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
王学典：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
当然，不能满足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需要，还需要对更多的传统文化要义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比如，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课题。
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冶炼，才能更好地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实现文明互鉴的目标。通过社会科学化的转化，使“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才能够为多元文化的沟通搭建桥梁。
原文链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优化财政运行机制，促进生产力提高，进而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围绕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助力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财政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收入分配制度。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人民。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机制，推动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质量水平有效衔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因地制宜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促进新增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并持续完善其他财政手段，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原文链接：让财政在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结果，相应导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表现为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21世纪的全球大趋势。作为一个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冲刺阶段的国家，我国自然不会置身这个老龄化过程之外。相应地，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应对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冲击，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则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便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一方面，按照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推动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另一方面，学会与老龄化共舞，科学应对人口变化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冲击，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原文链接：认识把握人口形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知名学者多集中在英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世界上的经济学知名学者多集中在美国。引领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知名学者之所以会在时空上集中出现于一个国家，是因为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或所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一战后美国崛起，到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将近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关键变量来构建理论以解释经济现象或解决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知名学者集中之地就先后出现在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和美国。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为我国经济学界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当前，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转移到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也将在中国出现。
原文链接：聆听时代声音 回应时代呼唤
乡村振兴具有多面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需要因地制宜建立客观反映乡村振兴进展的指标和统计体系。多面性体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五大目标任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五大目标尽管可以分别统计不同目标的发展进度，却无法通过简单加总来衡量该地区乡村振兴进展的整体情况。多样性体现为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差异，这决定了针对同一发展目标的统计结果也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在同一目标上的绝对指标数值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需要既能够综合反映某一个地区乡村振兴整体进展的、又能够方便不同地区互相比较的综合性评价体系。
围绕乡村“新产出”这个核心，探索建立兼顾地区差异和评估需求的相对评判体系，是考核评价地方乡村振兴进展的一种新思路。首先，基于地区比较优势明确每个地区的乡村“新产出”中的首要产出维度并重点考核，其他产出符合区域协调发展所要求的基本保障水平。其次，对于主要发展指标，应考察其相对进度。
原文链接：探索建立乡村“新产出”评价体系
5月13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挂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其组建挂牌标志着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对于优化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那么，下一步如何更好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是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其次是推动医防高效协同。再次是开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新篇章。
原文链接：期待新机构更好呵护群众健康
首先是从财政与国家的关系中认识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是国家实现内外目标的基础性工具、政府实现国家意图的政策手段。在我国，这一关系具体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财政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服务。
其次是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认识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改革开放形成了现代化国家建设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与过程，也对财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国家而言，市场经济是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和途径。财政制度建设需要处理好财政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制度性工具和市场作为国家配置资源重要手段之间的关系。
最后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认识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机统一，从而使市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经济活动中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财政建设，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
原文链接：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我国是制造大国和互联网大国，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具备丰富的应用场景、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强大的内生动力。然而，一些企业囿于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对科技发展态势认识和理解不充分，甚至对新技术应用存在抵触情绪，缺乏转型动力。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需要创新思路和方法，有效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积极培育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思维，适应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工具”“助手”到“主导”“引领”的功能转变。传统行业需要换位思考，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视角来审视自身，针对转型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开展“自我革命”；信息技术企业也要融入传统行业，学习掌握相关行业的知识，努力引领传统行业转型发展。
原文链接：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进一步挖掘数字消费潜力，需加强政策引导、提供政策支持，形成有利于数字消费扩容提质的长效机制。
需强化对数字消费的财税支持。推进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实行数字和智能消费补贴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发放数字消费券；鼓励引导各地加大对数字消费领域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技术改造等方面的财税扶持力度，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
需优化金融对数字消费的服务。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发更具专业性、一站式的数字消费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金融机构降低网络和移动支付费用成本，提升数字消费支付便捷度；建立数字消费领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信贷风险识别、预警和防范机制，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需完善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和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居民的数字消费能力。
原文链接：打造数字消费强劲引擎
总的来看，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基本方向。数字技术通过产业化发展成为新的产业。经过信息技术几十年的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已较为成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迅猛并正在引领数字经济的发展潮流。相比于以企业价值创造为中心的传统商业模式，数字技术催生出以客户价值创造为中心、基于互联网创新的商业模式，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无谓损失等问题，增加了商业利润、激发了商业活力，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产业数字化催生了可感知的智能生产模式。在生产工艺方面，基于数字技术与工业软件的增材制造技术，突破了传统减材制造技术难以生产复杂结构部件的约束；在生产工具方面，工业机器人快速发展，甚至逐渐具备自我感知、判断和决策能力，其广泛应用代替了大量重复性的人类劳动。产业数字化塑造了可视化的产业组织模式。每一个参与主体不仅能够了解与自己有直接业务关系的合作者，而且能够清晰地辨识与其存在间接关系的各类主体，同时实时监控物理设备运行状况，从而做出精准的战略决策、推动运营优化。
原文链接：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路径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