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69届北京知青的漫漫回乡路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路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经《采薇》
第一次是回北京上学，托全连指战员的福，使我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一路欢歌到了北京。心里一直感念上苍，让我们家的祖坟长出了灵芝，青烟直冒。从此告别了兵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岁月，也告别了内蒙古这块吞噬了我青春年华的伤心之地。回程的路上，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和内蒙古永远的“拜拜”了。凡路过的大站：包头、呼和浩特、张家口都下车转了转，和它们做最后的诀别。
或许是乐极生悲，或许是劫数未尽，或许是命里该着，三年半后我二次出塞，又回到了内蒙古。从此，再次踏上了返京的奋斗之路。
第二次回乡可谓是一波三折。
知青可以调回北京的消息是同事邢竞候悄悄告诉我的。
老邢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我们两个“老外”的生活经历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谁也不甘心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消息，我们都会互相转告，惟恐失去任何一次可能调动的机会。即使这个机会非常小，小到几乎没有可能，也要抖擞精神，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做百分之一百，甚至是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原则是宁肯碰了，绝不能误了。
这个消息是来呼和浩特市开会的门国良告诉他的。
当天晚上，我们在呼和浩特宾馆北楼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门国良。
门国良是哲里木盟科委的干部，我们俩人的情况基本相同，都是北京的下乡知青，区别是他在农村插队，我在建设兵团。后来都在北京上的大学，都是WPSS（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又回到了当地。如今他已经办好了调回北京的全部手续，参加完这次会议后，就回北京报道了。与其说是开会，倒不如说是利用开会这个机会和朋友告别更恰当。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当老邢把我介绍给老门时，老门赶紧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握手，然后把他了解的情况以及他办手续的过程一五一十作了详细介绍。最后，从包里拿出一份北京市关于知青返京文件手抄件的复印件，郑重地交给了我。告诉我：“这是个内部文件，咱们看不到。这是别人抄下来复印给我的，知青返京的条件和所需要准备的材料都在这上面了，我用不着了，你拿着吧，祝你成功。”
我如获至宝，回到家连夜一字一句地阅读起来。文件中规定有六类知青可以返京：
一、知青主要家属是统战对象（主要家属指父、母、伯、叔、舅、姨等），且家庭有一定困难。
二、知青家长对革命有较大贡献（指父母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参加革命的或是市级劳模，有重大发明创造的），且家庭有一定困难。
三、知青父母有病，在京子女因种种原因不能照顾的。
四、知青子女发生意外，严重致伤、致残，需治疗护理的。
五、一家中有两名知青在外地，本人及家庭有困难，可返京一名知青。
六、知青在困难地区（指黑龙江农场、内蒙古旗以下单位、陕北地区、宁夏），生活有一定困难。
看了这六条规定，我真傻了眼。光羡慕门国良调回去了，但我的情况和人家不能比。他爸爸参加过革命，又在区的一个局里当过领导，他进出区里的所有衙门，都是下雨天光脚——平蹚。何况哲盟科委领导高瞻远瞩，对于他往北京调动是鼎力相助，出钱、出车，出人，顺风加顺水，想不回都难。
而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既没参加过革命，也不是什么统战对象；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不属于文件规定的困难地区。父、母身体健康，孩子聪明伶俐，没有一条和文件规定的条件相符。
怎么办？
放弃吧，不甘心。显然，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或许是今生今世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北京市政府不开这么一个口子，想以普通干部的身份调进北京比登天还难。
不放弃吧，文件中的六条规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文件沾边的还能挣巴挣巴，像我这样既不符合条件又没有路子的，想挤进去根本没戏。
真把我难住了。
一连几天，我睡不安寝，食不知味，从早到晚就琢磨这点儿事。
通过对文件的仔细分析发现，这六条规定中，和我沾点儿边的只有第三条：“知青父母有病，在京子女因种种原因不能照顾的。”这条的规定比较笼统，一没说病的类型，二没说病的程度，三没有硬性条件，说法比较模糊，伸缩性比较大。只要说法合理，有根有据，能让有关部门认可，这事或许就能成功。我像一个身陷绝境，在黑黢黢的山洞里，跌跌撞撞摸索着前行的旅行者，忽然看到了一丝光亮，心里一下子充满了甜蜜，也充满了希望。
但我也深深地知道，这条充满希望的路，一定是崎岖不平，布满荆棘，异常难走的羊肠小路，它的难走程度绝不亚于“蜀道”。这是一场和命运的抗争，需要人脉，也需要智慧，更是一场心力和耐力的考量。
当然，这事怎么办？需要哪些证明？还得回北京了解清楚。
虽然我自以为深刻理解了北京市文件的精髓，但是对于北京市的做法，既不能认同，也无法理解。
当年让我们上山下乡时，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没有人考虑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困难，也没有人顾及我们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更没有人想过我们的个人感受。只是一个劲儿动员：“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稀里糊涂地就“被自愿”出来了。如今，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了，中央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案件都翻过来了，只有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人给出结论。“牛棚”拆了，“干校”解散了，哪儿来的又回到哪儿了，房子给了，职位恢复了，这些年欠的工资都补发了，所有的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唯独知青返城，却是左一个条件，右一个政策，过了筛子还要过罗，真不知道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的一代人招谁惹谁了。
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北京，跑来跑去的四处打听这事。
有人告诉我，张鸿任混的不错，在一家合资企业当头头，你找他问一问。
我找到了张鸿任。
张鸿任在一家合资企业负责行政工作，和人事沾边，但对当前知青的政策并不了解，他让我去劳动局找他的同学。
他的这个同学原来也是我们连的，因为膝盖的半月板损伤，时间不长就被兵团退回来了，所以我不认识她。
“由于工作的关系，有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得咨询她，这几年一直和她有接触。每年元旦前，我都要给她送几本挂历。”鸿任和我说，“知青政策方面的事，你问她，她肯定知道。”
第二天，我在西城区一条胡同的平房里见到了她。
我来之前，张鸿任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和想了解的问题。因此，她对我来的目的非常清楚。
办公室的几张桌子前都空着，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我坐下后，她并没有坐，围着火炉子转来转去，不时拿起炉钩子敲敲炉盖。
“你这事好办，我已经办过好多了。”她既没寒暄也没铺垫，开门见山，先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她并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办，而是话题一转：“调动这事，关键要走对路子，找对人。我们院儿里有一个在陕西插队的，她们家办了好多年都没把她办回来。后来她妈找了我妈，我妈让我给办一下，我一个月就把她办回来了。你猜怎么着？办回来后，就不答理我了，连个谢字都没有。过了一个多月，才给我送件毛衣来。你说这叫什么事呀。现在谁还稀罕一件毛衣呀。”如此这般，她又举了几个类似的例子。刚开始，我还没咂摸出味儿来，在她的一再启发下，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
应该说，跑调动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地准备。
谁都知道：五十年代人爱人，六十年代人帮人，七十年代人斗人，八十年代是人吃人。从思想上，我已经做好了让人吃的准备，也准备好了喂人吃的东西。不过，今天这位“姑奶奶”一上来就“开牙”，我还是第一次碰上。
她很有耐心，絮絮叨叨地和我说了好长时间。但是，我最关心地问题，比如，这个程序怎么走，哪些手续要先办，哪些手续可以后办，办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要准备好哪些证明等等，一句都没说。
告辞出来，我感到头昏脑胀的，像中了煤气，没坐车，就在马路上失魂落魄漫无目的地溜达。来时的兴奋心情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气馁、沮丧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
怎么办？
“喂”她点东西，让她告诉我怎么办，应该是条捷径。但是，她的胃口到底有多大，无从知晓。“喂”少了，没用，“喂”多了，有个承受力的问题。再说了，“喂”什么？她喜欢什么？她想要什么？
天生愚钝，不善于搞关系的我，出马的第一个回合就栽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像东郭先生遇到了狼，急得抓耳挠腮，却显得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琢磨了几天，我最终放弃了这条路。
放弃的原因不是送不送东西的问题，主要考虑到她是劳动局的，而我和我爱人都是干部，属于人事局管。如果她告诉我的程序和人事局的不一样，我的东西不是“打水漂”了。
还得挖掘人事局的关系。
由于工作关系，每年我都要来北京若干趟。利用这个机会，我到处找人打听。像个没头苍蝇，东一头西一头的满处乱撞。即便如此，收获却几乎为零。因为我接触的人大部分是兵团回来的，既无职也无权，想帮忙也帮不上；有的人虽然有一点儿小权力，但是对目前的知青政策也不了解，对人事工作也不熟悉，没法帮，也不知道怎么帮。有的人知道有让知青回城这么回事，至于手续怎么个办法却是一问三不知。
毕竟，他们都离开“知青”这个系列多年了。
一九九零年，我往北京跑了六趟半（元旦是在北京过的，算半趟），却一无所获。
我真绝望了。
调动难，难于上青天。有关系有门路的调动都难，像我这种既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想调动更是难上加难。
有时候我想，要不就别折腾了，其实在呼和浩特待着也挺好。我在计算中心搞科研，我爱人在内蒙医院当大夫，都是令人羡慕的单位。孩子上的苏虎街小学是自治区的重点，除了内蒙党委大院的孩子，一般人家的孩子都上不了这个学校。如果到了北京，想让孩子上北京市的重点小学恐怕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客观地讲，呼和浩特市的生活水平比北京是要差一些，比如：粮食供应的粗细粮比例是6：4，粗粮全部是玉米面，从来没供应过大米。相对应的其它方面比如副食，就不是差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像鸡蛋，商店里从来就没有卖过，都是拿大米、白面、粮票和老乡换。
但是具体到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应该说还可以。
我们单位的福利好，单位养着一辆卡车是专门为职工搞福利的。春天去唐山拉大米，冬天去锡林郭勒盟拉羊肉是必不可少的两项重要工作。虽然粮站不供应大米，但我们家从来就没缺过米吃。单位的其它方面福利也可以，比上是不足，比下绝对有余。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爱人是当地人，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根就在这儿，“月是故乡明”，她根本就没有往北京调的打算。
主要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北京市最倒霉的是六九届。初中没上几天，就被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全部撵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名义上我们是初中生，实际上满打满算也就小学毕业。要说我们没参加“文化大革命”好像不现实，要说我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也真冤枉，简直比窦娥还冤。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屁孩，什么都不懂。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许多活动我们都没参加过，有的活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包括声势浩大轰动全国的八次接见和我们都不沾边。就连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闹的全国鸡犬不宁的“大串联”，我们也只是“观众”而已。
在我们这一届中，即使有个别人参加了一些运动，也是娶媳妇打幡儿——凑热闹，起哄架秧子的居多。真正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倒×××”，“×××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些政治口号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既没那么高的觉悟，也没那么高的水平。充其量，我们只是跟着喊了几个口号，做了别有用心人的应声虫而矣。
在那个集体无意识的疯狂年代，举世皆醉，上至高干，下至百姓，全都身不由已地卷入并盲目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无一幸免。我们这些无知少年当然也不例外，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裹挟着懵懵懂懂地往前走，随其波，逐其流，最后却被无情的滔天巨浪抛到了生活的最底层。
在兵团，我苦苦地挣扎了五年，好不容易熬出来，临到分配了，又告诉我是哪儿来哪儿去，一个跟头又摔回了内蒙古。
那种孑然一身，浪迹天涯的孤独，那种孤檠长夜，四顾空茫的落寞，那种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那种近乎绝望，痛彻心扉的煎熬，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虽然说哪儿的黄土都埋人，可在这儿让我待一辈子，真是死不暝目。
有人劝我，北京市不好进就进涿县吧，国产的第二台银河巨型计算机已经安装在石油物探局了。物探局的待遇好，房子也好解决，在这里你可以搞粘性流体力学，和专业还对口。
我动心了。6月15、16日在涿县待了两天，了解那里的情况。
当时，涿县也不好进，许多人都往那儿挤，人们听说“涿县要划归北京”，进不了北京的人都想先进涿县。祈望等到涿县划归北京的那一天，自然而然就成了北京人。退一万步说，即使将来涿县划不进北京，人们也觉得自己是在北京的城边上，离天子只有咫尺之遥，同样令人欣慰。
与涿县联系的同时，北京的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有个亲戚告诉我，北京新技术研究所要一个人。在她的引见下，我见到了所长朱一川。他们要上一个项目，需要一个懂振动专业方面的人。1984～1985年，我在北大力学系进修过一年固体力学，这几年主要做结构力学方面的工作。听了我的专业介绍，朱所长还比较满意，当知道我的关系还在内蒙时，他觉得比较难办。这个项目马上要开工，所有的人员全都要到位，而我无法达到他的要求。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政治方面集权，经济方面垄断，人、财、物都是严格控制，按国家的计划分配。九十年代初，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人员流动依然很难。所有事业单位的人数都是按编制设定的，进人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而要想找一个合适的单位，只能靠关系。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拼爹”、“拼干爹”。我爹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和别人去拼，而我也没有能力阿谀逢迎，极尽谄媚的认一个“干爹”，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接收单位不好找，尤其我在千里之外，想找一个合适的单位就更困难。再说了，即使找到单位，还要谈话、面试，如果单位有事走不开，错过了面试时间，没有人会专门等着你，这和有背景的人替你打招呼是绝对不一样的。
有好几个月我都无计可施，老老实实地待着做自己的课题。
为了搬家少点累赘，我们家一直没买冰箱。到了六月底，眼看着调动也没什么希望，天气也越来越热，我和爱人商量着买了一台冰箱，准备在呼市永远地扎下去了。
慢慢地，我的心也像狂风刮过的湖面一样，汹涌的浪花逐渐化成了道道涟漪，轻轻地荡开，消逝了。没有调动的诱惑，按部就班地上下班，安安稳稳地生活，也觉得挺惬意。
但是，时间不长，家里的一封来信又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
北京市对上山下乡的知青又有了新规定，凡现在依然在外地工作的知青，其独生子女可以回北京，有两个子女的原则上可以办回一个。这次让孩子回京没有额外条件，只要年龄够了就行。家里已经把孩子的表报上去了，等着上面批了就可以把孩子的户口迁回去。
对于在外漂泊了多年的我来说，这当然是天大的好消息，比中了五百万大奖都高兴。孩子回去了，就等于把根拔了，即使我这一代回不去，毕竟孩子离开这里了，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生活条件更好，教育环境更优越的地方呢。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孩子回去后，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肯定会受到加倍呵护，生活上也会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点无容质疑。但是，正是隔辈亲的缘故，孩子就会受到无原则的溺爱，容易养成一些不良习惯，这是其一；其二，最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怎么办？爷爷、奶奶虽然会督促孩子好好学习，但他们没有能力检查孩子的学习情况。一步赶不上，就会步步赶不上。尤其男孩子，没人管束，就会象脱缰的野马，容易放任自流，到时候想管都管不住。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已经荒费了，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下一代的学业也荒费了。他们，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在他们身上，承载着我们的理想，也寄托着我们的希望。
孩子的回迁，再次燃起了我的调动欲望。
北京市关于知青回迁的文件虽然没有正式传达过，但是慢慢地也传开了，陆陆续续地有人调回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一些和我有相同命运的人。接触比较多的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惠东、袁慧聪两口子，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
就这样东一点儿西点儿地收集，往北京调动的手续基本上弄明白了，这时我就着手准备材料。
首先要写一份申请书。申请书除了介绍我的基本情况之外，家里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十几年来，由于父母年老多病，给我增加了许多烦恼，经常往返奔波，顾此失彼，深感在外地生活的艰难。我父亲现年67岁，母亲60岁，父亲患有偏瘫，经多年治疗，现勉强能站立行走，但生活不能自理；母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无法照顾父亲。我有一弟一妹，弟弟在郊区工作，离家较远，不能经常回家；妹妹患有慢性肝炎，已三年之久，一直未能正常工作，病休在家。现家中三个病人住在一起，谁也照顾不了谁，还都需要别人照顾。我虽身体健康，但在外地工作，难以为家庭分忧解难。
要说，我真是不孝之子。离开家二十多年了，没给家里帮过一点儿忙，没在父母面前尽过一点儿孝，尽给家里找麻烦不说，居然还诅咒他们。两位老人都六十多岁了，没得过我的济，可我还要利用他们最后的一点儿可怜的资本，为我自己谋利益。虽然是情非所愿，却也是恶毒之极。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请求他们的宽恕，为他们祈祷，祝他们健康长寿。
除了个人的申请书之外，还要一份居住地所在街道的证明。
事也凑巧，街道主任郑大妈就在我们家旁边的单元住，与我妈妈很熟，而且她的儿子也曾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待过。都是知青妈妈，同样的生活经历，同样的生活感受，她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妈妈把情况一说，她连磕巴儿都没打，很爽快地答应了。
所要的医院证明比较麻烦，必须是区以上医院的，街道医院的不行。最后是我的同学郑毅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对我来说，郑毅功高至伟。
证明开的差不多了，接收单位还没有着落。
1990年9月的一天，我去宣武区科委看望门国良的爱人娜拉，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和科委的几个人聊天，其中有两三个人都是从外地调回来的，所以聊的很投机，科委谭主任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聊来聊去，又聊到我的事，娜拉不失时机地将了谭主任一军，“谭主任，帮我们小刘想想办法呀。”其他人趁机给谭主任戴高帽，说好话。本来我和谭主任素不相识，但碍于大家的情面，谭主任只好表态，让我找崇文区科委的副主任郭连丰。
第二天，在崇文区委南楼的三楼见到了郭连丰。他询问了一下我的情况，时间不长，谈话就结束了。
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后，我心里一直打鼓。这个老郭什么都没说，也不知对我的印象怎么样？事情到底行不行？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我就觉得够呛。这事多少有点像给青年男女介绍对象，如果一方愿意，就可以很潇洒地说一句一语双关的话；如果不愿意，就什么也别说，最后的结果只能去问介绍人。显然，我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可我和介绍人老谭也不熟，要问，还得找娜拉，太麻烦了，这事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了。
不久，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崇文区人事局的张莉华。她原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插队，也是后来调回来的。
说是“介绍”，其实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么说有点儿牵强，也有点抬高自己的身份。事实是，我不记的和谁聊天时，人家顺嘴说了这么一句，在人事局，ｘｘｘ也是知青。我就偷偷地记下来了，然后就上门找人家，拉关系，套近乎，无所不用其极，绝对属于死缠烂打。在一个没有公平，只有特权的社会，想“独善其身”很难，要想活的有“尊严”，根本就不可能。那就只好放下“尊严”，“摧眉折腰”了。
努力了好几个月，事情还没有实质性进展，其着急程度和伍子胥过昭关一样，不仅是耐力的考验，更是心灵的煎熬。俗话说，有病乱投医，一般是指身体方面的病；实际上，有了心病也是乱投“医”。只不过此“医”非彼医而已。
万般无奈之下，我又找到了张鸿任。张鸿任通过关系，让八宝山街道的长城机电设备厂出了接收函，这天是1990年12月29日。
我在1991年1月1日回到了呼市，10日我又请了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回到了北京。
我觉得，事情宜早不宜迟。既然手里已经有一份接收证明，那就抓紧时间办，如果办晚了，不知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对老郭还抱着一线希望，在找张莉华之前，我先去找郭连丰（科委和人事局在一个楼里办公）。真巧，老郭正在办公室，而且只有他一个人。他一改上次那种公事公办沉默寡言的态度，热情地招呼我坐，然后就和我聊了起来。
他主动地和我谈起调我的目的和工作安排，使我感到很诧异。说完我的事，他又关切地问我爱人的工作落实没有。当知道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单位时，他告诉我，咱们区也有一个肿瘤防治中心（我爱人是搞肿瘤的），我给院长打个电话，你去找老肖吧，让他给安排。
谈完工作，我们又开始聊天。从中我了解到，老郭原来也在内蒙科委工作，后来才调回北京的，说起科委的许多老人，他都认识。正是有了这个因缘，他才这样热心帮我。但上次来时，他为什么一句话也没说？弄得我一头雾水，成了我心里的一个迷（事后，我才知道，和老郭对桌办公的人是科委的主任，他们两人有矛盾。上次我来时，主任正在屋里，所以老郭什么话也没说。老郭把我调回来，也有壮大自己队伍的意思）。
聊天时，老郭问我和老谭的关系。我把那天的情况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老郭一听就乐了。原来年底开会时他见到老谭了，老谭专门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那天给你打电话说小刘的事，实际上，我也不认识小刘。我是让办公室的人弄得没办法了，才给你打的电话。那事你就别管了，由他去吧。听了老郭的话，我心里一下子拔凉拔凉的，像三九天掉到了冰窟窿里，里里外外都凉透了。不过，老郭的最后一句话，给我吃了定心丸：“你的事，我一定管到底。”
虽然老郭只是个副处级干部，但在区里也算中层了，一言九鼎谈不上，可要做点就坡下驴，顺水推舟的事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正是有了老郭的鼎力支持，接下的事办的顺风顺水，快的程度难以置信：
1月30日，我爱人到北京和老肖见了面，敲定了接收单位。
3月19日，收到北京人事局的商调函。
4月5日上午，收到我孩子的准迁证。下午两点钟一上班，我就到派出所迁出了户口，紧接着到粮站迁出了粮食关系，四点左右，就用特快专递发回北京。
5月20日，收到北京人事局的调令。该调令是北京人事局4月28日签发给内蒙古自治区人事厅，人事厅转到科委，科委转到我的手里是20日。
6月1日开始办理迁出手续，12日全部办妥。
6月17日，开始在北京办理迁入手续。因为在粮食关系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涂改痕迹，北京人事局要求退回重办，过了一个星期才又拿回来。人事局的接待人员又说粮食关系性别一栏中的性别没填，要求拿回去补填。为此，我和人事局的人大吵一架，人事局的人才给办理了接收手续。然后把关系转到区人事局，再转到单位，办完全部手续是7月15日。
我终于又成了北京人。
从呼和浩特到北京的距离虽然只有短短的516公里，五个小时车程，我却走了整整十三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