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世界 | 6 循着鲁迅的足迹

循着鲁迅的足迹上海的冬天总是特别难熬，冷风夹在潮湿的空气里，刺得人膝盖骨生疼。梧桐树上的叶子早已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走在路上，顶风而行是特别地艰难，但即便是在室内也未见得舒服，因为空调会使整个屋子显得特别干燥。就在这样的冬日里，我，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怀着仰慕和敬畏的心情探访了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印迹，近距离地了解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九年光景。从地铁三号线的东宝兴路站下来，步行至位于横滨路35弄的景云里，这里是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的第一个定居点。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移居上海，初在共和旅馆暂住。5天后，鲁迅和许广平便从共和旅馆迁居景云里23号，因为当时周建人居住在这条弄堂里。同日鲁迅与许广平结婚。景云里建造于1925年，它西临横滨路，东邻窦乐安路（今为多伦路），弄内有三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三层楼房。这条里弄位于“越界筑路”的华界一侧，虽是刚刚建成的新房，但是没有卫生设施，也没有煤气，并不是上海中产阶级青睐的居所。鲁迅以其当时的经济力量，也只能选择这样的地方。“从此以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住在三楼的……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斯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郁达夫的《回忆鲁迅》）后来，由于住所周围很不安宁，1928年9月9日鲁迅就移居到同排18号和周建人一家同住。不久，隔壁17号有了空房，鲁迅喜欢住房朝南又兼东，于是又在1929年2月迁入17号新居，周建人一家仍住在18号。同年9月底，鲁迅的孩子周海婴出生，“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故名海婴。”鲁迅在这里总共生活了两年零七个月。在景云里租住期间，鲁迅与邻居茅盾、叶圣陶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兼战友，与许多文学青年如柔石、冯雪峰等结为挚交，并与不少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鲁迅帮助柔石完成代表作《二月》，后来还特地把23号让给了柔石居住，自己搬到18号。在这里他还结识了青年评论家冯雪峰，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互相信任，冯雪峰几乎可以说是年轻一代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朋友。正是在景云里小小石库门内，鲁迅用一杆“金不换”的毛笔，一扫海上文坛的媚俗之风。

从景云里出来，朝北，沿着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往前走，就来到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1930年，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要和劳动阶级打成一片，要造出大群的新战士，要发展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从展馆展出的史料中，我认识到“左联”的成立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了阿英的《夜航集》、茅盾的《子夜》、鲁迅作序的《丰收》外，大批文学青年投身革命之中，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诗人的诗歌，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以及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都在“左联”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从1930年到1936年，7年不到的时间，480多个盟员、上百部作品，显示出了“左联”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分量。这批当年意气风发的进步知识分子，将手中的笔化作唤起广大民众的工具，化作传播进步文化的武器，化作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他们的呐喊唤醒了彷徨迷茫的同胞，他们的努力引导黑暗中的同胞找到了曙光，他们的奋斗更是激励了无数挣扎中的同胞确立了救亡兴国的理想。

从“左联”纪念馆出来，我又来到了先生在上海的第二处居所，现在的北川公寓。据郁达夫回忆：“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这幢大厦即当年的拉摩斯公寓，坐落于虹口区四川北路2079-2099号，1928年由英国人拉摩斯建造。当年，这是一幢钢筋水泥的四层建筑（现加高到五层），二至四层均挑出阳台，花式铸铁栏杆，下饰一对小牛腿，古朴秀气。公寓室内楼梯栏杆螺旋式，转角立柱雕刻精致，每一套都有卧室、会客室、厨房、卫生间，算是当时的高级住宅。1930年5月12日鲁迅先生携妻子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迁入。鲁迅在这里发表的著译作品大约有170篇，当时震动文坛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论第三种人》《友邦“惊诧”论》等都在此诞生。此外先生还编订杂文集《二心集》、《三闲集》等。1931年4月25日，鲁迅与冯雪峰一起编订《前哨》创刊号。1932年夏、秋间，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会晤了红军将领陈庚，陈赓一边向鲁迅讲述红军作战的英雄事迹，一边信手在一张小纸上画了一幅红军鄂豫皖战斗的形势图。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也曾两次在此避难，并与鲁迅结下深厚友谊，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与日记中经常出现瞿秋白的化名。而柔石、冯雪峰、史沫特莱和内山完造等人经常造访住在拉摩斯公寓的鲁迅。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鲁迅出于安全以及海婴健康的考虑迁出拉摩斯公寓，于1933年4月经内山完造介绍搬至位于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9号。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新式里弄房子。故居坐北朝南，走进黑铁皮大门，是一个小花园，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走上台阶，就是会客室，中间摆着西式餐桌，沿西墙放着书橱、手摇留声机和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时赠给鲁迅的工作台。过玻璃屏风门，便是餐室，正中放着广漆八仙桌，四周是四只烤花圆坐椅，西墙角是一只双层碗橱，东墙则放着西式衣帽架。这些简朴用具，反映了当时鲁迅全家的生活状况。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维持家庭生活，但对接济他人，支持革命群众团体，是非常慷慨的。萧红和萧军初到上海时就受到先生的慷慨资助。在鲁迅的日记中，留有多次捐款的记载。二楼的前间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斋，东面是张铁床，沿西墙放着大衣柜、茶几、两把藤椅和一只镜台，镜台上陈列着外国版画。一幅周海婴出生16日时的油画像挂在山墙的五斗橱的上端。南窗糊着彩色玻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烟具和花具。朝南窗下放着的书桌和陈旧的藤椅是当年先生工作场景的再现。他当年就在这张书桌上伏案写作，写出了许多叫敌人胆颤心惊的文章；他在藤椅上沉思，许多字字珠玑的杂文就在这里酝酿诞生，包括《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工作的时期，鲁迅写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并编辑《译文》杂志，翻译《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外国名著；提倡木刻版画，还编辑整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靠东墙的那一张黑铁床上，薄棉被、印花枕头均按原样布置。梳妆台上挂着一个旧时的日历牌，日历撕到1936年10月19日那一天。台上的闹钟，指针对着5点25分，就是在这一刻，鲁迅在这张铁床上溘然长逝，终年56岁。实际上，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出版、译作上。这一年他经常在病中，体重只有37公斤，可是他还支撑着病躯，坚持一遍、两遍地看校样，表现出了他对亡友的无比深情，和他对革命工作的无限支持。

在大陆新村居住的时日里，先生总要到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看书、购书。早在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到内山书店购书，从首次购书到1936年逝世，他去内山书店500次以上，购书达到千册之多。从1932年开始内山书店成为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现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伪自由书》、《三闲集》、《花边文学》、《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集》都是由此发行。鲁迅不仅是内山书店文艺漫谈会的常客，与中日文化人会面，还与内山合作，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等，推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1920年代后期书店大量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内山书店与鲁迅和其他的左翼文化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通过销售左翼进步书籍，举办文艺“漫谈会”等形式，推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经过内山介绍，鲁迅与日本研究者增田涉、作家佐藤春夫、横光利一、金子光晴、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等相识，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与山本实彦的会面，促成鲁迅与改造社的直接合作。鲁迅向日本介绍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作《中国杰出小说》的小引。1936年6月，《改造》开设“中国杰出小说”专栏，陆续发表鲁迅推荐的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首篇发表的是萧军的小说《羊》。1937年，鲁迅逝世一年，该社就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内山书店是鲁迅晚年在上海重要活动场所（四川北路2050号），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工商银行所在地，只有墙上的匾额告诉着后人它对于鲁迅、对于左翼联盟、对于中日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与影响。

当年在距离鲁迅的家和内山书店都很近的四川北路与窦安乐路交界处（今多伦路8号）有家名叫“公啡”的咖啡馆。这里楼下卖糖果，楼上有两小房间，是喝咖啡吃冷饮、说文学谈创作的好地方，因而成为了鲁迅的第二个客厅。他在《革命咖啡馆》中曾写过：“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前面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为了创造那个理想的无产阶级家园，鲁迅成了左翼联盟的旗手，而“公啡”咖啡馆也因为“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后人口中“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馆”。杨纤如回忆说：“30年代阳翰笙同志常带我们去参加左联作家的活动，就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这是一个外国人开的咖啡店，是以巡捕房包打听就不太注意，比较安全。”但鲁迅本人是不喝咖啡的，他独喝绿茶。据老作家魏猛克回忆，别人都要咖啡，唯独他要茶，有时候夏衍就陪着他喝茶。也是在这里，1934年，萧军、萧红带着小说手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先到内山书店见鲁迅，再由鲁迅带去公啡聊天。无独有偶，周扬的夫人也回忆说，曾让周扬在公啡等着，自己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然后3人再一起在公啡二楼的小包房里喝咖啡喝茶长谈。可见当时的文学青年要见到鲁迅，必经路线就是内山书店及公啡咖啡馆。只是，当年最有名的咖啡馆在今天已经难觅踪影，和内山书店一样，唯有墙上的匾额昭示着曾经的峥嵘岁月。山阴路的尽头便是甜爱路200号的虹口公园，因内有鲁迅墓和鲁迅纪念馆而更名为“鲁迅公园”。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和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周恩来总理题写馆名。馆内一层设有专题展厅“奔流艺苑”、多功能报告厅“树人堂”、专为收藏鲁迅同时代人遗存的“朝华文库”、鲁迅图书馆和其他服务设施。二层为“人之子——鲁迅生平陈列”。鲁迅纪念馆现有馆藏文物8万余件，以鲁迅的文稿、书稿、译稿、书信，以及鲁迅收藏的木刻作品和生活作品为主。其中最为珍贵的有鲁迅《悼丁君》手迹、《故事新编》手稿、《毁灭》译稿、鲁迅致赵家璧书信、鲁迅收藏的中国现代版画。特别是鲁迅的石膏遗容，是鲁迅逝世的当天，由鲁迅的好友从鲁迅遗容上直接翻制的，粘有鲁迅胡须和眉毛。先生的墓则在公园的西北角，墓周围种着高大的松柏和广玉兰等，其中有两棵桧柏是妻子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亲手种植的。墓对面有一块长方形的大草坪，草坪上立着先生的坐像，他目光深邃、炯炯有神，仿佛在注视甚至可以说是审视着像我一样前来瞻仰的年轻人。

自1927年10月来到上海，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鲁迅先生在上海整整生活了九年。他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但他的战斗意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他把“金不换”的毛笔当“投枪”，以杂文这种独特的形式，针砭时弊。他的视野更开阔，文字涉及儿童文学（如《难行和不信》、《看图识字》、《从儿童的照相说起》）、版画（“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苏联版画集》序）以及文字的普及（如《关于新文字》）等，可以说，涵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但无一例外地，他的关注点永远离不开普罗大众的文化启蒙（如《中国语文的新生》、《门外文谈》）和整个中国的觉醒（如《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上海期间，他陆续出版了9本杂文集和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先后编辑《语丝》、《奔流》、《朝花》、《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文学刊物，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并主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他的文辞较之前更犀利，于“靡靡之声”笼罩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发出振聋发聩的绝响。他的文字好似一把利剑，划破长空，直插敌人的心脏。“因有了他，三十年代便不止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是铁流、呐喊、堡垒。”（王安忆语）同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发掘并提携了一大批的青年作家和革命先锋，与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时期坚决的思想文化斗争。他的一生正如毛主席所评价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走出鲁迅纪念馆，已近黄昏，冬日的风更凛冽了，但马路上霓虹闪耀，娱乐场所里歌舞升平。先生当年居住过的四川北路已是美食如林、人头攒动的商业街，而“左联”纪念馆所在的多伦路也成了拍摄婚纱照的甜蜜网红地，先生长眠的“鲁迅公园”则成了广场舞大妈们的聚集地，旁边的虹口足球场则是球迷们欢呼欢乐的场所。我不禁想，今天的中国硝烟已经散尽，但我们能否在这份城市的喧扰中忆起先生当年的铮铮傲骨，能否在大浪淘沙的商业洪流中保持一份清醒，一份对物质生活的寡淡而不至堕入庸俗呢？先生当年对海婴所说的：“我看不到，你可看到的情景”已然已经实现，但是我们切不可使器重年轻人的先生失望啊！作者简介刘俊，女，1981年生于上海，祖籍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当过记者、翻译和客座讲师，一直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工作之余游历数十个国家，足迹踏遍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她热爱文学、艺术，对各国各地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领悟，她自称带着“第三只眼睛看世界”。她最在意的不是美食，而是沿途的风景与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核。她的文字优美，思考深邃，让我们随着她的文字来一场心灵的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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