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新世纪以来鲁迅杂文研究得失
梳理新世纪以来鲁迅杂文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发现，学界已通过严肃的学术劳作，真正逼近了对鲁迅杂文重要性的认识。在深刻的文学、历史和政治眼光的烛照之下，学界认识到，须在反抗内在于现代知识的陷阱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知识谱系和审美标准，才能接近和理解鲁迅杂文文本及其生产过程。
反抗现代知识的陷阱
在鲁迅杂文研究中，最早清晰地表示现代知识有可能构成理解鲁迅杂文的陷阱的是薛毅。在对于鲁迅文学的质疑声中，有一种持续的意见是鲁迅的杂文不是真正的文学，缺乏“艺术的完整性”。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完整性”？这里就存在知识的陷阱。2000年，薛毅指出，所谓“艺术的完整性”的意见出于“纯文学”的立场，而“纯文学”的观念在中国是20世纪30年代经由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人之手建构起来的，80年代又有新一轮的建构，并不是天然正确的。
如何理解“现代”，往往决定着如何理解鲁迅，尤其是理解鲁迅杂文的高度、深度和限度。“现代”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其内部众声喧哗，允许并诱惑着论者以不同的脉络建构“现代”的形象，现代主义、现代化、超克现代、反现代等说法都各具学理、引人深思，鲁迅及其文学与这一切也都颇有瓜葛，值得清理。但是，正如“现代”这一符号所暗示的杂多性一样，对于鲁迅及其文学的理解，也需要一种辩证的逻辑，否则就容易掉进某种知识的陷阱。
开放的可能与限度
当然，将对文学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开放出来，有其可能，也有其限度。从可能的角度而言，一种足够开放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将充分触及鲁迅杂文作为现代中国的诗史的广阔视野，真正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内在于鲁迅及其杂文的根脉。
张旭东将杂文、鲁迅和时代作了三位一体的对待，把杂文与个体生命和时代精神作了同构处理。这也就意味着，文学、作家和时代在一种动态的互动中建立关系，对一定的文学和作家的理解，必须与对时代的理解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说明文学的性质、位置、价值和意义。
而一旦将杂文和鲁迅之间的关系视为相互选择的关系，将杂文视为鲁迅与时代融合之后的文体，则意味着杂文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是随着新的历史时代及新时代人的精神痛苦而诞生的一种新生事物，必然要求相应的新的知识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若不如此，鲁迅作为一名小说、散文（诗）的伟大作者却转而以几乎全部的精力写作杂文就显得匪夷所思，即使是鲁迅思想和精神本来就有的内在统一性，也会因为不理解鲁迅写作杂文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件，而被人为地切割开来。
杂文并非杂乱无章
从“杂”字入手，是不少论者乐于遵从的路径。谨细的论者甚至专门著文辨析杂文、杂感、短论、短文等各类字眼被鲁迅使用时的具体时间和语境。如此细腻的、充满丰富的细节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也是鲁迅杂文研究获得学术性的重要途径。
但是，正如郝庆军对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的“学理化”不以为然一样，辨析杂文、杂感、短论、短文等的结果很可能使鲁迅晚年自觉建构的对应于Essay的文学类型Tsa-wen（即杂文）失去意义，反而因小失大。
如果对概念考辨的担心未免杞人忧天，那么，追踪鲁迅杂文的知识图景，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研究，是必须作出检讨的。
在一本题为《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的书中，作者赵献涛认为鲁迅“杂以成家”，将鲁迅定位为一代杂学大家，从而在鲁迅杂文中看到了地方性方法、野史视野、幽暗意识、小说气和民俗美。这的确是别出心裁的研究。作者谈地方性知识、汉画像砖、绍兴民俗与鲁迅杂文的关系，都颇能启人心智。但被这样的知识图景凸显出来的鲁迅及其杂文的形象，不免给人一种绍兴乡间的落魄秀才的印象，不复有“度越前古，凌驾亚东”的感兴。更有甚者，因为理不出鲁迅杂文的脉络，就将鲁迅杂文简单地处理为批评文章，视鲁迅为批评家，更未免创新过头了。
有论者则视鲁迅为一位20世纪20年代城市公共空间里的孤独者。这位论者认为：“对于鲁迅来说，孤独亦是一种介于‘公’与‘私’之间的‘双重挣扎’，而杂文就在这样的孤独中生产出来。”
哈贝马斯大约不至于在他的公共空间里设置孤独者的角色，而鲁迅杂文虽然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独自在室内写作出来的，却恐怕主要不是在表达孤独。
实际上，鲁迅杂文勾连和清理的乃是现代中国的一片喧嚣。这位论者大概是见多了从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诗中生发出来的关于“孤独”的论述，不免要往杂文的方向探望。殊不知，早在1927年的《怎么写——夜记之一》中，鲁迅即已明确表示：
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
这是经鲁迅文字表达出来的鲁迅杂文生产的具体情境。蚊子所代表的是世俗社会和人生的营营扰扰，而非内倾性的现代人的孤独，而所谓“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即是从《野草》式的写作中脱身，进入远离孤独的杂文写作。当然，说鲁迅的杂文写作与孤独毫无关系并不明智，但如果说“杂文就在这样的孤独中生产出来”，则确乎设辞太远。
鲁迅杂文并非杂乱无章，即使从“杂”字入手，也不可随处开河，以为自有活水。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诚如鲁迅所诫，其杂文所写乃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从形式而言，其杂文亦有其整体性。从细节和局部进入鲁迅杂文的方式自不失其学术性，但如何克服疏于整体性的进入方式，恐怕是鲁迅杂文研究遇到的更重要的问题。其要点之一，是须从现代知识的分科分层状况中有所反抗、有所超拔，正确建构一种整体性的知识理解，从而有可能在相等量的意义上进入鲁迅杂文，得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来。
纵览新世纪以来鲁迅杂文研究的基本状况，虽然可谓成绩斐然，却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最不足的是对鲁迅杂文整体性认知的缺乏，其次是过于“学理化”的“细腻”和理论比附，都容易曲人从己，造成对于研究对象的曲解。不过，随着对于“现代”的理解愈见充分，对于鲁迅杂文的研究也将愈见高度和深度。而随着二者之间的相互触发，从对“现代”的理解中获得对于鲁迅杂文的新的判断，从鲁迅杂文研究中获得对于“现代”的新的理解，互动既久，鲁迅杂文研究的新局面是可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也是可期的。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