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年

1978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具有划时代意义转折点的这一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这一年应该说是让中国人开始发生剧变的一年。不甘于现状、拿三十多元死工资的父亲也开始坐不住，找到当时在江南垟工厂里当技术工人的堂哥商议，想做点副业。

堂哥所在的工厂做塑料品印刷，生意红火。堂哥表示，以自己的技术，生产加工这方面的产品完全没问题，可以办类似的工厂，但是，没有营业证（如今的营业执照）无法开展合法的生产经营。

技术力量有了，资金也不是问题，至于招工那个时代铺天盖地，只要给钱就有人干。

经过咨询，这一年尚未进入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还不允许个人经商办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苦思冥想之际，父亲想到了“借鸡下蛋”。

公社有个日用制品厂，不知以前干什么，一直是停产歇业休眠状态。父亲想借用该厂进行生产经营。

同是一个地方，大家都彼此熟悉。父亲找到了时任厂长说明来意，厂长同意父亲的请求，条件是一旦有业务，进入经营状态后原厂股东必须入股分红，但不承担前期风险。

父亲欣然接受了条件，和堂哥及堂哥一朋友，三股东开始进入前期筹备工作。由于前期不需要生产车间，为了方便办公暂时设在我家。那年我家刚盖好二间二层楼房子，比较宽敞，用于临时办公还是绰绰有余。听父亲说为跟班盖房子还欠了千把块钱的债。

计划经济年代，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都需要凭票购买。食堂也不例外，凭票吃饭。此前食堂所用的都是纸质饭菜票，众所周知，纸质饭菜票的缺点是不耐用，需要定期更换。而美观耐用的塑料饭菜票一出现，一劳永逸地取代了纸质饭菜票。塑料饭菜票理所当然也就有了强大市场。

那个时代出差办事也需要证明（诸如介绍信之类），遵循木头红印的权威法则，不管办什么事情只要白纸黑字敲上木头红印就相当令箭的效果，比一百个嘴巴还管用；社会上很少有骗子和不轨之徒，尤其是有单位的人们更是奉公守法，非常重合同守信用。

堂哥在原厂是做塑料品印刷，生产加工好塑料饭菜票样品，并准备好所需印刷文件。有这么几样：一，饭菜票样品；二，通函和合同（盖有业务红章）；三，信封。每一封信件里放几张不同面值的饭菜票样品，一张通函和三份合同。

印刷品中都打上工厂名称、地址、电话。尚记得，名称：XX日用制品厂；地址：浙江省平阳矾矿石塘路100号(为显得洋气随便编个详细地址，其实是农村没门牌)；电话：直达（公社总机传达）。

一切就绪，做好发业务信件的准备。

可是全国那么大，这些信件该往哪寄呢？寄给谁收？记得父亲和堂哥是这么办：那个年代很难找到合适的资料（比如全国单位、企业名录等）做参考，就去新华书店买几本全国地图册，根据地图册分别按省份找出市县级以上地名，抄在信封的地址栏里，后边统一加上某某厂或者某某矿、某某学校……职工食堂负责人收（估计有几百号人以上规模的职工食堂）。也就是根据地方特点概估下有什么样的单位或者企业，例如：山西有煤矿，东北有林场，港口有造船厂……，就写上：山西省某某市(县)煤矿职工食堂负责人收;黑龙江省某某市(县)林场职工食堂负责人收等等，完全靠蒙。十来岁的我也领会他们的用意，然后按照套用规律照抄。

其实，一百个信件只要能蒙准一个也就值得。当时单张邮票是八分钱，成批打包四分，印刷品几分，样品几分，大概一封信件还不到二角钱左右的成本。

这些信件的抄写地址和封装的任务大部分落在我们一家人的肩上。那时我刚上初中，我弟还在上小学，我们父子三人几乎把抄写地址的任务全给包了，母亲忙完家务活后也帮着封装，除了该上班该上学外，在家的时候就是抄写地址、封装。

经过一个来月的昼夜奋战，一万封信件终于封装完成，足足打了四个大卝麻袋。当时到区邮局没有公路，顾了隔壁两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肩挑，父亲和堂哥跟随。他们鸡鸣时分出发，翻山越岭三十多公里到达邮局，返程到家已将近半夜。

听父亲说，发这些业务信件一共花了一千块多钱，每股东要摊派几百块。假若未能接到订单，这些钱就等于打了水漂，以他的工资收入一家人就是不吃不喝也得还上一两年；要是能等来订单，这些费用一并计入厂里作成本开支，就不用个人承担。

父亲抱着忐忑而又期待的心情翘首以盼。时间大概过了一个月，邮递员送来了喜讯，父亲接过回信，看着几封来自不同省份的合同订单，顿时心花怒放。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随后，回信纷纷而至，大多是几百到几千元的订单，其中一个最大的订单是天津某某风机厂，十几万元，一个月期间大概收到了几百份订单。

那时订单到就等于钱到，货款也随同跟邮局走，相对比回信会慢一段时间到达。

接到几十万的订单，对于当时国民家庭（农村）年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年代，意味着什么？很稀罕的“万元户”这一叫法也是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现，有一万元已经算很牛了，何况是几十万的天文数字。

生产此类饭菜票的设备简单，用化工原料自行配制油墨和自制工具手工印刷，再备上若干切纸机就可以生产。关键的是在于配制油墨和嗮绷制版，这些技术都掌握在我堂哥一个人手里，且谁都不教。

由于订单来量大，一时没做好充分准备，生产场地只好暂时放在厂长家里。十多个股东连同全家人一起上，几十人挤在厂长家一座老房子里，热火朝天干了起来。

好在堂哥技术娴熟，经验丰富，而且分工明确。几十人经过短暂培训后，挑几个眼明手快的年轻人负责最关键的工序，印刷；年龄大的切片，检验，一切井然有序。

一边有条不紊、热火朝天地生产；一边不断收到回信订单，货款陆续到达，从邮局里背出成袋成袋的RMB。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农村而言，难免有些使人眼红。

做不了几天，此消息当时在公社就像炸开了锅。有XX人物纷纷登门……

……于是乎，凡是擦边管到的部门的一二号人物，包括送信的，都成为了股东。

好景不长，大概生产了三个月，不知什么原因，股东之间发生了矛盾，闹得比较大。无奈之下父亲和堂哥只好选择退股。因为那时我还小刚念初中，其中详细缘由不得而知。

结账时生产这三个月的净利润有十多万，父亲一股分到了二千多块。

二千多块在七十年代是不小的数目了，已是父亲当时月薪的七八十倍。有了这笔钱，父亲也还了之前盖房子欠下的债，随后家庭条件也改善了许多。

遗憾！遗憾！实在遗憾！

一，遗憾的是，父亲及堂哥退出股份后，原厂和其他的股东也没接着干，不知是缺乏技术支撑，还是什么原因，未能继续营业；二，遗憾的是，父亲及堂哥因没有企业能借用而不能东山再起；三，遗憾的是，订单不断、款卝到卝发卝货这样好的机会未能把握好，于私于公都是重大损失，于情于理更是不该。

虽然次年步入改革开放，政策也逐渐开始允许个人办企业。从那以后，父亲也好似对办厂失去了兴趣。

当时很多人为这个山村的传奇企业感到惋惜。它先于改革开放，刚起步就遭夭折，犹如昙花一现。

是管理出问题？是缺乏规章制度？还是……？也许是生不逢地！

假如能坚持一年半载，就能为这穷乡僻壤多产出几十个“万元户”；倘若再能坚持三年五载，就能带动数百人就业，为当地政卝府创造可观的财税收入。

此后，不知何故，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日用制品厂也随之销声匿迹。

接后几年，在本地也曾经陆续有人多次效仿，但都以失败告终。

至今，斯地还是见不到有一个十人以上的合法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