生所赠，从该书的书牌得知，此书乃是《左琴右书斋丛书》之第四种，书牌页印有“怀先阁藏板”字样，王先生告诉我，怀先阁是他家的祠堂。该书线装一册，黄绫签条，繁体竖排，所用字体应该是《康熙字典》体。无论印刷和装订，均属精心制作。

此书收录的内容乃是王伟丰三位祖上的作品，他们是王召、王问和王鉴。王伟丰先生多年来收集祖上文献，从各种史料中又觅得了这些佚文，而后编为此书，他在本书的序言中首先说：

先仲山公（讳问，字子裕）有印一枚，印文曰：兄弟父子甲科。大明嘉靖二年，南山公（讳召，字子行）登科。十七年，仲山公高中。四十四年，继山公（讳鉴，字汝明）及第。三府君以进士出仕，皆忠君爱民，政声赫赫。又皆早生退意，悠游湖山，一派名士风度。

这段话交待了王氏三进士的业绩和声名，其中王召“南山公少年得志，聪颖过人，事迹入《锡金识小录》，惜未有诗文集遗世”，因为没有诗文集传世，王伟丰搜得了他所写的《重修胶山寺记》和《汗竹徽光序赠少月王侯》序言一篇，虽然所得不多，但王伟丰认为“仍可管中窥豹，见其文思”。

相比较而言，王问流传于后的著述较多，王伟丰说他：“仲山公兼善诸艺，著作等身。据《墓志铭》，其所著有《仲山诗选》《秖役稿》《原筮斋集》《崇文馆稿》等，今可见《仲山诗选》八卷、《类记》一卷，其他已不可觅。”王伟丰觅得王问所写之《记》达六篇之多，另外搜集到王问所撰序言四篇，以及为他人所撰的墓表和墓志铭三篇、杂文六篇。

对于王鉴的情况 ，王伟丰简述道：“继山公忠厚老实，一生法父，著有《禹贡山川图释》《五经摘要》《楚越游记》《宝界集》等，今仅存《禹贡山川郡邑考》抄本，去岁已影印。”本书中收有王鉴所撰《明故秦母华孺人墓志铭》和《诰封殷太夫人墓表》。

王伟丰将他搜集到的这些佚文分为四卷，其编排方式乃是卷一为记，卷二为序，卷三为墓志和墓表，卷四为杂文，这三位前贤的著作乃是以撰写时间为序。本书末还有附录三节，其中附录一是王问所作词曲，附录二是一些文人与王问的通信，以及他人为王问著录所写序言，附录三也是一些往来书札。

几年前我到无锡寻访历史遗迹，得到了梧桐女史的大力帮助，她看到我的寻访单上有王问之名，特意请来王问后裔王伟丰先生，在王先生的带领下，我在惠山古镇看到他家的祠堂怀先阁。在那里王伟丰给我讲述了很多相关细节，比如怀先阁的来由，乃是王问去世后，其子王鉴所造，特以纪念父亲，由此而成为了王问祠的肇始。虽然因为历史变迁，祠堂已经面目全非，但王伟丰还是能够清晰地告诉我原来的规制，在向我讲述时，他对先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在撰写王问一文时，许多资料也是王伟丰提供给我的，甚至王问的几幅画作也是伟丰先生为我提供的高清图片，这份情意令我始终铭记。而今又得到他此书之赠，同时告诉我这部书仅做了50本，能得到如此珍贵的馈赠，更让我感念王先生的情谊。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20周年纪念》，李毅民主编

2019年《收藏》杂志增刊

因为偶然的原因，我结识了陕西省收藏家协会第一任会长杨才玉先生，那时杨先生主办的《收藏》杂志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大约是通过杨会长之介，我又结识了时任《收藏》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李毅民先生，此后李先生约我写过稿件，并作过一些纪念册的点评，可能是这个原因，后来《收藏》杂志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我忝列其中，于是与这份杂志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再后来又得以结识李毅民先生的公子李欣宇先生，在欣宇兄的安排下，我在陕西进行了多次历史遗迹寻踪，经欣宇兄的介绍，又认识了当地更多的藏家。

但是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才对陕西一地的收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书将该协会历届会员名单一一详列出来，并且有着相应的配图，形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当代陕西收藏史。书中又把协会及会员举办的收藏活动摘要性地列了出来，由此整体性地展现了陕西收藏家在各方面的实力。

从书中所列的各专业委员会的设置情况，可了解到陕西的收藏既有传统项目，又有许多创新，比如集邮专业委员会、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钱币专业委员会、书画专业委员会等乃是传统收藏项目，普洱茶专业委员会显系趁热而起的新门类，陨石专业委员会则太过专门，收藏这么多年，我这方面的朋友一位都不认识，我好奇于他们是如何收集藏品。从本书看到相应的介绍文字，这个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7月10日，果然是后起之秀。书中的成员先后赴新疆、青海、甘肃、内蒙等多地考察陨石资料，看着他们在荒漠中行走的照片，感觉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都是心胸开阔的人。

本书的第五章乃是会员风采，里面介绍了几十位会员及其藏品照片，从中看到了多年前相识的王安林先生，王先生喜欢收藏纸质类藏品，包括邮票、股票、票证、烟标等，虽然看过他的不少精品，但这本书中所展现的图片中，依然有不少是我未曾目睹过的。另一位熟识的朋友则是碑帖研究专家宗鸣安先生。前些年在李欣宇的带领下，我前往宗府参观，看到了他所藏的善本古籍及碑帖精品，宗先生对他的每一部藏品都能娓娓道来，这些年来他撰写了几部专著，我均一一拜读，由此而感佩他研究之深。

这些年来李欣宇先生的收藏重点也转到了古籍碑帖方面，而今他成为了陕西省收藏家协会的副会长，同时任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见他的成就得到了业界认可。书中列出他撰写过的多部专著，可见他已经成为了一位又藏又研的专家。

总体而言，陕西乃中国文物大省，这是当地涌现出众多藏家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些藏家能够组织出如此健全的收藏组织，于全国而言也属罕见，这正是陕西收藏家令人可敬之处 。

《北京传》，邱华栋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该书亦是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由林妮娜所赠，想来她是希望我能了解别人是如何来写老北京的历史故事。邱华栋的这部专著果然特别，我看到书名时原以为这是一本北京历史资料汇编，然书中少有引文，不出脚注，只是在卷尾注明主要参考文献，这种写法更能让读者以轻松的心态了解北京的沿革史。

本书分为十一章，前面有序章，后面有终章，之后还有后记。作者在序章中起首即谈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如此写法突破寻常套路。文中谈到“中国尊”在全世界最高的十座建筑中排名第八，有528米之高，地上有108层，地下8层，乃是中信集团的新大厦，阿里巴巴集团也入驻此厦。接着他谈到了此楼造型的来由，同时又透露说：

北京一向对建筑的高度非常敏感，在东西长安街二环内沿线的建筑规划当中，长期限高四十五米。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象征，就是摩天大楼的高度竞赛，“欲与天公试比高”，此前“中国尊”最初的设计是五百五十五点五五米，后来因北京规划委的反对，最后降到了五百二十八米。

这真可是欲与天公试比高。如果不是限高的话，说不定“中国尊”的高度排名又能往前走几步。作者后面又讲到了这座大厦在消防上的特殊设施，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最高建筑的历史。为什么写北京史要从“中国尊”开始，这同样是我好奇之处。以我的理解，作者的这种写法乃是为了呼应本书的结尾。该书结尾处谈到了现代社会在信息上的巨大变化，小到微信支付，大到智能机器人，同时也讲到了2020年1月之后爆发的新冠肺炎，作者谈到了智能医疗的特点在于远程化，为此又谈到了智慧城市，以此谈到了智慧北京，这使得历史厚重的老北京城注入了全新的软件。

但若从主体看，作者还是从北京的建城史讲起，他谈到肯定不能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开始写，因为猿人毕竟还不是人，更何况进化论现在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于是作者从蓟城、燕上都、秦汉广阳郡、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一路讲下来，直讲到了民国北平特别市和新中国首都。一部北京史，全部涵盖其中。

《河北省古籍文献版刻展览图录》

一梦山房2020年出版

2020年11月23日，中国图书馆协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等单位在沧州联合举办了第五届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论坛，按照惯例，相关部门在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私人藏书展。此次展览中，有多位藏家提供的河北省境内历代出版物，从品相和年代来论，这些线装书均难列善，然而却也难得一见。

更为难得的是，参展之一的赵无双先生为此制作了一本精美图录，会后他送给我两册。该图录为软精装，22开本，采用了颇为流行的裸脊装，内文书影全彩印刷，每书有简单的提要。该书无撰者，仅在书前扉页上印有“保利·国际广场”字样。赵无双解释说，因为该书印量少，印制成本高，所以他找了一家对文化感兴趣的企业赞助。

我与赵无双先生相识于北京德宝的某次拍卖预展，他专注于古代小说的收藏，听他讲述着多年来的收藏规模，其成就之大令人感慨。相比较而言，人们更喜欢时间久远、刊刻精美、装帧漂亮之书，在传统收藏家眼里，小说难登大雅之堂，故这类书刊刻得大多草率，用纸装帧也较为低劣。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俗文学的提倡，不少学者开始从事小说收藏，经过几十年的挖掘，小说类古籍虽然价格扶摇直上，但主要限于一些珍贵的名品，大多数普通小说仍然是白菜价，时至今日，这类线装书仍然少有人关注，赵无双先生却能在小说上发力，这正是他眼光独到之处，近些年来他又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会，公布出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更让人关注到他的收藏以及研究成果。

通过本图录，也可看到他所收藏的小说专题之一。本书前有一篇序言，没有落款，想来是出赵先生之手。序言中提到，河北省的私人书坊在明代就有记载，乾隆时期邢台地区任丘边家所刻书籍精美绝伦，衡水地区三义堂书坊也是早期有名的书坊，该文认为，这两家堪称河北私人书坊的早期代表，对于此时期的官方刻书代表，虽然有史志记载，但无实物保存。

该文谈到在清代时，河北有三大刻书中心，一是沧州地区的泊头镇，二是衡水地区，三是保定地区，并且保定地区私人书坊数量最多，衡水地区刻书较早。相比较而言，北方刻书与南方有着较大的差距，即使这其中有亮点，也被京津拿走了，故除京津外，河北书坊所刻之书，基本无名品可言。但是，这不等于说河北省是中国刻书史上的空白，自清代以来，这个地区究竟刻过哪些书，此前少有人疏理，而相应的实物收藏我更未听闻，而今从本图录上看到，河北省至少出版了五十余种书籍，由此而对这个地区的坊刻书特色有了概念性的了解。

为了让读者了解到这些版本的真实现况，赵先生出版此书时没有做修版，这种忠实于原作的呈现方式，最令从事版本研究者所喜，期待着赵先生能在河北省刻书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理论上的贡献。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赵复三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2019年4月第13次印刷

此书为吴浩先生所赠，这是他策划的“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之一种。

作者冯友兰在自序中说，1946年至1947年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教授，于此期间写出此书，得到了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资助得以出版。对于该书的翻译情况，赵复三在《译后记》中称，冯先生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于1948年出版，迄今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时段内，世界和中国都经历了巨大变化，冯先生也已仙逝多年，但读者在读到这部书时依然会如读新著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赵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六十余年，“他不仅是迄今无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贞元六书’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哲学家。”同时认为这部书：“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原因之二，乃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均能轻松驾驭，他写这部简史的思想资料是中国的，但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到有第二位能做到的。”

冯先生的这部名著其实我以往读过，以往我在研讨经学史时，从该书中借鉴到不少新思路，而今再读此书，突然想通了一些问题，由此可证，译者赵复三所言这样的名著可谓常读常新。细想其中之原由，想来是阅历不到时，有些问题只能按照那个层次来作理解，随着马齿徒长，渐渐悟出了冯先生话语中的弦外之音，那种豁然开朗，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冯先生在书中首先讲到的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他认为：“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初读这句话，觉得涵盖面太大，冯先生接着解释说，从前的中国一个人如果受教育，首先受的就是哲学方面的启蒙教育，他说儿童入学首先读的就是“四书”，入学识字读的是《三字经》，而《三字经》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可见冯先生把儒家思想视为中国哲学。在谈到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时，他又说：“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宗教。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

那么，儒家思想是不是一种宗教呢？冯先生认为在中国人心目中，“四书”具有着《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但是，“'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也没有天堂地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首先要确定，哲学和宗教究竟怎么区别，其实人们在谈论哲学和宗教时，心目中的所想很不同，冯先生说，他在想这个问题时，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

要想了解中国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首先要对一些名词进行界定，比如“宇宙”一词，哲学家所言和物理学家所言，其内涵就有所不同。哲学家所说的“宇宙”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整体，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这就是反思。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思索的思索，就是反思。以思索来想思索，似乎需要人有另一套思维工具，如果这样层层套下去的话，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其实一个人只有一套思维系统，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对于宇宙的思考能力，这也同样有理由怀疑自己对思索进行思索的能力。

转到原来的话题来说，人们习惯地认为儒释道是中国的三种宗教，但冯先生明确说，儒家不是一种宗教，同时道家和道教也不是一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才是宗教。”他认为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因为按照老庄思想，万物有生必有死，人是万物之一种，应当顺乎自然，不必介意死，但是道教的宗旨却是教导人如何获得长生术。

同样，佛学和佛教也有区别，但西方人对此似乎有所不解，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比如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化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冯友兰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话一点不错”，然而他接着提到，人们会问，如果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例外呢？如果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的话，那么这是否说明了在道德伦理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呢？

冯先生认为，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是存在的，可以称之为超伦理道德的价值：“爱人是一个道德价值，爱神则是一个超越道德的价值。”但冯先生认为，基督徒所说的爱神，不是超载道德伦理的，因为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具有位格的，基督徒爱神可以比拟为儿子爱父亲，而这正是一个伦理价值。但冯友兰也承认：“但是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的功用不是为了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学和道是有区别的，学就是为了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而哲学在后一个范畴之中。

冯先生也谈到了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的功能只是为了澄清概念，他不同意这一学派的观点，因为“如果哲学果真去谋求提供正面知识，它将陷于荒谬。”但他同时也说，西方出现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但他认为，人们应当为之而惋惜，因为“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他说，幸好在宗教之外还有哲学，并且哲学这条通道比宗教更直接，在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冯先生明确地说：“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

接着来谈中国的哲学概念，按照传统观念，成圣是最高境界，“个人和宇宙合而为一”，这就是所说的天人合一，但问题是，如果人要追求天人合一，是否需要抛弃社会，甚至以此来否定人生？有的哲学家认为必须如此，释迦牟尼认为人生就是苦难的根源，柏拉图也说，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有的道家也认为，生命是累赘，死亡就是去掉这个累赘，这就是所说的出世哲学。以出世哲学的立场来看，入世哲学过于实际，因此也过于肤浅，但是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哲学恰好就是一种入世哲学。

从表面来看这种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和间接地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也不是天堂和地狱，关心的是今生而不是未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会讲到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但冯友兰认为，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因为中国哲学既不是完全入世的，也不是完全出世的，它既出世也入世：“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因为中国圣人品格是以“内圣外王”来刻画，这可以用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来作国王以比拟。所以金岳霖说：“中国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苏格拉底，因为他把伦理、哲学、反思和知识都融合在一起了。”

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中国哲学缺少严密的体系，针对这种说法，冯友兰是怎样解释的呢？他谈到西方人要想了解中国哲学，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语言，当他们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产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十分简短，甚至不连贯，以《论语》为例，每一小段几十个字，甚至只有几个字，并且各段之间没有联系，于是他们就认为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但冯友兰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

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起来不相连贯，这是因为这些书本身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中国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即使非专业的哲学家，也不认为自己要专门去写哲学著作，甚至有些哲学家的观念需要从他们给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或信件中去辑录，这样的辑录难免会不连贯，甚至有矛盾之处。同时，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篇幅短小，这是因为他们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来表述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总是自成段落，所以前后文字不相衔接。同时格言和比喻有很多的暗示成份，更何况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

冯先生说：“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以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暗示，乃是指意在言外，但是这种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很难翻译，因为意在言外，至少表达了两层以上的意思，但是，将这些词句翻译成外文时，就很难表达出暗示的那一层含义，因为任何翻译文字只能是一种解释，译文通常只能表达一种含义，于是原文中的丰富含义经过翻译，就大部分消失了。

冯先生的解释让我的一些困惑得以冰释，他能以客观的态度来解答中外哲学的区别，不以立场代替观点，这是令人敬佩之处。他认为人的思想总要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当一个人强调某一点的时候，必然对其他方面有所忽略，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国人所说的普天之下，或者四海之内，是海洋国家的人不能理解的，他甚至注意到从孔子时代直到19世纪末，中国思想家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仅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相比之下，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出生在海洋国家，漫游列岛，当然在思想性上与孔子有很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