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天地 | 楚高丘：品读李白的“安陆四书”
品读李白的“安陆四书”
楚高丘
所谓“安陆四书”，是指李白青年时代居留于安陆时所写的四篇文章，分别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这四篇“书”体的文章是我们借以了解李白生平、交游、思想性格、文笔特点，以及唐代时士林文风的重要资料。
每思及我鄂中寻常地域，何其幸也，竟能得到这样一位天才纵逸、啸傲古今的伟大诗人的青睐、眷顾。想想至今心内犹意气难平。这是不寻常的，借李白的话说：“良有以也”——那确实是有缘故的啊！被历史和岁月的风尘掩埋得太深太久的古楚国云梦之地，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曾经无比灿烂光华，就像楚人手中托出的和氏璧一样，引得天下列国诸侯垂涎、觊觎。但凡读过一点古书的人，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地理中的“云梦”一词，被记述，被转载，被表彰，被夸饰、炫耀得不可胜数。那是一个何其伟大的地方！只可惜，如今沦落风尘，往昔繁华不再。那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开国皇帝的后人一支，由于庶出，最后一路摇坠，竟慢慢沦为布衣平民一样。
黄鹤楼上至今悬挂的一块老匾，上书“气吞云梦”四字。很显然，此云梦非彼云梦（县），它是一个远古的地理概念。古云梦是很大的，大得超出我们的想象，里面有山有水，有丘陵，有平原，有芳草萋萋、荆榛蛮瘴，有虎兕麋鹿、鸾鸟孔雀……两千多年前的此地，俨然一个亚热带地区动、植物竞相陈列、展览，上演人与自然伟大抗争的天然大宝库。古云梦的核心区在今天的安陆、应城、云梦、汉川几个县市的地理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春秋时代古郧子国的所在。
李白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先是进入洞庭湖流域，在那里滞留了几个月，同行的老乡吴指南突发疾病而死。李白将他安葬后，便又复归大江，一路迤逦向东而去，一直走，走到了今天的南京、扬州一带。在那里一待就是大半年，李白喜欢交朋友，而又轻财好施，自称这一趟维扬之旅“散金三十余万”。想必是因为囊中已空不得不打道回府，更或许是一路看下来，心中已早有所属，于是转棹变航，开始沿长江逆流回溯。回溯到长江中游的时候，驶入汉水，一路向西，最后落脚于汉北的安陆一带。
我不知道他这是不是行为艺术，反正李白的这个行舟路线与当年先师屈原被流放汉北的路径颇有暗合之处。他是一个不循俗举不蹈常规的人，他性格密码中的基因与楚文化十分契合。连科举都不屑于参加的李白，他人生的第一个驿站选择何处落脚，绝对是有考量的。我们通常以为，李白是由于入赘许家，做了前朝宰相许圉师的上门孙女婿，才会定居安陆的。其实不然，李白在成家之前已然在安陆落迹，且颇有时日。他的文章《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和《上安州李长史书》就创作于婚前。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身处卑下逆境，怀才不遇、寂寂无名的青年李白，是如何用他的天才超然、自信豪迈与周遭不利的人文环境相搏斗相拼杀的。
人要有信仰。李白就是一个充满信仰的人。他身上集合了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最为信奉的儒家功业思想、道家仙游思想、纵横家谋略策论思想等等几种互相矛盾、互相制衡的思想体系。李白将几种复杂的思想镕铸于一身，炼成自己的筋骨，而外在血肉则敷以楚文化中的狂士风格，因此他总是超级自信，超级豪放。
他始终坚信自己平生所学，能够派上大用场，他的用武之地，只有宰相或者帝王师才足以相配。因此，李白的伟大只是在于他信念执着、初心不改，一往无前，虽九死而无悔，天真幼稚得可敬、可爱、可泣。登上过《百家讲坛》的北师大教授康震老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白的失败在于他所信奉所执着的那一套学问，是诞生于先秦时代之乱世，是用来治乱的，而大唐盛世显然不需要这些不合时宜的“纸上谋略”。李白的自信狂放，一方面来源于他所倾慕、向往的楚文化——楚国曾经无比灿烂辉煌，多出狂士；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大唐盛世雄浑威严、震慑八荒的国际、国内环境。可以说，是大唐之盛塑造了奇逸人中之龙李白。
从这篇《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李白非常善于雄辩。本来人家孟少府责怪李白不该隐居于一无名小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经由李白这么一驳，倒把这寿山（非碧山，是李白来安陆时最初的居留地，在今广水市境内）夸得天花乱坠，仿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李白不仅驳倒对方，还引经据典，说得振振有辞——其实是诡辩，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白确实深究过先秦时代纵横家的辩术，他绣口一出，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走的说成飞的，确确实实有几分苏秦、张仪之属的能耐。据说，以三寸不烂之舌为看家本领的辩术在先秦时代十分流行，不光只是纵横家们要用它，就连屈原、宋玉这样的上流君子也要学它，否则难以立足。史书上称宋玉“隽才辩洽，善属文”，又说屈原“娴于辞令”等等，都是说他们有口才。相传，宋玉曾利用的自己的能言善辩在朝堂上洗刷过别人对他的污蔑、诋毁。只可惜的是，李白空有一副如簧巧舌，却难当大用，只能把这些伎俩用在文章里。
儒家功业思想浸透到骨子里的李白，有着屈原一样的家国情怀，更有着倔强而固执的不识时务的幼稚和天真。《上安州李长史书》和《上安州裴长史书》两文耗尽了李白的文才以及一个青年才俊所拥有的全部人格尊严。尽管文章写得不卑不亢、甚至有凌越披靡之势，但那些谀词背后透出的，却是一个落拓文人不折不扣的酸楚。其实我们作为后人，很想对李白好好地劝诫一番：你毛遂自荐怎么也不看清对象呢？那几位都是些什么鸟人？真真白瞎了你李太白一世的清高。关于这一点，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很是感慨，很为李白抱不平：“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裴君不知何许人……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
比较有意思的是，《上安州李长史书》本来是一篇上书谢罪的文章，是缘于李白有一次骑马不慎闯了李长史的“道”——仪杖队，而因自责惶恐，故上书请罪。赔罪归赔罪，一番文雅含蓄之辞后，李白竟不分对象不分场合又搞起自我营销来。他在安陆的最大心结，就是自始至终念念不忘地、汲汲孜孜地要把自己推荐给某一位长官，以致于求售之心跃跃然欲喷薄而出了。本来是作检讨的，李白却写得像自荐信，末了还不忘郑重地附上的自己的三首诗。这情景、这举动，我们似乎在某些笑话片段里见过。
几乎与“逢人说项斯”差不多，李白见大官就自荐。同样的话说了无数遍，恐怕连自己都记不清哪是哪了。他自己的身世籍贯和平生所学，如同谜一样要费尽后人猜想。李白一会儿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一会儿又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其所说往往前后矛盾，晦莫如深。借高枝炫耀自己，是古人一贯的作派，谁都想有一个高贵而体面的祖宗。据北师大教授康震的讲解，李白称自己是陇西人，是源于他以北朝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自标。看来，李白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免俗。至于他青少年时期都学了些什么，又是一番云遮雾罩，故弄玄虚的话。什么六甲，什么百家，什么剑术，完全是非牛非马的瞎扯乱弹，故意眩人耳目而已。唯独“轩辕以来颇得闻矣”是句老实话，还算交出了实底。这句话很重要，这说明在中国古时候，一个人对历史的熟知程度也是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文、史不分家是也。
李白之不能免俗，岂止是祖宗夸耀？受唐代士林文风的熏染，李白时常表现出自我矜夸、不切实际、泛泛而谈的“策士”遗风。依我们今人看来，李白这个人活脱脱一个“牛皮大王”——说大话，夸海口，口出狂言。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李白将自己卖弄到极点，这是一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自我包装，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堪称巨细无遗，锱铢尽收。遗憾的是，收效甚微，未尝闻裴长史为之所动。看来，这只是一场对牛弹琴的误会罢了。然而令人惆怅而唏嘘的是，李白的这篇用力很深的文章，也确实写得够迂腐的。他用来标榜自己的那些所谓“美德”，诸如什么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等等，都是带着前世江湖气息和渔樵隐逸色彩的不切实际的花架子，根本没有用处。真正有用又能打动人的恐怕只是李白的诗歌、文章。当然，对这一枚分量最重的砝码，李白也是用上了，只不过用得有些过了，有画蛇添足之嫌，显出底气不足。什么“四海明识，俱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丘亲接斯谈”，把这样的话缀在大人物对自己文章的品评、裁定的后面，实在是多此一举。又显得很小儿科，像嫌犯在呈堂上的供词一般。
对裴长史的阿谀奉承之辞也令人肉麻。什么“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真不知道，这裴长史到底是男还是女？那篇后来被收入《古文观止》的《与韩荆州书》也专以谀词之美而享誉后世——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雅的一个阿谀奉承的典故：识荆。当然，《与韩荆州书》里透出的风雅与文秀已足足融化了那份尴尬和不自在，而足以令言者喜，闻者悦。此不可不谓李白之鬼斧神工。
然而最出人意表又百思难解的是，李白这位异人奇士，似乎从来不肯屈居人下，就连有求于别人的文章，也要在气势或态度上来一个鹞子翻身，必须拔地而地，占据上风而后已。李白从来都不忘吹嘘自己，吹嘘完了就阿谀对方。本来是一个低姿态的求荐者的身份，临末了却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把这些话就搁这里，您看着办吧！如果不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据康震老师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李白是不是一个又硬又臭的人呢？“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这一句狠话撂在《上安州裴长史书》结尾，反映出李白极为复杂矛盾的人格特征。在奉承别人的时候，可以把好话说尽，把别人捧到天上；有求于别人推荐的时候，只顾自吹自擂，话里还透出霸道硬气，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是一个情商低到何种程度，单纯执着狂热大胆到何种程度的怪人啊！
李白的文章与别人不同。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凌空高蹈、目空一切的夺人气概。他的文笔以“气势”取盛，清雄奔放、流畅自然，如三千尺瀑布飞流直泻。他鲜有那种恭谨、谦卑，甚至礼让，他一上来就先声夺人。《与韩荆州书》较之《上安州裴长史书》，实在是写得随意多了，但李白文言词句间的那种优扬、婉转、畅快、淋漓却因之异常凸显，由于文短，锋芒有所收敛，还算切近人情，所以受到后世推许，收入《古文观止》奉为文章之圭臬。
说到的李白的狂、李白的浮夸、李白的天真烂漫而执着，李白的不近乎人情和低情商，这些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是颇难以理解的。由于隔着漫长的岁月年代，我们根本无法揣想盛唐时的文人是一种怎样的精神面貌和心态。经历过近代百年以来重重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已经根本无法复原出对唐时国人那一份自信与豪迈的呈现。康震老师说过，李白的狂傲与个性张扬在唐代绝不是孤例、个案，而是整个士林间的普遍风尚，只不过他表现得突出一点罢了。所以归根到底，是大唐盛世造就了奇人李白，造就了他一系列与盛世国风相匹配相呼应的性格、气质符号，永远地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也许只有等到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我们拥有唐时一样的盛世雄风，才能真正读懂并理解李白。
- 关于作者 -
杨建平，笔名楚高丘，湖北应城人。爱好文史、诗歌散文等。系孝感市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20余篇零星发表于《楚天都市报》。自由职业，目前打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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