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防止别人纪念，坚决要求拆掉老家房子，淮安县委巧妙应对

周恩来多次要求拆掉老家的房子，主要是为了防止后人，将老宅修成总理纪念馆。

因为这件事，周恩来多次批评淮安县委，认为总理的房子，和老百姓的房子一样，不能特殊对待。

周恩来想拆掉房子改成学校和工厂，而又是谁保护了总理的故居呢？本期文章要讲述的内容，便是周恩来和老家祖宅的二三事。

周恩来出生的老宅，位于江苏淮安的驸马巷，因为朱元璋的乘龙快婿在这里住过，所以得名驸马巷。

巷子是南北方向，长约两百多米，属于是典型的明清时期的苏北建筑，整条巷子都是一户户的大院，里面住着一个又一个的家族，其建筑构造和布局都差别不大。

而周家大院，是1839年的时候，祖辈以两百六十两银子所购买。到六十一年后，周恩来出生的时候，这个家族已经没落，生活愈加贫困。

房子是东西朝向的曲折三进院落组成，采用青砖灰瓦木结构，周恩来家里虽然收入拮据，但为了维持祖辈的体面，所以开销依旧很大。

周恩来刚刚出生没多久，叔父周贻淦身患重病，为了防止周贻淦无后，所以周恩来被过继过去。

没过多久，周贻淦就因病去世，周恩来跟随继母陈氏生活。

有一点要解释清楚：在那时候的封建家族，把孩子过继过去，跟我们现代社会的过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周家是一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过继给了养母陈氏，但依旧能够获得生母的爱，而且继母陈氏对周恩来非常好。

也就是说，周恩来小时候，获得了两位母亲的爱，接受了两位母亲共同的教育和抚养。

然而，周恩来不到十岁，两位母亲接连去世，因为家庭收入有限，所以周家兄弟的童年非常艰苦。

也幸亏八婶母，以及邻居家的老太太，经常送饭给周恩来吃，这才不至于饿肚子。

因为家里穷，所以周恩来常去舅舅家里的私塾读书，接受了旧社会的教育。

很少有谁会想到，这位童年孤单又困苦的孩子，未来会成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周恩来直到十二岁那年，生活才算迎来了转机，因为在东北那边工作的伯父，得知周恩来生活困苦，所以将其接走，带到了东北。

乍一听，跟着伯父生活，会不会受到歧视呢？其实那时候的大家族，对待孩子是不分彼此的，就拿东北的伯父来说，对待周恩来如同亲生。

周恩来自从离开了淮安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避免像国民党官员那样，搞所谓的衣锦还乡。

关于周恩来的出身，大致经过便是：祖籍绍兴、出生淮安、成长在东北铁岭……

按照周恩来自己所说：“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家里往上几代人都是师爷，可追溯到宋朝时期的周敦颐，也就是写《爱莲说》的那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也成了周家祖训，并且在周恩来的身上发扬光大。

周恩来在东北铁岭，从伯父那里得到了政治教育，看到国家积贫积弱，一颗赤子之心越来越炽热，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之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周恩来在周家宗亲和学校老师的帮助下，远赴欧洲留学，开始了他的法兰西岁月。

周恩来回国后，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有过数次交锋；红军时期，又跟蒋介石激战十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则不计前嫌，亲手救了蒋介石一命。

抗战爆发之后，周副主席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国共两党的钦佩，无论是再怎么尖酸刻薄的记者，也在周恩来的身上找不到缺点。

1939年，周恩来想要去南方宣传革命思想，却遭到了国民党的阻挠，于是他公开说，想要回老家看看，这才穿过千里硝烟，去了祖籍绍兴。他对此解释说，绍兴才是老家。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国民党听的，真实的老家自然是淮安。

抗战胜利之后，周恩来为了中国的和平建设而奔走，虽然一度路过淮安，但却没有时间回家看一眼。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手打造的情报系统，经过十多年的建设，给了敌人致命的打击。

新中国成立之后，淮安开始着手修复周恩来的故居，也就是周恩来出生的地方，避免周家大院的房子倒塌。

周恩来在北京忙于工作，并不知道淮安人民政府，正在修缮他的老宅。一直到了1953年，周总理将八婶母杨氏接到北京，通过杨氏之口，才知道了淮安的事情。

杨氏是周恩来兄弟的实际抚养人，尤其是生母和养母去世之后，是杨氏省吃俭用，才免得周恩来兄弟饿肚子。

周恩来接杨氏到北京，想要尽一尽孝心，只可惜杨氏并不适应城市的生活。

按照杨氏所说：不仅当地政府要修缮总理的老宅，想要建设总理纪念馆，而且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去周家大院参观。

关于老家房子的事情，周恩来的内心其实非常不满意，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对于纯粹的唯物主义革命者来说，向来讨厌旧社会“光耀门庭”那一套。

再有就是，老百姓的房子是房子，总理的房子也是房子，房子和房子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周恩来的身份就去搞特殊。

周恩来向来是极其痛恨衣锦还乡那一套，因为得知淮安修缮周家大院一事，所以喊来了王雨波。

大年初二，王雨波来到了周恩来的家里，总理嘱咐他办三件事。

第一件事：将婶母杨氏，送回到故乡淮安居住。转告淮安县委，不能因为是总理的婶母，就给予特殊照顾。周恩来本人，会负责杨氏的生活和养老问题。

第二件事：周恩来得知家里的祖坟，影响了集体种地，所以转告淮安政府，可以平掉祖坟。

这里笔者解释两句，周恩来在故乡唯一的田产，就是那一亩坟地，旧社会时期还曾经专门雇人看管。

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骨灰洒向大地，不要留坟丘，所以带头平坟。这是利国利民的政策，总理本人无条件支持。

第三件事：周恩来听说，淮安人民政府，要修缮周家大院，甚至想要建立纪念馆。委托王雨波去淮安，转告当地政府，周家大院可以公用，可以办医院或者托儿所，但不能建设成总理纪念馆。

几天后，王雨波送杨氏到淮安，随即去当地政府，传达了周恩来的三点嘱咐。

而淮安人民政府，得知了总理的嘱咐之后，立刻开会讨论这件事。经过县委的表决，认为周总理的崇高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和发扬，至于房子的处理问题，暂时决定作为民用，而不是当做公用。

周家大院让周恩来的婶母、堂弟媳陶华、等周氏宗亲居住。

因为总理说过不许参观，所以当地政府也就嘱咐淮安人民，不要再去周家大院。

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虽然周恩来不允许修缮老宅，但周家大院年久失修，已经塌了好几间屋子，而且周恩来出生的那三间，也有倒塌的风险。

（注释：周恩来说过，自己出生的房子已经塌了，其实他这样说是为了避免群众纪念，实际上并没有坍塌。）

既然房子成了危房，当地政府可就犯了难，修还是不修呢？尤其是周围的老百姓，总是去县城找领导，说总理的房子已经怎么怎么样了，为何不去修缮？

县里经过开会讨论，决定顶住压力，去修缮周家大院。

而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1958年6月的时候，总理收到了堂弟媳陶华的来信。

陶华将淮安的事情，向堂兄周恩来叙说了一遍，而周总理立刻写信给了淮安的副县长王汝祥。

这封信很长，简要来说，大致意思就是：

接到了陶华的来信，听说淮安又要修缮周家大院，我认为这样是万万不可的。

记得解放初，淮安就修复了我的老宅，这让我感到万分不安，那时候我就想过，把周家老宅交给政府处理，可那时候婶母还在，而且交给公家之后，又会被当做纪念，那样更加不好，所以才拖延到现在。

现在乘着这个机会，我寄钱到淮安，修缮那些漏雨的地方即可，除了陶华一家住的房子之外，剩下的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会收房租。信里带了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淮安接收了我的老宅之后，我提出两个请求：

一是千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不要再带着人去参观周家大院。如果有谁问我出生的屋子，你们就我否认哪间屋子是我出生的地方。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

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让周家大院的住户搬走。

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周恩来。

1958年6月29日。

周恩来的信发出去一个月后，巧合的是副县长王汝祥，代表淮安县政府，来到北京汇报工作，所以见到了周恩来。

王汝祥先是在总理的面前，汇报了淮安近些年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建设计划。

谈完了工作之后，周恩来问起了周家大院的事情，而王汝祥则如实回答。

周总理又问：“听说你们要重建我家房子，这不行，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嘛！”

王汝祥对此解释说：“不是重建，是修理。房子年久失修，快要倒塌了。我们只不过是把房子扶扶正。周尔萃当兵了，拥军优属，也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按照王汝祥的说法，周尔萃是周恩来的侄子，如今去了部队，而周尔萃的家人也就属于是军人家属，所以政府理所应当的照顾。

周恩来则批评说：“房子倒了，就把它拆掉！你们城里地主的房子怎么处理的？我那房子，我看可以没收！”

王汝祥说：“总理，城市没搞土改，怎好随意没收房子啊？”

一问一答之间，周恩来自然能看出王汝祥的真实想法，他拿这位副县长倒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嘱咐对方，房子不没收可以，但也不能修建纪念馆。

多亏了这位淮安副县长的巧妙回应，这才保住了周家大院，否则按照周恩来的想法，非要拆掉不可。

1960年，淮安的县委书记刘秉衡，去往北京汇报工作，见到了周恩来。

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淮安的建设，也问起了自己老宅周家大院的事情，他强调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

周恩来再次嘱咐淮安的政府官员，要求把周家大院当做公用，可以当做教育机构，让孩子们去上学，又或者改成工厂。

刘秉衡在第二天，受邀去周恩来的家里吃饭，邓颖超也强调了淮安周家大院的事情，要求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去办。

刘秉衡意识到，这次周恩来下了死命令，所以周家大院的事情，务必要处理的让周恩来满意。

所以，刘秉衡回到淮安之后，立刻召集各级干部开会，经过大家的研究讨论之后，决定把周家大院作为公用和民用。

公用方面，改成图书馆，让孩子们去看书；民用方面，让附近的老百姓去住。

刘秉衡处理这一切之后，写信给北京的周恩来，而总理的秘书则回信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感谢淮安政府，对此结果非常满意。

1973年，周恩来得知淮安那边，要把周家大院的住户搬走，然后重新维修，开设纪念馆。

11月17日，国务院打电话到淮安县委，传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指示。

第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第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第三，不许维修周家大院的房子。

这里要解释清楚第二点，之所以不许动员里面的住户搬迁，是为了防止淮安县委，将房子改成纪念馆。要求淮安县委坚决执行，而且以后会不定期地检查。

这便是周恩来对淮安老房子的“约法三章”体现出了总理人人平等的理念。

根据周家大院的孙桂云回忆（周恩来的堂侄媳）她说：“总理一直关心着故乡的房子……”

周恩来对家人说，周家大院的老宅，要全部有人住，如果一直空着，那样太浪费了。

关于周恩来小时候住的房间，他嘱咐孙桂云，不可告诉外人是哪一间；也要嘱咐邻居，对此不要说。

孙桂云谈了房子的现状，说较大的空房已经改成了儿童图书馆，也有的改成了县委学习室，即使是空着的，也让周围的老百姓住了。

周恩来多次在家人面前强调，驸马巷的老房子应该拆掉，改成工厂和学校。

1974年8月1日，周恩来又一次见到了孙桂云，他当面问淮安老家的房子，还有没有人去参观呢？

孙桂云说：“县委很重视，层层向下传达了，不准去参观。但外地还是不断有人去。”

周恩来一听这话，自然是非常不满意，他之所以让拆掉老家房子，就是为了杜绝群众去参观纪念。

所以周恩来再次强调说：“你们的住屋，可以拆到别处去盖！”

也就是说，总理要让周家宗亲拆了房子，然后搬走到别的地方住。

而邓颖超也说，她会亲自出钱，让周家宗亲搬离老宅。

孙桂云说：“拆房子要经地方政府的批准。”

家人聚会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又强调说：“坏了就不要修了，坏一间，拆一间，统统拆掉了，我也就放心了。”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陷入了长眠，从那之后就只能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

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医院举行的，当时很多群众，都希望见总理最后一面，以至于医院门口人山人海。

到了第二天，医院门口更是黑压压的老百姓，因为人数过多，以那时候的条件来说，也就不允许人人见周恩来最后一面。

治丧办公室为了避开人群，所以带着周恩来的遗体，从后门离开了医院。

周尔鎏（总理侄子）坐在车上，他内心感到失落，因为总理的最后一程，走得是如此悄无声息。

就在周尔鎏唉声叹气的时候，谁知车队走到长安街，远远望去都是送别周恩来的人群。

人民群众自发前往，迎着寒风送别总理，十里长街人山人海。

根据周尔鎏的回忆，不仅有绵延数十里的中国人，还有许多外国人，人群一直绵延到了八宝山，发出心碎的哭声。

而与此同时，淮安得知周恩来陨落，所以大批大批的群众，去往周家大院，人人带着黑纱，悼念开国总理的离去。

人群越来越多，一眼看不到头，虽然周恩来不允许大家纪念，但淮安人民依旧自发的，去往驸马巷。

一年后，大批大批的海外华侨华人、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纷纷去往驸马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周家大院的房子又老又破，而海外和港澳台的人，又不知道内情，所以纷纷提出意见，要求尽快修复周恩来的故居，总理的房子咋能这么破？

一笔又一笔的海外捐款，寄到了淮安的县委，而县里的领导意识到，应该顺应亿万人民的心声，修缮总理故居。

1979年3月5日，周恩来的故居恢复了原貌，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小学生爱国教育基地，免费对外开放。

每年都有60万人次，去往周恩来故居参观，纪念总理的伟大贡献。

1984年12月11日，邓小平亲自题写了“周恩来同志故居”匾额，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一块。

淮安县委，倒是遵从周恩来的心愿，并没有将故居改成纪念馆，而是顺应群众的呼声，另外选址建设了纪念馆，用来革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