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浩然的农民心

（浩然）

近几年，研究我的同村人郭澄清和《艳阳天》浩然的关系，收集到不少素材。因为他们都是农民作家，都以农村题材为主题，又都是以短篇起笔，以长篇落笔，分别写出了《艳阳天》《金光大道》《大刀记》等名篇。对于郭澄清，因为是我的同村叔辈人，了解的较多些，对于浩然，早年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出于崇拜和敬重，而更多的了解，是近些年的事。

为了写浩然与郭澄清同心境一文，我先后去了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住过并工作过的山东昌乐东村，被浩然称为第二故乡的河北三河市浩然文学馆，去过安葬浩然骨灰的灵山灵泉墓地，也与浩然儿子梁秋川进行过座谈交流。

在浩然文学馆，仔细阅看了有关浩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历程，深深理解浩然那颗纯正的农民心。

浩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可多得的作家，也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农民作家，他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广大农民的代言人，写了一辈子农民，述说的都是农村的事，农民的事，农业的事。

浩然原名梁金广，生于1932年，10岁丧父，12岁丧母，在困苦中长大，见证了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社会，十四岁参加革命工作，十六岁入党，又得知人民政权来之不易，十分珍惜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爱护新中国发生的一切人和事。

他只读过三年书，却有着超人的创作精神，有细致的对人对事的观察力，想象力，表达力。他情商高，善于体谅人，同情弱者，总是站在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看人看长处，想事想远处，有一颗明亮的阳光心境。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数的国家，那些年代，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居住在农村，浩然也曾生长在农村，在晾晒大粪的粪场边长大，对农民有深深的情感。他写文章，就是从写农村的事开始的，一直写了一辈子，从短篇到长篇，从小诗文到大作品，基本上都是农村题材。他写农民，为农民而写，写了一辈子农民。

1960年，国家发生了经济困难，属于自然灾害时期，他随工作组下放到山东昌乐东村，一是帮助基层做工作，度难关。二是也减轻城市供给的压力，那年代都那个样子。

他是春天去的，冬天回的，一住就是八九个月，在驻村期间，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被选为东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带领农民挖泥推土修水库，熬过了艰难困苦的日子，给村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结识好多农民朋友，更积累了伴随一生的农民心结。

结束在昌乐驻村的日子，他就构思《艳阳天》这篇作品，村中的一些人和事，情和景，就成了《艳阳天》中的人物原形，素材源地，难怪他在《艳阳天》出版成名后激动地说，“没有在山东昌乐东村的日子，就没有《艳阳天》这部作品，没有这部作品，也就没有我浩然的今天。”

那些年，人们可读书少，缺乏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文学作品，《艳阳天》的问世，无疑给社会，给那个年代的青年人，给文学爱好者一个惊雷，如同久旱逢雨，人们爱不释手，反复阅读。

在以后的日子里，浩然先后收到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一万多封，他不骄不躁，把人们的赞称当鼓励，当动力，又连续创作出同样题材的四卷长篇《金光大道》，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歌颂广大农民群众，歌颂以高大泉为首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反映农村农民战天斗地，激情燃烧的风火岁月与艰难历程。

浩然严格要求自己，管好自己，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小学生，走到哪里，学到哪里，素材搜集到哪里，为人民服务到哪里。

在山东昌乐时，浩然把房东老汉买布票的钱给了他，而又把布票偷偷放在房东的柜子上，把中秋节发的仅有的几块月饼也给了房东的孩子吃，他就是那样体谅穷人的难处，关爱那些穷苦的孩子，他和穷苦农民心连心。

浩然是个文学家，是个职业作家，要是个领导干部，他也一定是个焦裕禄式的好县委书记，是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好领导，好带头人，人民的好公仆，他对自己警钟长鸣，使他永远不会变色。

浩然创作的《艳阳天》中的肖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实际就是他自身思想的体现，自我行为的体现。那两个人物，就是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者、实践者、执行者。浩然就是那样一个人，他有一颗纯粹的党心，一颗与农民分不开的同心。

他在生活中，在多年的采访中结识了很多朋友，总是和朋友说真话，交真心，以诚待人，不虚假客套。他总认为，真心才能换来真朋友，他与昌乐的那些农民朋友，就是那样结成的。

他在山东昌乐驻村离开后，又先后五次回昌乐看亲访友，带老伴杨朴桥和女儿春水回东村认亲认家认叔婶，帮昌乐办文学创作班，提高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水平。

他结识了一个叫马进的昌乐人，他喜欢马进勤奋好学的精神，也喜欢马进豪爽的山东人性格。马进是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个与农民天天打交道的公社党委秘书，非常崇拜浩然的人品和作品，两人多次书信往来。

有一次马进随同昌乐的几位同事到北京办事并看望了浩然，浩然竟然叫老伴杨朴桥到别处睡，自己和马进同睡自己床上，把昌乐的人和事问个遍，两人聊到夜深人静，口干眼乏，他就是这样对待朋友，见好友如亲人。

马进与浩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前几年我到昌乐采访马进，他在我面前两次大哭，想念浩然，一提起浩然就控制不住情感，他还逢年过节，在给家中故去老人上坟烧纸时，也同时给浩然烧纸，以示怀念和祝愿他在天堂安好。

浩然回昌乐，去探望当年的老农民，坐在农民的土炕上，抓着农民的手，象久别省亲的亲人，问这问那，没有任何距离感，他与农民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够的家常。

浩然写东西从不胡编乱造，而是素材来自生活，取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引导生活。

（浩然在南海）

1974年，中国和南越发生了小规模海战，上级领导指名叫浩然写文章。

一贯反映农村题材的浩然，用笔来写部队生活，写军队的事，战斗的事，渔民的事，真是个新课题，也是个新难题，但他又不能不写，不写好还不行，因是中央首长指定的任务，全国人都知道这事。

我清楚地记得上级领导指名让浩然写文章，让张永枚写诗，之后不久，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登在了各大报纸的整个版面，而浩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印成册子发行，我那时还在部队，反复阅读这两个作品。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浩然接到指令后立刻去了南海，到了中越海战的地方，去体验生活，采访记实，夜以继日地赶写那部作品。

浩然在南海，穿上战士的军衣，下到连队，爬上岛礁，登上军舰，与海军战士和海岛渔民同吃同住，与他们促膝长谈，掌握战时的第一手资料，收集到激烈战斗的实战素材，写出了激情四射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并分《奇志篇》和《正气篇》分解书写，在文笔上也有史诗般的独特性。 让祖国人民了解南海自古就是中国的，渔民自古就祖祖辈辈在那里打渔，与渔霸进行斗争的历史，更了解发生在南海的军事事件，了解守卫海疆指战员和海岛渔民儿女们的守国情怀与壮丽篇章，守卫祖国的将士是不可战胜的，西沙是不可侵犯的。

他在河北三河市工作生活得时间比较长，称三河为第二故乡，与三河的领导和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他退休后又回到了三河，但他退而不休，仍为三河培养了大批年轻文学工作者，被称为文化绿化工程，三河人民深深地喜爱这位具有农民心境的作家。

浩然不但一生写农民，为农民代言发声，还把自己的儿女孙辈的名字都带有浓浓的乡土味。他的大儿子叫红野，二儿子叫蓝天，女儿叫春水，小儿子叫秋川，都与天地自然有关，孙辈也是如此，可见浩然多么希望和盼望农民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日子呀。

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权，选择权，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但现实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不平等，甚至新的腐败现象，农民也有了新的需求与盼望，过上了富裕生活并不平淡，浩然又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农村的变化，出现的新问题，农民走上致富路的艰难历程，又写出了反映农村变化与实际生活的长篇小说《苍生》，记述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现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社会反响非常好。

浩然写作品，一是真实地反映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和心声。二是反咉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他始终同党一条心，站在党的立场上反映问题，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他绝不跟风，绝不无根据地唱高调，赞美歌，而是把发展变化中的实情反映出来，给人以真实感，现实感，客观实际地反咉生活，实事求是地描述事情的本来面目，成为农民真正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