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觉醒年代

《觉醒年代》完结了,有始有终,好!

今天便谈谈其带给我的总体感悟。

一、《觉醒年代》告诉我们: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只有能跟着时代发展不断发展的人,只有未能跟着时代发展不断发展的人。

胡适,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

为何会成为一个谜一般的存在?因为其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可因为其在后期,未能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于是便成了阻碍时代发展的力量。这种阻碍时代发展的力量,在当时,是需要被极力批判的,不如此则无法正视听。可也正是因为矫枉过正,导致了原本的真实变得模糊,于是便造成了谜一般的存在。

《觉醒年代》,不仅肯定了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促进作用,也展现了其未能跟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原因。

陈独秀,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亦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

为何会成为一个谜一般的存在?因为其纵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能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可其最终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于是亦成为了阻碍时代发展的力量。当然,其落后于时代发展有一定的时代原因,此点在剧中亦有反映,即其强调中共与俄共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一种隶属关系。这样一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反抗,必然会造成一种行动上的反抗。可这样一种反抗,在当时并不具备可以维系的环境,再加之其亦存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错误,于是便不得不成为时代的炮灰。因此,其亦成为了一个谜一般的存在。

《觉醒年代》,并未因陈独秀最终落后于时代发展,而忽视了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

这样一个胡适,这样一个陈独秀,是较为真实的胡适和较为真实的陈独秀。真实是最有力量的,虽然这种真实,需要时间的酝酿;虽然这种真实,需要在自强之后在拥有自信时才能坦诚相待。

一个人,可以心平气和的回忆过去,并将真实的过去毫不掩饰的展示,哪怕其是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其便放下了,解脱了,成长了,自强了,自信了。人如此,民族也如此,国家亦是如此。

真正的文化自信,真正的历史自信,在敢于将真实的历史,不加掩饰的呈现在众人面前。

二、《觉醒年代》告诉我们:能够一直引领时代的,是那些不断探寻出路的人,而不是那些中途守成的人。

毛泽东,在《觉醒年代》里,所占的篇幅不大。可纵使只占据了不大的篇幅,亦丝毫无法掩盖其熠熠生辉的光芒。

其熠熠生辉的光芒为何掩盖不住?因为其是为数不多,不人云亦云,要靠调查、研究和实践的结果来探寻出路的人,且其将调查、研究和实践贯彻于一切行动的始终。

“新文化运动”,毛泽东是参与者;“五四运动”,其亦是参与者。当“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发展到后期,马克思主义已然呼之欲出,为少数人所选择、认定,并施行的时候。毛泽东,仍未放弃调查、研究和实践。

在他的组织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湖南自治运动”。虽然这两次运动,在《觉醒年代》里,只是被提及,而未将其摆在应有的历史高度。可因为该剧反映的是“觉醒年代”,而非单纯的展示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历程,其如此处理,亦是情有可原。但作为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人而言,对此却不可不知。

为何不可不知?因为不知这些,便很难明白,毛泽东为何能够在选定信仰之后矢志不渝,为何又能够根据发展需要不断调整方式方法。伟大的斗争,能够造成伟大的觉醒。貌似慢半拍的事实,在更深入的伟大斗争的检验下,会使觉醒更深刻、更耐久。有了此种觉醒,慢半拍的事实便不再可怕,因为历史很长,伟大的斗争亦将很长。

人生很短,做不了很多事;人生很长,足够做好一件事,最起码足够为做好一件事夯实基础。在选定人生唯一要做的那件事之前,不妨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去寻路,但一定要在伟大的斗争实践中去寻路。在伟大斗争实践中的寻路之旅,其本身就是在行路,本身就是在为未来更伟大的实践积蓄力量。

三、《觉醒年代》告诉我们:历史造成时间线,时间线中有因果线。世界潮流,便是因果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觉醒年代”,不仅是个人的寻路年代,亦是国家民族的寻路年代。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历史滚滚向前,彼此貌似毫无干系,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不可能脱离于时代而寻路,国家民族亦是如此。

中国向外学习的对象,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一开始是向欧洲,中途是向日本,后来是向美国,最后是向苏联。其为何会有如此转变?均是历史造成的结果。

有人说,李鸿章是“东方的俾斯麦”。他们为何会如此说,那是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希望李鸿章能够成为“东方的俾斯麦”,能够像俾斯麦振兴德国一样振兴中国。

然而,李鸿章终究不能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中日甲午战争”使这一切成为了泡影。于是,人们将学习的目光投向了近邻日本,希望中国也能发动一次像“明治维新”一样的变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戊戌变法”也罢,袁世凯也罢,其终究不能成为“明治维新”,其终究不能造成“明治维新”。于是,无论是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亦或是胡适这样的所谓学者,均不约而同的将学习的目光投向了美国。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发生了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辜鸿铭是产生怀疑的中国人的代表,只不过其只有怀疑而没有找到出路,于是只能回归本土向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出路,故响应者寥寥;十月革命的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因为向美国学习的余灰尚未散尽,于是也只有像李大钊这样的先知先觉者才有适度觉醒的可能;可历史终究不负中华,继之而起的巴黎和会,尤其是苏联撑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围剿,使历史赢来了一次大转折,苏联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所认同、所施行。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诚不欺我。

我们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亦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的,其背后一定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即存在一定的事物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是时代的发展产物,是时势的发展产物。对于此种不以主观意识改变的发展规律,唯有先明白它,唯有先正视它,才有可能在某一天顺应它、造就它的可能。

君子顺势而为,君子造势而就。无论是顺势而为,还是造势而就,逃不过的唯有一点,那就是能否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适应则存,不适应则亡,这是打不破、颠不破的真理。

四、总结

百年前的“觉醒年代”已然离我们远去了,亦从未离我们远去。是再见觉醒年代,还是觉醒年代再见,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在什么年代,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能跟着时代发展不断发展的人,另一种是不能跟着时代发展不断发展的人。

“乱以尚武平天下,治以修文化人心”告诉我们:无论是“乱”也好,是“治”也罢,总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能够跟上时代、引领时代的,永远是那些不断探寻出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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