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何村小学:三个小兄弟

我对念书的厌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小学四年级之前我是很喜欢读书的,成绩也比较好,尽管我的父母对于我学习成绩根本不在意,他们是“读书在于认识自己名字”“不要被人哄了”观念的最彻底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南何村小学的教室是50年代建成的砖混结构的木架房,年久失修,破破烂烂,不是这块墙皮开裂,就是那个顶棚漏雨。格局大同小异,一栋房分两间教室,教室中间有一个给老师们休息的小办公室。而这破旧的教室,窗户上几乎找不到整块的玻璃,既无法抵挡冬日寒风,也无法阻挡夏季的烈日暴雨。

在飘雪的日子里,坐在窗户跟前的同学,必须经常性地擦拭从窗外飘落进桌凳上的雪,要不然一节课下来,雪就会有聚集很多,融化之后弄湿书包和书本,最关键的是会打湿衣服,融化之后更加寒冷。即使这样,我们也在这种不遮风不避雨的教室里念完了六年。

四年级那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南何村在秦岭山腹地,气温比起山底下平原地区还要低几度,几乎所有同学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有的冻疮已经皴裂,留下了巨大的血口子。我当然也不例外,手上的冻疮最为严重,跟酵母面一样肿胀的手背,上面的烂疮流着脓血,指头肿得似乎粗了一倍。脚上更难受,已肿胀得穿不进棉布鞋,只能硬往里面塞,塞进去之后又挤得生疼,走路磨到伤口,钻心地疼。到了中午气温回升,冻疮处又痒得人无处躲无处藏,想挠痒而无从下手,直恨不得把脚伸到油锅里去……到了晚上,鞋袜粘住满是脓血的伤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狠心揪下来,撕破了皮肉又扩大了疮面,鲜血直流,竟染红了洗脚盆里的水……

我们的班主任是以严厉著称的赖招娣老师,南山跟前龙湾人。大概她的父母是重男轻女封建意识很强烈的人,才给她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可惜的是,赖老师没有“招来”弟弟,却有7个以上的妹妹。这坑爹的名字没有起到任何“招弟”的作用,却造就了这个女老师非常疯狂和彪悍的从教作风。她有一个小名叫做“女子娃”,我们便取了她的姓,加上她的小名,就成了“来(赖),女子娃。”这样一句轻浮的话语。我们班被赖老师打过的男生们往恶作剧一般,私下里经常这样叫我们班的女生,大家都心照不宣。我刚开始以为,只有我对她很厌恶,不想全班学生乃至她教过的学生都是如此。有一回,我正在跟同学开玩笑,叫出“来,女子娃”的时候,恰巧被她撞见了。我当时已经吓得不会说话了,因为她并不像其他老师那样用“触及心灵”的语言对犯错学生进行教育,而是采用“触及身体”的这种最原始而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我不幸遭遇了这样的危机。她的习惯性动作是揪起耳朵不放手,然后用脚踹学生的身体,躲都没法躲。我被这样折腾了五分钟上下,因为躲避她的“南何无影脚”耳朵已经被揪破了,流了很多血。她大概也感到手上黏糊糊的,继而看到血渍才放手作罢。

那几年,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有过这样经历,女生却很少这样。我现在想起来,一定是她父母的缘故,让她对小男孩有着痛彻骨髓的怨恨,她于是把这怨恨都传递给了我们。

那天早读,赖老师宣布了一个重要通知,要求全班每人带一块塑料布,面积以正好能遮盖两个玻璃框为标准,下午上学之前带到教室。当时全班43个学生,正好能把教室窗户上所有玻璃缺失的部分遮挡起来,当然,把塑料布钉在窗户上用的钉子,也要自己解决。

这个决定发出去之后,班里部分学生沉默了,我当然也包括在内。当时农村的贫困程度简直无法想象,别说塑料布,刚刚能哄饱肚子的年月,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木板倒是多,因为遮光,所以被弃之不用。这一天简直是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灾难。我家里倒是有一块很大的塑料布,但是那是晾晒粮食的时候用来铺在地上的,因为塑料能防潮。我妈把这块塑料布当宝贝一样,甚至每次晾晒粮食的时候,都要显摆似得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根本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所以,那天中午回到家里,我根本不敢跟父母说老师让交塑料布的事情。别说塑料布了,钉窗户需要的12个钉子,我都不敢开口。下午去学校,我迟迟不敢进教室。因为我从校门口已经看见了一部分家庭情况较好、父母对孩子读书比较上心的学生已经按照老师要求,拿来了塑料布和所需要的钉子。卫生委员已经站在窗沿子上,拿着榔头开工了!

我担惊受怕,赖老师是以严厉著称的,她带班主任的班级,学生都噤若寒蝉而最守规矩,所以很多家长得知自家的娃娃在赖老师班上,都中大奖似的荣耀。他们在报名的时候已经给赖老师提前把硬话说了:“娃娃要是不听话,你只管打骂,不用给我说。”小雅她妈甚至说出了“打死算我的!”这样的“豪言壮语”,被赖老师作为自己严厉教学的样板反复诉说(小雅是后妈,在另外的篇章里面有专门叙述)。

正在我无奈地踅摸着怎么进教室上课的时候,一转身发现身后还有十几个同学跟我一样因无法按照老师要求带来塑料布和钉子而不敢进教室。当然,二狗和三拐也在其中。

我们十几个人就冒着寒风,在学校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最后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几个男生就到学校旁边的荒地里捡了干柴点起了火,大家围在火堆旁边抵御严寒。但是很快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把我们狠狠训了一顿,最后让班主任去教导处领人。

以严厉著称而又最注重自己声誉的赖老师老师当然非常生气,她班级的学生竟然逃学到校外点火!简直无法容忍。我当时早已经慌不择路,除了低下头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打骂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赖老师涨红了脸,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为了在教导主任面前给自己挽回面子,这次她打我们更加卖力:拧脸蛋、扭耳朵、脚踢拳打扇耳光,最终连她本人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们几个耳朵生满了冻疮,被她这么一揪,脓血就顺着脸颊就流下来,滴落在衣服上。

教导主任实在不忍心看这鲜血淋淋的场面,就连忙劝阻:“赖老师,再不敢这么打了。你先把娃娃们接到班级,问问看是咋回事。突然间这么多学生在学校外头逛荡,背后肯定有原因哩。”赖老师老师总算找到了台阶下,把我们几个人叫进了教室。那几个没有跟我们一起烤火的女同学,也已经站在教室的后面。赖老师对于我们逃学的原因早就心知肚明,但是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原因。回到教室之后,她继续惩罚我们,每个人由被扇了好几个耳光,然后拿着书本站到教室的后面。

这使我第一次对上学产生了极大恐惧,每次在她上课的时候,我都心惊胆战,上课前照例要遭受一次她泼妇般的辱骂。她每次在放学前都要强调:“你们这些没有拿来塑料布的同学,啥时候拿来了,啥时候回到课桌上课。”窗户都是从讲台前往后按照顺序用塑料布订起来的,所以拿了塑料布的同学都集中在教室前面,我们这些站在教室后面的学生,只能对着没有玻璃的窗户,感受着跟外面一样的寒意。

在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上课状态,更无法抵御愈发寒冷的天气的时候,终于给家里说了赖老师要没人交塑料布和钉子的事情。跟我预料的一样,在我妈看来,能让我去读书已经是格外开恩了,再提其他的要求,简直就是过分。所以我话刚说完,她就一巴掌拍到我的脸上,我脸上顿时火辣辣地疼,她骂道:“哪儿来的塑料布?你不会给老师说咱家没有?”我如实说了:“赖老师说了,不交就站在教室后面听课。教室后面的窗户没有玻璃,冷得很。”我妈根本不在乎老师怎么说,更不在乎我站在教室后面听课的感受,她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火气:“就知道老师说,老师说的话是圣旨?我就不相信,你班里就你一个人没交?其他人都交了?”我说还有十几个人。我妈说:“那你怕啥?站到教室后头不是一样能听课?再冷都是在教室里,能有多冷?”我没有话说了,低着头咬着牙,用肿胀的手背一下下擦着不停涌出的眼泪。

第二天上课,我依然没有能拿来塑料布和钉子,二狗和三拐当然也没有拿来,但是昨天在这里站着的同学里面,有几个拿来交了,随后就回到座位上听课去了。他们坐到座位上之后,还扭过头来对着我们做鬼脸。

天气越来越冷,站在教室后面的人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二狗和三拐,教室的窗户眼看就要钉严实了,赖老师让我们三个站在最后一块没有玻璃和塑料布的窗户底下:“你三个不要脸的东西,以后就站在这个窗户底下,为大家挡风遮雨!”

在天气接近寒冷极限的时候,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也感到窗户外面的风吹得后背疼,一节课上完,倒是不疼了也不冷了,就跟别人的后背似的,敲上去都没感觉,木木的。那时我根本听不进老师讲了什么,一心只盼着放学,好能回到家里,稍稍暖和一下麻木的身体。就这样冻了几天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我家晒粮食的塑料布剪了一大块,把二狗和三拐所需要的塑料布也留够了,相当于整整一块窗子的塑料布。而三十多根钉子,则是二狗和三拐这家两三根、那家四五根地从亲戚家里连偷带拐凑够的。

塑料布有点大,在窗户上多出一部分,寒风仍然能够渗透进来,把塑料布吹得哗哗响。赖老师对此并不满意,骂了我几句,就让卫生委员把多余的那块塑料布剪下来了。这一小块塑料布根本没有啥用,就给三拐塞到了帽子里面保暖。

我们三个终于回到座位上了,这是在教室后面站了足足两个星期之后。而我妈发现塑料布少了一大块,就用笤帚把子打我,把子都打断了。

在我们回到座位上课之后第二天,也就是我身上刚刚添上伤痕的那天下午,我们这些穷苦家庭的娃娃们,又一次遭遇了这种被我们称作为巨大灾难的“赖老师要求”。这次的任务很简单——每人带两块蜂窝煤到学校。因为赖老师有一个废弃的炉子,她打算“贡献出来”放到教室,但是没有燃料,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按照谁用炉子谁交蜂窝煤的原则,全班一人两块,不够再拿,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必须交上来。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身上的伤口就忍不住疼,二狗和三拐更是坐卧不宁。放学后,我跟二狗三拐就熬煎上了,三拐说:“去球!我不念书了,我回去呀。这一天都是弄啥哩!今儿拿个这,明儿拿个那,拿不来就罚,最后吃亏的还是咱这些穷人家娃娃!我不念了!我大我妈早都不想叫我念了,让我回去割草喂猪打柴哩!等过二年我长大了,非把赖女娃儿狠狠砸刮一顿!给兄弟们报仇!”说完就快走两步,我看到三拐用明光锃亮的袖子擦了眼泪和鼻涕,那袖子是长期擦鼻涕留下的痕迹,硬得能划着火柴。放弃上学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啊。我知道三拐当然会难过,因为我们三个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

二狗办法最多,他上前拉住三拐说:“先嫑着急说不念了。上回塑料布五娃给咱解决了,这次咱们三个的蜂窝煤,我包了!我有办法!”

我根本不相信二狗有办法,三拐当然也不相信,二狗家比我家还穷,能想出个啥办法?但是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三拐也想上学,我们俩更不想再受到赖老师的任何惩罚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包括我们三个在内的十几个人都没能交出蜂窝煤。交上的蜂窝煤堆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不小的一堆。这已经足够几天用了。对于没交的同学来说,自然不能享受炉火的温暖。所以,严格要求学生而最体现公平原则的赖老师老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没有交蜂窝煤的同学,一律站到教室外面去,不许进教室”。

我们在自己的座位上仅仅坐了半天,就不得不再一次拿着自己的书本,来到寒风凛冽的室外。那天正逢大雪,一会儿工夫,雪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我们十几个人趴在窗台上,一边认真地听着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一边因为寒冷下意识地跺脚取暖。而声音较大的时候,赖老师老师就会打开教室门喊一声:“怕冷就滚回家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我们只好连跺脚都省了。那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我的脚被冻得肿了老高。我赶紧用暖壶的水泡了泡脚,我妈串门回来发现暖壶的水没有了,对我又是一通打骂。

二狗终于想到办法解决蜂窝煤的问题了。在山下不远处有一个国营煤场,里面轧蜂窝煤。二狗说,他可以翻墙进去偷出来几块。二狗信心十足地说:“今天雪这么大,煤场的人都放假了,除了看大门的,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人,保险能成功。”

我们都兴奋不已。放学之后我们三个厮跟上,出了秦岭到山下煤场去了。为了防止偷盗,煤场的院墙修得非常高(若干年后我跟二狗给煤场修围墙的时候,得到了这围墙高度的具体数据:5.3米)我们计划从后墙翻进去,拿了煤块扔出来,然后人再翻出来,或者从大门直接跑出来。想着很简单,但是围墙实在太高了,大门口有门卫,还有一条恶狗,所以非常危险。

二狗是我们三个里面最灵活的,翻墙偷煤当然非他莫属。三拐力气大,我们三个用叠罗汉的办法上墙,当然由三拐来垫底,我在中间,负责把二狗送上墙。三拐在墙跟前半蹲下来,我也半蹲在三拐肩膀上,二狗最后上来,踩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三拐慢慢站起,接着我缓缓站起,把二狗抬到最高。我们三个的个头都不很高,十岁的小男孩,能有多高呢?所以二狗即使站起来伸出双手,也根本够不着五米三高的墙头。他只好用手脚并用,尽量抠着比较宽的砖缝,脚踩在凸起的地方。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二狗终于爬上墙头,并从那边顺利下到煤场。紧接着,一块一块的蜂窝煤就从墙里面扔出来了,我跟三拐左一块右一块接住。有一块就没有接住,掉下来打碎了。我赶紧喊二狗再扔一块出来,二狗刚把最后一块煤球扔出来,我们就听见里面乱糟糟的,有人大声呵斥,紧接着有狗叫声。不一会儿,二狗从墙头上探出了脑袋,人声也渐渐清晰了,当然是最恶毒的叫骂。那人甚至拿石块朝二狗砸过去。二狗刚站上墙头,就被石块打中了,慌忙中直接从墙上跳了下来,万幸的是脚先着地。但是墙太高了,二狗跳下来半天站不起来,我跟三拐吓坏了,赶紧把二狗扶起来,二狗一头的冷汗,嘴唇颤抖,已经痛地翻白眼了:“不要扶……疼!让我缓一阵儿。”

我跟三拐几乎是架着二狗回到村里的。当然,这事情我们三个没有对任何人说。第二天,我跟三拐不约而同地去找二狗一块上学,一路上,我俩换着背他到了学校。交了蜂窝煤,我们三个终于回到了温暖的教室上课了,而二狗一直脸色苍白。课间我跟三拐去照看二狗,抹开二狗的裤腿,发现腿已经黑青,肿得老高,而且发着烧,不停地打冷战。我们非常害怕,二狗却惨然一笑:“没事,咱们是三个好兄弟,一辈子都是好兄弟!”看着他苍白的脸,我跟三拐心里不是个滋味。

二狗腿上的伤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渐渐好了。而那时候已经快要期末考试了,教室的蜂窝煤日渐不足。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赖老师老师又一次提出了拿蜂窝煤的要求,这次是一人一块。有同学私下里说:其实班里根本用不了多少,班主任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炉子,里面的蜂窝煤就是从教室拿的。我们当时年纪小,也没觉得老师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只是还要再拿蜂窝煤,让我们又非常为难。

三拐说,这次他偷偷地从煤场的正门进,拿了蜂窝煤就跑,他跑得快,里面的人保险撵不上。我说:“不敢再冒险了,再说偷人家的东西本身就不对,我来想办法吧。”他们俩都沉默了。

我家里在三个人中间算是比较富裕的,家里曾经生过一年炉子,后来因为煤价高,也就生不起了,蜂窝煤还留有几块,我妈当宝贝一样,用烂布子苫盖了好几层。为了不让二狗或者三拐再去煤场冒险偷煤,只能我自己从家里偷偷拿三块,无非是被我妈打一顿,我当时认为,不就是三块蜂窝煤么,我妈打我也不可能太重。

二狗鬼点子最多,把我拿来的三块蜂窝煤用粉笔做了记号,放在了最底下,因为不久就要放假,放假之后炉子就没用了,三个煤球有幸躲过被烧的命运的话,还有可能拿回来。当然,我的偷盗行为很快就被我妈发现了,当然少不了一顿拷打。这次被打的时候,我一再强调是老师要求交蜂窝煤的,不是我偷出去干了别的。但是我妈根本不管我拿她煤的目的,打我还特别狠:“你念不成书就不要念了。今儿要个塑料布,明儿要蜂窝煤,后天还要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学校去!老师的话就当事,我说话你就不听?站到教室外面咋了?这天气能有多冷?我天天站到外面也没见把我冻死……”这次打得太重了,我的一条腿直接肿起来了,可能伤到骨头了,根本不敢挨地,脚一点地就钻心地疼。二狗说:“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我去煤场再偷一回哩!”

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划了三个白色记号的煤球果然完整无缺地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静静地躺着,二狗拿了这三块煤就出了校门了,我们三个太高兴了!当我把煤还回去的时候,我妈看了看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打我的愧疚,尽管我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我也早就习惯了这种漠然。后来多少年,我家都没有再生过煤炉子,这堆蜂窝煤都没有再动过,那三块去过学校的煤块上的白色标记依稀还可以看到。

作者简介:吉建军,字劳伍,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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