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南佳的散文《大父》

大父  

我的大父离世已有好几年了。一直以来，我都有用文字纪念大父的想法，但每次写了开头就搁置下来，没有再写下去。我的大父实在是太普通了，放在芸芸众生当中立刻会被淹没。他没有风流倜傥的外表，没有满腹经纶的内涵，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建树，更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一生平淡至极。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已经忽略他曾到这世上来过，可能只有几个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还记得他，这其中包括我。而我头脑里的念头又太多，有关他的记忆杂乱纷呈，零碎无绪，毫无章法，不知道从何说起。只不过，我心底珍藏的那份朴素而又执着的情感经常在沉静之中泛起微澜，有时还会让我陷入思念的泥淖，给我带来文字的启示和记录的冲动。

坦率地说，我并不了解大父的前半生。我出生时，大父已快四十岁了，有关他四十岁之前的事，都是从我的父母那里听说来的。但对于我懂事之后有关大父的事情，我应该是最清楚的，直至今天有关他的记忆也是最清晰的。因为从出生至上初中离家求学的那段时间，我都是和大父睡一张床、盖一床被子。在兄弟姊妹六个当中，我排行老三，处于尴尬的位次，上面有姐姐、哥哥，下面有妹妹、弟弟，可能父母最在意第一个儿子和女儿吧，对于第二个儿子就自然顾及少了一些，于是我只有和大父一起睡的“待遇”。正因为这样，我也拥有了额外的补偿，在兄弟姊妹当中，大父唯独对我最好，也只有我对他最亲近。

大父是我父亲的哥哥。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让我们称呼他的哥哥为“大父”，我长大后留意到，在我们村子里，只有我家使用这个称谓，其他人家用的是“大伯”或“大爷”。后来我多次翻阅相关书籍考证，也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但我总觉得，我家使用这个“大父”称谓与自身的家族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小时候为大父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睡觉前挠痒。上床入睡前，大父总是跟我说：“玉儿，帮我挠下后背吧，我也给你挠，要得不？”我想，既然是交换，那就挠呗，可是我觉得他的后背真的好宽大，我的小手都挠累了，还没有挠完。挠的时候，大父很享受，还不停地说：“用力挠！多挠几下！”好不容易挠完了，大父给我挠后背时，他用他那粗糙的大手，三下两下就把我的小后背摸了一遍。不仅前后只花了一眨眼的工夫，而且感觉到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摸我后背上很不舒服。这一来我就觉得不划算，吃了亏，到开始上小学时，就不愿意这样交换了。大父反复恳求无果后，就说：“你帮我挠后背，我给你买糖吃，要得不？”那年代，小孩子真的难以拒绝这样的诱惑，于是，我就又帮他挠痒，直至手臂酸痛为止。

其实大父的后背并不宽大，只不过给小时候的我的感觉有点大而已。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多一点，那时候四十多的年纪，就有些驼背了。因为常年在田地里耕作，他的皮肤呈现出黑红色，显得比别人老得多，身体清瘦，在农村属于羸弱的人。他的衣着总是很邋遢，赤脚上经常沾着没有洗干净的泥土，他的智力也比不上正常人，经常成为村里人调笑或欺侮的对象。一般情况下，大父都是沉默寡言的，只知道在烈日下、在风雨里埋头劳动，从不叫苦，也不喊累，唯独与我在一起时，他才会显得很开心，话也多一起，和我相互讲一些在成年人看来很幼稚可笑的事。在我的印象里，大父那一身松绔绔的粗布衣服总是被汗水浸湿着，好像从来没有晾干过。大父在受别人欺负时，只会干着急、焦躁不安，再也没有别的应对办法，每当这种时候，他会畏缩着躲避，苦着脸，喋喋不休而又软弱无力地咒骂，还不时地狠狠地向地上吐一口吐沫。

我长大后才知道，大父小时候因患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身体和智力都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在解放之前，我的家族在当地还是比较殷实的，是典型的耕读之家。祖父是位秀才，在私塾里当教书先生，娶了当地魏姓大户的小姐为妻（即我的祖母），生养了一女三子，我的父亲排行老三，上有一姐一兄，下有一弟。可叹祖父在解放前几年就离世，享年仅二十九岁，留下四个年幼的儿女，最小的仅一岁半。守寡的祖母带着四个幼儿生活，自然受到了家族的排挤，至解放的几年时间里，家产已经被别人侵占十之七八，但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后划定家庭成分时，我家仍被划为地主。

大父有大名，他的名字只在正式的场合和文字记录时才会用到，比如说生产队的工分记录、户口和身份证等。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叫他“大相”，应是“大相公”的简称，自他出生起，别人就这样称呼他。解放之前，这个称呼或许代表着对他身份的认可和尊敬，解放之后，人们依然这么称呼他，即使在后来屡次运动的批斗会上，也是这样呼喝他，应该是习惯使然，还应有一点调侃和轻蔑的意味吧。这个称呼一直延用下来，直至他过世，几乎所有的村人早将他的大名忘记了，最后，只有我们郑重地将他的名讳镌刻在他的墓碑上。

刚解放时，大父已经成年。守寡的祖母花费了所有能够拿得出来的金钱和可以使得出来的气力为他成了家，娶了一位陈姓姑娘。可是没有料到，大父成婚不久，划定家庭成分与无休止的批斗就开始了。那位聪明睿智的陈姓女子审时度势，迅速提出离婚，坚定地站到了批斗者的阵营里，凭借她“打入敌人内部”所取得的第一手信息资料，稳妥妥地担当起批斗我家所有人的“急先锋”，如数家珍的血泪控诉，歇斯底里的高声呼喊，出手狠辣的连续揪斗，使每一场批斗会搞得有声有色，也让她功成名就。大父这段短暂的婚姻宣告终结，这件事成为了我们家多年来讳而不言的隐痛。

七十年代初，我三岁多时，小脚祖母就去世了，没有子嗣的大父与他大弟——我的父亲一家共同生活。这种组合方式，与其说是我父亲承担了照顾兄长的责任，还不如说是借助了大父一生的劳作，才让我们兄弟姊妹六个顺利地长大成人。我家在农村，父亲在外工作，是典型的“半边户”，在“跑工分拿口粮”的大集体时代，我家只有大父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大父是挣工分的主力，吃口粮却有八口人。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每次生产队分口粮时，别人家可以分到满满一担谷子，而我家只有半箩筐，这还是大父与母亲全力用汗水换来的。及至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后，大父更是包揽了田地里所有男人的活计，用瘦弱的身躯、微驼的背膀挑扛，起早贪黑地在田间地头弓着身子默默地劳作，用永远干不透的汗水浇灌庄稼，尽可能多地收获粮食，供养我们兄弟姊妹六人。

我和大父一起睡的是老屋的一间卧房。现在那栋由父母建于六十年初的土砖瓦屋已经拆除，但在我的记忆里，那间土屋里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清晰。那是一间十几个平方的偏房，房间里总是充斥着浓郁的土地气息，还有大父身上带来的劣质烟草味道。光线穿过并不大的木制窗户和房顶布瓦中间的两片亮瓦投下来，使得几件简陋的家具都有着层次分明的阴影。房间里的物品很少，除了两张木椅外，还有一床一衣柜，都靠墙放着。床是一张制作粗糙的木板床，常年挂着一顶陈旧的蚊帐，我从一岁多就由大父带着每天在这张床上睡觉，直至十一岁到公社镇上中学住读。学校放寒、暑假时，我回家还是在那张床上和大父一起睡。

上小学的时候，我喜欢在睡觉前缠着大父与他比赛数数或背书，每次都是他输，输了就得答应我一个要求。数数是从1数到100，我们同时“预备”开始，我数到“9、10”之后直接跳到“91、92……”，很快就数完了，大父总是惊奇地说：“你么数得果快呀！”这时我就会大声地宣布：“你输了！明天要买粑给我吃！”大父乐呵呵地回答：“要得，要得！你先帮我挠下痒哈。”

背书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表演。也许是家庭治学的习惯，我上小学时能将每篇课文都背诵下来，喜欢背给大父听。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但他在听我背书时总是笑呵呵的。有一次我显摆完后，问他会不会背书，没有想到他说会，并且很认真地背诵起《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字文》，不仅背得流畅，还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当时把我惊呆了！第二天，我找来《三字经》和《千字文》印证，让大父再背，竟然真的一字不差！只是让我费解的是，大父认字却不行，认不了几个。原来，大父小时候读了好几年私塾，读来读去就是这三本启蒙书册，字记不住几个。后来先生不愿意再教他，就读不下去了，再后来解放了，也没有私塾可读了。大父说：“先生让背书，背不来就用戒尺打手心，那是真打啊！我可挨了不少打。”大父说这些的时候，满脸都是愧疚的神色：“你爸冇挨打，他比我少读两年私塾，书读得还深些哩！”

大父没有太多的嗜好，除正常的吃饭喝水之外，独爱抽烟。他的烟瘾很大，因为穷，所以抽的都是便宜劣质卷烟，烟味与他身上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味道很浓，再加上他有时流很多的口水，让旁人嫌恶，唯独我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并没有觉得那气味接受不了。后来，我们兄弟姊妹都长大成人，在外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不定期地给他买相对好一点的香烟，他身的气味才慢慢地淡了下来。

大父的饭量很大，吃得也快。可能是高强度的劳作需要更多的能量，瘦小的大父每餐可以吃下好几大碗白米饭，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米饭。事实上，在我们长身体的那十几年里，我家的粮食总是不够的，即使我的父母想尽了办法，异常节省，仍然出现了几次短暂的断粮危机。为了让我们多吃一点，大父很少有真正吃饱、吃尽兴的时候。让人无奈的是，等到我们能赚钱、有能力让他吃饱吃好的时候，大父却老了，每餐吃不了多少了。

在我们不断成熟的目光中，大父以十分显眼的进程走向衰老，他的背一年比一年驼得更厉害，脚步一年比一年飘浮、缓慢。2000年，我最小的弟弟从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这标志着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已长大自立。在我们终于成熟自立的同时，父母都年逾花甲，大父接近七十岁，真的老了。我们都离开家乡，在异地城市里安家乐户，老屋里只有父辈们在坚守生活。父辈衰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气力大幅减退，无法完成过去很容易就能做完的农活，即使父亲从单位退休后也投入到农事耕作中，我家能够耕种的田地面积仍然随着时间推移，不得不一减再减。

人生中有很多的无奈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即使穷尽人力，仍然不可能消减；生活中有很多的无常是无法逃避的，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如其来地发生。进入新世纪，我家父辈的经济负担减轻了，应该可以过上丰足闲适的日子，可这样的生活似乎与他们无缘。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代人都会面临着成家后养育孩子的难关，我们也不例外。我有了孩子后，前后请了五、六个保姆，母亲还偶尔来住一段时间帮助照看，才艰难地度过儿子出生至上小学的困难阶段。我的小弟在2005年元旦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这原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对于都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弟弟和弟媳来说，照看两个幼儿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没办法，年迈的母亲不得不从农村来到城市和弟弟一家一起生活，帮助照看孩子，而不会做饭的父亲和大父只能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这种格局是万般无奈下的最佳选择。

那段时光，大父和父亲两人在老家力所能及地耕种一些田地，父亲还有一份固定的退休工资收入，我们也经常回去看看。虽然两位老人不擅长照顾自己，饮食质量不高，也有一起不愉快的事情时常纠缠，但总体上讲，生活还是平静安然的。可没有想到，2007年10月，我那经常宣称自己要活到一百岁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父亲的突然辞世，给我们全家所有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母亲和大父。在那之后，他们日见苍老，失去兄弟的大父从此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一个人在老屋独居，日常生活失去了原有的生气，衰老进程明显加快。

大父一个人生活期间，我每个双休日都会从黄石回到乡下老屋去看望一次，几乎没有间断过。大多数时候，我回老屋时，大门是锁着的，我知道那是大父到田畈里劳作去了。我走出村子，沿着熟悉的田间小路，到那几块特定的田地里去找他。我来到田畈里，就会看到在太阳底下，瘦骨嶙峋的大父戴着旧草帽，穿着灰褐色的布褂，佝偻着身子在禾苗间拔杂草或施肥，我大声地喊：“大父！”这时，弯着腰的大父会抬起头来，他那混浊的目光闪现出喜悦的光芒，那张被汗水打湿皱纹的脸上浮现出开心的笑容，“你回来了唦？”大父每次都是用这句话来应答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下雨天，大父没有出门，就会坐在老屋大门口，痴望着对面雨幕中的山头，眼中泪光莹莹，嘴里模糊不清地喃喃自语，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只知道父亲的坟墓就在对面山上。

我每周回老屋时，都会将大父的生活物资备齐，除米油之外，也会买些荤菜、副食及水果，还有香烟等。刚开始，他的生活物资消耗还算正常，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连香烟也抽得少了。在我多次追问下，才知道，大父的饭量锐减，每天只吃两顿，每顿只吃一小碗就够了。我给他买的副食放置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动，有的直到过了保质期还没有开封。买给他的水果，他也很少吃，最后都坏掉了。大父的行动越来越迟缓，气力越来越小，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我曾怀疑大父患上疾病，于是联系当医生的同学，先后两次安排做了全身检查和专项检查，拍了CT，找专家诊断。医生告诉我，老人身体没有任何明显的疾病，就是老了，人老了气血就不足，钙流失比较严重导致骨质疏松，千万要防止摔跤。这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怪，你越是担心什么，就会发生什么。为大父做完身体检查后不久，我照例在周六回老家，买了一些补血、补钙的药品带回去。那天天气很好，我以为大父又会到田畈里劳作，没有想的是，我开车到达老屋时，院门是敞开的，这说明大父在家。我将车子直接驶进老屋院子后，我看到大父精神萎靡地坐在大门口，左边脸颊都是干涸的血痂，我惊恐地下车，快步走向大父。此时大父看到我之后，竟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惶恐之余，只得轻抚他的后背，小心地安慰着。经询问，才知道他三天前在地里干活时，不慎摔了一跤，头脸蹭田埂上，将脸颊划破了。他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回家，却找不到止血的药物。我担心他有骨折，赶紧问他身上还有哪个地方疼？大父说：“别的地方不痛，就是头和脸痛，流了好多血呀！”他咧着嘴大哭，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我谋划过将大父接到黄石和我一起生活，在他接近八十岁那年将计划付诸实施，但结果很不好，最后不得不放弃。在我那六楼的住房里，大父吃、住和穿的都没有问题，但我们都去上班后，却没有人陪他了，他也不可能一个人外出，在这个城市里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只得整天坐在家里，如同“坐牢”一般，没精打采的，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住过三天后，大父实在是住不下去了，他嗫嚅地对我说：“玉儿呀，我还是回老屋去吧，田里的庄稼要施肥了，地里的菜也要除草了……”我很无奈，明知大父找的是站不脚的理由，也没有办法强留，只得在第二天上午将他送回了老屋。

我想过将大父送到镇上的福利院去，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大父本身就是“五保”，符合进福利院的条件，我也愿意多出一些钱，只要有人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就行。为此，我抽时间专程拜访了镇福利院院长，与那位五十多的男人面对面地进行了深入沟通，全面了解了镇办福利院的情况，表达了我的请求和愿望。福利院长最后一席坦诚的话让彻底放弃了这种打算。那位院长说：“目前因为人手限制，镇福利院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采取的是自助式加互助式养老。也就是说，进福利院的老人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再加上年纪小一些的人照顾同室年纪大的人，实行互助。实话实说，年纪大的人在福利院养老状态并不好，甚至还有一些被别人欺负的现象发生。我们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所以，你大伯这种情况，建议不要送到养老院里来。”我征求大父的意见时，他听到要将他送到福利院去后，紧张得不得了，立即焦急地表示坚决不去，他拉着我的手说：“我不去！你千万不要将我送到那里去哈！”

我知道，大父喜欢农村里的自由自在，相对与人打交道来说，他更喜欢与阡陌间生长的各种庄稼打交道。他伺弄庄稼的时候，可以跟秧苗随意地说话，享受庄稼种子发芽、分蘖、扬花、抽穗和成熟的过程，从中收获他独有的快乐。他一生都在土地上耕作，从未离开过土地，活着一天就要做些农活儿，从土地里汲取地气儿，这样他才更有精神。如果限制他的自由，让他脱离土地，那他的生命力会流逝得更快。即使八十多岁后，大父行动迟缓，反应迟钝，他仍然不放下农具，几乎每天都要到田畈里去种庄稼，或在老屋旁边的菜地里种各种蔬菜。直到大父去世前，他还保留耕种着一丘田、三块地，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大父过了八十岁之后，我回乡下老屋更勤了一些，每次回去之后尽量多待一些时间，与他多说一会儿话。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笑咪咪的，很高兴，可是当我要离开老屋回黄石时，我注意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眼神里全是留恋与不舍。车子沿村道驶远时，我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大父那瘦弱的身影站在院门旁，痴痴地目送着我离去……可我没有办法呀，我还得工作，上班，不可能一直留在老屋里陪着他。每当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大父的那种情形，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凉与无奈，直觉告诉我，大父活在世上的时间没有几年了。

每个月，我都会开车带大父到镇上，找那个固定的理发师为他理一次发。大父每次理发都将头发理得很短，胡子也刮得很干净，人就显得特别的精神。可是，他的步履越来越不稳了，最后连上下车都得我搀扶才行。冬季慢慢来临，大父越来越怕冷。那一年冬天，我回老家时注意他几周都没有换衣服，一问才知道，他因为天冷没有像往年一样隔一段时间洗澡了，于是我开车将他带到县城一家洗浴城，陪他一起洗澡。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先在热水池里泡澡，然后颤悠悠地站在花洒之下，听任我给他洗头，搓背……

2017年的春节，与前几年一样，我和弟弟两家都从城里回到乡下老家，陪大父一起过年。在春节那有限的几天假期里，老屋里充满了家的温馨和喧闹，年迈的大父精神状态大好，他坐在籘椅上看着院子里玩耍的侄孙子、侄孙女，脸上笑得像花儿一样。我猜想，他那几天的笑容可能比平时一年来的都要多。那个春节，他将他珍藏几十年的银元拿了出来，给我们每家分了两枚。我拿着那两枚古旧的银元，心情十分沉重，无限的悲哀在心底奔流涌动。我知道，大父这是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才会提前这么做的。

后来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将我心底的悲凉情绪全都冲淡了。大父将弟弟那五岁的儿子叫到身边，很神秘地说：“图图，我给你一个好东西哈。”他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不动声色地在旁边看着，非常好奇他到底还藏有什么宝贝，最后要传给他最爱的孙子。只见大父解开胸前棉衣的扣子，从怀里掏啊掏的，最后掏出一个布包。他慢慢地打开包裹严实的几层布，终于露出一个亮闪闪的3寸小光碟。他笑呵呵地将光碟递给图图，五岁的图图大声叫起来：“就是个光碟呀！这有什么用！”原本怀着巨大希望的图图举起光碟，给大家展示着，稚嫩的小脸上全都是失望！我们所有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大父讪讪地跟着大家笑着，他原本以为自己捡到了一个了不得的宝贝，郑重至极地珍藏着，最后才馈赠给他最疼爱的孙子呢。

2017年的春天过去了，炎热的夏季到来。我发现大父的饮食一周比一周少了，他为自己做饭已成为难题，基本上只有一个菜，甚至只在早上用电温煲煮一次粥，然后吃一天。饮食卫生也是一个大问题，夏天气温高，饭菜变质快，但大父舍不得丢掉。我每周买回去成品腌菜或卤好的荤菜只能管一两天，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直觉告诉我，大父余下的时间不多了。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找妹妹商量，让正在打工的妹妹暂时辞职，回老屋去照料大父的饮食，我付给她工资。

那年八月份，妹妹回到乡下老屋，担起了照料大父的责任。然而，尽管妹妹想方设法做出各种菜肴，大父的饭量依然下降。大父再也没有到田畈去劳作了，成天坐在家里，他实在是走不动了。我注意到，大父连烟也不抽了，因为没有到太阳底下劳作，整个人显得很干净利落，身上的汗味、烟味全都消散了。十月份国庆假期第三天，大父终于坐不住了，躺倒在床上，不能吃不能喝，陷入昏迷。我双眼泪水朦胧，我看到，那床还是小时候我和大父一起睡的那张床。

大父卧床不足两天就去世了，无疾而终。他将他的“五保”补贴存折给了我，账户里有8753元。除此之外，他还给我留下了这一生一世都无法忘却的怀念。

2021年5月25日记，30日修订

南佳，男，现居湖北黄石。六十年末生于耕读之家，脱离乡土不离书香。蒙文字眷顾，偶有拙作出现在网络平台和纸刊。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