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城1750，郊区1500，如何看待武汉市主城和郊区最低工资不一样
昨天查资料，发现武汉主城区和新城区最低工资居然不一样，武汉7个主城区和3个国家开发区最低工资1750元，四个新城区（黄陂、新洲、江夏和蔡甸）最低工资1500元。
就我所了解的，每个省最低工资会分几个档次，毕竟省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但同一个市也分三六九等的确实不多。比如深圳，在2010年以前，关内和关外最低工资有100块钱的差距，但从2010年开始，深圳的关外和关内最低工资就一致了。
武汉，是中国第一个没有郊县的城市，上世纪的1998年，随着黄陂和新洲撤县改区，武汉全市再没有了农业郊县，全部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发展目标的新城区。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城市化一体化基础，但可惜的是，20多年过去了，武汉居然在一个市里面最低工资都不能做到统一。
更不用说社保到今天还没有联网。
▲美丽的武汉
在城乡一体化上面，深圳比武汉开始的迟，但进展却快的多。
2004年，深圳关外的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
2008年，深圳取消边防通行证，2010年开始，逐步撤除边防检查站。
想想13年前，你去深圳的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区还需要先在家乡办理好边防通行证，假如要去关内，坐公交或者大巴的话，到关口你需要从公交里下车，排队检查完通行证后，再从出口跑出找你的公交，如果不幸耽误时间过久，公交可不会等你哟。
看来在城市一体化方面，我们要落后人家深圳十年以上。
回到最低工资上来。
最低工资从实行开始就伴随着不小的争议（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这里我就不啰嗦了），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最低工资很多时候成了最高工资，很多企业完全有能力开出更高的工资，但既然你法律规定了，我乐得按你定的给，何乐而不为呢？
我理解武汉市把四个新城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定得比主城区低的原因，无非是想降低企业人力成本，让老企业迁移到新城区去，新企业优先选择新城区投资从而扶持新城区的发展。
一个普工，如果在新城区工作，他的最低工资比在主城区和开发区上班的低250，加上加班费，各种其他补助，每个月他的收入会比在主城工作至少低600以上，假如一个企业有1000人，则工厂开在在新城区会比开在主城区每个月少支付人力成本60万元以上。
想法是没错，但前提是企业可以自*由落地。让企业自己决定去哪个区投资，才能发挥最低工资低的优势，当年大批港台工厂来到珠三角就是看重了当时大陆极低的人力成本，但现在武汉搞那么多开发区，稍微好一点的企业优先放在开发区里，你四个新城区低工资的优势其实无从发挥。
比如，同等政策条件下，富士康会愿意在黄陂还是在光谷？起码从人力成本上来说，在黄陂每月可以少支付几百万的工资。
其次，最低工资比别人低不利于吸引人才。我一朋友的老乡，最近决定从广东回武汉上班，东西湖和横店都有工厂要他，从工资高低的角度考虑他最终选择了东西湖企业。
红安县的最低工资比黄陂低，但红安不会很担心黄陂把自己的人都挖走，因为到黄陂上班相当于背井离乡，多的那么一点工资其实弥补不了离开家庭所失去的，但黄陂和东西湖不过隔一条府河而已，谁的工资更高当然吸引力更强，挖走的人也就更多。
最后，也是我最在意的，一个城市分为三六九等是不公平的，同样的工作不应该有不同的收入，凭什么在新城区上班就该拿更低的工资？这会让新城区人产生二等公民的感觉的。
企业付不起？企业更应该在品牌，在质量，在其他方面提升自己的收入，而不是靠减少工人的工资来增加她的利润。
▲黄陂横店临空产业园
前两天，陈一新的讲话确实发人深省，他说：“倍感武汉市域治理亟需现代化”，报道如下：
在总结会上陈一新表示，倍感市域社会治理亟需现代化。
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但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把重大矛盾风险化解在市域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影响最小。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要把重大风险化解在市域作为努力方向。
抗疫中，市域社会治理有许多创新经验，但也暴露出不少短板弱项。我们要把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支点来抓。要汲取这次抗疫斗争的经验教训，常态做好应对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法治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及时把重大风险化解在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