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瑶《妈妈和我》行为艺术 重庆
当一个女人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艺术而宁愿像凡高一样疯掉或者少活几十年的时候，当一个女人只被人称为谁的妻子谁的妈妈而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当一个女人每天来往于相同的生活轨迹而感觉到过一天和过十年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当一个女人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妈妈需要去照顾而自己又分文不挣的时候，当一个女人对别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到头来却成为别人无法承受的负担的时候，这时候，她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存在的理由。
两年前，何成瑶离开了重庆，离开了9岁的儿子和在四川美院教书的丈夫，来到了北京。于是，一个女人寻找真正自我的生活就从36岁的时候开始了。
11年前孩子出生的时候，何成瑶和她的丈夫住在一间15平米的四川美术学院的宿舍里，于是，她就把在重庆某一中学教书的工作辞掉了。她说她要给孩子全部的爱，要全身心地付出。在接下来9年的时间里。她就全身心地带孩子，偶尔画几张画。
孩子慢慢长大了，空下来的时间就多了。“这时，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当时带孩子吧，我觉得这样一种付出就是活着的理由。”把经历都用在画画上吧，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是很满意，“我老是在想找另外的一些东西，我想表现得更强一点，把我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给表达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找到怎样去用最恰当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的那种生存的感受。”
“在四川美院的那段日子里，我觉得过每一天和我过10年都是一样的：每天就是走那同一条路，我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会跟他们说什么样的话。”在艺术上很迷茫，在生活上也很迷茫，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个人不自立，没有生活的能力，不能养活自己，用何成瑶的话就是“我感觉自己像个残废。”
何成瑶的妈妈在她5岁的时候就患上了精神病，以前都是她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在负担，然而，当她意识到这些的时候，突然发现实际上她已经把自己弄的没有生存能力了，“但是我必须去做这个，我不愿意我伸手向我老公要钱去养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应该是我的责任。当时我不愿意去向丈夫伸手要钱，我觉得每一次要钱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家务劳动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在人们的普遍的那种观念里面，就觉得家务是低人一等，有的时候如果我发点怨言，他还理直气壮地说：你不干这个你做什么？我觉得心里很不平衡，我觉得自己在艺术上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为了养活精神失常的妈妈，为了自己，也为了心中的绘画，何成瑶开始策划离家出走的计划。
她当时找了借口，说是要到中央美院研究生班学习。丈夫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她就去征求儿子的意见，“我说：我们相互努力，你现在在学习，妈妈也要做自己的事，咱们共同进步吧。”儿子高兴地说：妈妈你去吧。
直到现在，何成瑶都特别感谢她的儿子，到北京的这两年里，孩子的成绩又特别的好，上学期就考了全班第一，她心里明确地知道孩子这时用行动在支持她。
在何成瑶北京的住处，在一面很小的镜子上挂着一个大拇指那么大的小瓶，那是一个香水瓶，临走的时候儿子送给她的，“当时他上一年级，每一礼拜有两块钱的零用钱，有一天放学以后，他手里举了一个小瓶子，说：这是我给你买的香水，在地摊儿上卖的，才一块钱。”
就在来北京之前，她们家刚搬了新家。110平米的大房子，在房子的后面他们种了很多的竹子，还有些花。一年四季的花都有，春天有桃花，夏天有栀子花，秋天有桂花，冬天有腊梅花，还有一株很大的黄角树。那天，当何成瑶给我描述她家的花房的时候，她冲动地说：真想马上就回去。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她那天差一点儿没走成。“我在去重庆火车站的路上，两个地方发生了车祸，很堵车，等我们赶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我就跟我老公说：这次我要是走不了，我就再也不去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我老公说：咱们就到沙坪坝那个站。这时重庆火车站的北站，然后我们就一直开车往沙坪坝那里去。等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检票口已经锁了，已经没有人了，然后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从那边就是出口进去。然后我就提着东西，我拿了一包，我儿子给我拿了几卷画，保姆拿了一些东西，我老公给我提着箱子，等我们冲上站台去的时候，火车也快开了，他们就把东西全部给我仍了上去，等我爬上去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我老公追着火车在地上跑，边跑边喊：要是坚持不住了，你就回来！”
以前，我曾怨恨过我的妈妈，我想：如果她不那么软弱的话，我们的童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难。现在，通过我与母亲共同创作的作品，我肯定了我的血缘。我要和我的母亲站在一起，即使她是一个半裸着身体在街上闲逛的精神病人。《小标题》
38年前，何成瑶出生在重庆西部的一个县城叫荣昌。
妈妈还没结婚怀上了她。当时她爸爸和妈妈在一个做陶的工厂里，在荣昌的西边有一个镇叫安富，那里的山上有一种泥非常适合做陶器，他们工作的陶厂也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因为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何成瑶的爸爸当时大学没有毕业就到工厂里面去做美工，她的妈妈在里面做学徒。因为怀孕的事，他们俩就被开除公职了，这在60年代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何成瑶说她爸爸非常了不起。当时那么大的压力，还要养妻子和几个孩子，为此，她爸爸什么都做过：搬大石头，拉板车。遗憾的是，何成瑶的妈妈并没有跟丈夫一起去分担这份生活的苦难，她选择了逃避：在何成瑶5岁的时候她就疯了。从此，全家人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每次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就提心吊胆的。我是家里面三姐妹里的老大，稍微懂事一点，看着大人的眼神，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什么事发生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妈有些变化。我妈妈那个时候也打我外婆，有时候骂人，有时候也唱歌，我妈妈就做绣花绣的挺好，手很巧。在我们还没有那种承受能力的时候，就过上了这样的生活。”那时候，何成瑶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去幻想另外一种生活：如果我叫其它的名字，生在其它家庭，那我就是其它人的孩子，那我会怎么怎么样？如果人家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人家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那该多好呀！
疯了以后的妈妈就半裸着或者全裸着身体在家乡的大街小巷里走，何成瑶从来在同学面前都不承认那个女人是自己的妈妈。她从心里一直怨恨着她，她想：如果没有妈妈的软弱，她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就不会那么苦。在幼小的心灵里，她也开始选择逃避，她安慰自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自己：我没有一个精神病的妈妈，我没有妈妈，我是孤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谎言再也不起作用了，她必须做出选择。
2001年5月17日，她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那天，她的一个朋友带她去看一个德国艺术家在长城上做的一个行为艺术作品。那个是一个装置作品，他用一千个易拉罐做了一个1.8米高的垃圾人，也叫环保人，然后以兵马俑的形式摆放在长城上，有1.3公里，他想通过这个作品表现工业革命发展到现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我就在前面领着大家沿着用易拉罐铺成的长城往上走，走着走着我就想：为什么不用自然人的形式去呈现呢？我头脑里充满了妈妈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行走的身影，我就觉得血液直往头上冲，好像千军万马在压迫着我。于是，我脱掉了身上唯一的一件衣服，赤裸着上半身，领着大家往上走。我当时觉得不是我在做，而是我的妈妈在这样做，我是为我的妈妈而做的。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完全接受了我的妈妈，我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找回了我的血缘。”
当时大家都很冷静，只有那个德国艺术家问她：你是艺术家吗？她说是。
在回来的时候，她觉得特别的累，身心疲惫，“我觉得做这个作品以后，我会少活好多年，我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做”。在回去的路上，她给丈夫打电话，告诉他她做了一个行为作品，可她没敢告诉他是什么，让他自己上网看看，因为她心里也没底呀。晚上，她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他很镇静，只是说：我真没有想到。后来，丈夫又打电话说学校里的人只要看到了他的出现，都要交头接耳，给他太大的压力了。“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你一定要挺住。”
在后来的日子里，丈夫还是支持了她。“他也是做艺术的，他也面对着很多的困惑，他知道一个艺术家选择自己的那种表达方式意味这什么。”
从长城上回来不久，何成瑶就回到了妈妈的身边，和妈妈做了一个摄影作品，就是丈夫给她们拍的，这是她和妈妈第一次合影。那天，当她和丈夫到家的时候，妈妈就坐在院子里，半裸着身体，手里在摆弄着一个桔子。“我是穿着一件衣服，但是后来我也把我的衣服脱掉了，跟她一摸一样地站在一起。妈妈觉得很新奇，不停地在笑，回头看我。过了一会儿，她还是自己去玩儿桔子了，再也没好好看我一眼。”
这时，她不在怨恨妈妈当年软弱，“我再不认为同年的经历是苦难，而是我的资源，我应该感激我的母亲，我后来我感觉我所有的作品，我都是为我母亲而做，献给我的妈妈，还有所有苦难中的人。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应该为我的母亲这样的人做点什么，因为她们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是从这些作品去肯定我自己的身份，肯定我的血缘，我要和我的母亲站在一起，哪怕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赤身裸体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但她始终她是我的母亲，我无法去否认她。我以前是逃避，我现在证实了她。于是，我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以前的所有的心病。”以前回到老家，跟父亲弟弟妹妹在一起，她都很少开怀的大笑，好像笑声就从她的生活彻底中消失了似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明年6月份，何成瑶会和几位来自其它国家艺术家，参加上海复旦大学和美国一所大学联合办的一个关于女权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们将从女权主义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当代艺术。
现在的她有两个心愿：孩子马上就上6年级了，这将是他最后一年在家了，念中学的时候他会去一个寄宿学校，在这一年里，何成瑶想回家呆上一年，好好陪着孩子；还有，她想在不远的将来建一所庇护所，把那些常年在大街上流浪的精神病人都收进来，给他们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