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真理的不可言说性才是对法的“无上阐明”

禅宗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实际上，这一标志性的符号只能看作是晚唐到宋代以后中国禅学流变的产物，中国禅宗从初期禅到八世纪中后期的发展，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或诠释着经典，禅门与传统经教之间存在着相当曲折复杂的关系。

中国佛教自传入起就与译经和解经活动密切关联。中古经论师传统的经典注疏，始创于东晋道安，而于六朝时期发展到极致，并根据不同经论而形成法流众多的经论学传统。禅宗的兴起，对于六朝中国佛教所流行的各类经论义学的传统是有所反动和批判的。这就形成了中国中古佛教历史中所谓禅、教间的对峙，所谓“禅讲相逢，胡越之隔”。

中国禅宗从达摩开始就遭逢经论师的批评。实际上，在初期禅的发展中，禅师们并不是一概地反对经教，中国初期禅地发展恰恰是与经论师，如地论宗地思想密切关联的。初期禅试图融合禅的心法与经典教义，无论是在阐释的形式、体例与方法等方面，都别开生面地开展出与六朝以来中国佛教义学不同地注经学法流。

在禅者看来，经教被视为较低级地“概念化”的思想形式，而真理的不可言说性才是对法的“无上阐明”。与经论师关注于经典文本的内涵不同，禅者不满足于经论师那种自鸣得意的文字与义理的诠释，而要诉求于对真理的一种更为直接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