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个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其过程，在内部体现为通过经济、政治改革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在外部则体现为融入国际秩序，适应全球化趋势。这个过程中，有两大“陷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成败：
内部的“中等收入陷阱”；
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已经跨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由于未能真正确立市场导向型经济等原因，增速开始下降，再也难以迈入高收入国家。
“修昔底德陷阱”则是指，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的国际秩序，最终，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一般而言，这两个陷阱，分别被放到经济和国际政治的视野分析，但回过头看，很多转型失败的国家，其实同时面临两大陷阱的风险。
比如，为转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经济社会矛盾，很多国家会通过扩大外部冲突，唤起“民族主义”，从而引发“修昔底德陷阱”。
同时，很多靠外向型经济崛起的后发国家，外部环境一旦恶化，也会加剧内部经济的恶化，很快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历史上的很多大国，都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最终衰落，甚至瞬间崩溃。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修昔底德陷阱。
懂“修昔底德陷阱”，就懂一半的国际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因对国家冲突原因的深刻洞见，他被称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之父”。在分析公元前5世纪雅典、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时他曾说：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
在二战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汲取了修昔底德的智慧，通过总结大国崛起与冲突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个分析国际政治的模型——“修昔底德陷阱”。
“现实主义之父”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陷阱”至少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国家间的丛林法则——大国间的崛起是实力与实力的对抗，是国际政治的零和博弈。就像是新老狮子王会进行换位之战，一个国家崛起，不可能不谋取霸权。
◎本质是结构性矛盾——“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先进与后发国家间，安全与利益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结构之下，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
◎冲突大多起源于外围局部——大国联盟外围地区的局部冲突，引发了结构性的全面对抗。比如克里米亚战争起于奥斯曼帝国、一战起于塞尔维亚，二战起于波兰。
简单说，“修昔底德陷阱”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国强必霸，二是称霸必战。即一国强大必然要称霸，并与守成霸权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过去的500年中，历史上无数国家落入陷阱之中，国运转衰，很少有崛起的国家能逃脱这一宿命。因此，这一模型被称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铁律，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以下几个案例：
英国与德国——20世纪早期，德国统一后威胁到英国的霸主地位，欧洲的均势失衡，英德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对抗，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与日本——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迅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美国通过原材料禁运遏制日本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与苏联——在二战后，美苏两国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竞争，冷战期间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成为历史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少数几个案例之一。
21世纪前20年，更像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鲜活注脚……
因此，坊间戏言，懂了这一模型，就懂了一半的国际关系。
每个后发国家都试图躲开“修昔底德陷阱”，迈出困境。然而，“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的本意吗？真的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吗？
“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马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认为的真理，不过是人类可理解的共识，往往与真相无关”。
“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同样的问题，当只选择符合自己结论的史实去证明时，看起来正确的东西，其实经不起推敲，比如：
◎无视国家间的差异性，历史事实选取简单粗暴：
“修昔底德陷阱”在选取案例的过程中，只要是在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无论英法、英德还是美日，都被统一分为先进和后发，这种简单的认识，不仅忽略了国家间的差异性，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
◎没有严格的逻辑论证：
要确认一个猜想的正确性，必须经过严格的逻辑推论。
“国强必霸、必战”这一结论是从挑选的历史事实中推导归纳出概念，难以形成严密的推理过程。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可以归纳认为乌鸦都是黑色的，但只要发现一只白乌鸦，这一结论就不成立了。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来说同理，在全部案例中，有4次并没有发生战争，那么，这一模型的解释力必然大打折扣。
◎用“客观”历史掩盖了“主观”结论：
一个国家如果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的“客观事实”，就会忽略这一模型其实只是主观推理，“必然开战”就成为一种宿命式的预言。
假如牵涉其中的大国，都相信战争难以避免，双方就都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打击对方，敌意的加剧，使得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因为相信存在一个陷阱，所以自我暗示，最终可能真的掉入陷阱。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有这么多缺陷，为何还在国际关系中被广泛运用。归其原因，是这种解释既暗合了一定的历史，又顺应了人天性喜欢接受简单化、确定性的东西。
但是，正如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所说：社会的目标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任何思想炫耀认识社会的简便性，设计者对自己就是全然无知的。
比起解决问题，“修昔底德陷阱”更像在制造问题。
“内裂”，更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行动，一声令下，社会的所有团体都围绕着共同的利益行动起来。但事实上，国家内部是非常复杂的。
冯克利老师在“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的序言写道：社会的最可贵之处，是因为他是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回到修昔底德的原著，他的本意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除了外部的战争，还有内部更深层次的观念、社会、人心的全面冲突。而且，外部的冲突往往与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夹杂在一起。
修昔底德在描写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写了这样一句话：
“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这有时因战争本身造成，有时是内部斗争的结果。”
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城邦内部政治、经济派别丛生。
在政治层面，雅典内部有反对民主、主张贵族统治，亲斯巴达模式的寡头党。斯巴达内部也有喜欢雅典民主模式，反对贵族的民主派。
经济层面，地主、农民因为没有城墙保护、最容易被战火波及，极力反对这场战争，而主张扩充贸易帝国的工商界，则支持甚至赞助战争。
在内部冲突如此复杂的状态下，再遇上外部的纷扰，雅典与斯巴达能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吗？
然而，比起古希腊城邦时代，近代世界，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发育，资本的崛起，经济社会复杂程度，远非修昔底德时代可比。今天，人类早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分工协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但同时，不同的国家，施行不同的制度，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工具和思想资源，也远比古希腊丰富，世界的复杂程度呈现指数级的上升。以至于当下，“复杂学”是全世界精英阶层最受欢迎的学派。
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只有复杂才能解释复杂。“修昔底德陷阱”连古希腊那种程度的复杂都无法全面解释，何谈更复杂的当下呢？
分析国家冲突时，只使用抽象的概念说某某民族怎样，某某国家怎样，只能再次验证思维的懒惰，甚至粗犷。
按照修昔底德的本意，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爆发战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两国在社会撕裂下，落入爆发冲突的“陷阱”之中，才犯下了本可避免的错误。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群体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加剧，甚至发生“社会大撕裂”——族群撕裂、代际撕裂、阶层撕裂，在这样的“内裂”之下，为了走出“撕裂”，常常变得短视、封闭，最终诉诸于狂热的民族主义，从而引发新的国际冲突。
民族主义是一场幼稚病，是人类的悲惨与不幸
冲突一旦从国内扩散到国际，便没有了回头路——要么毁灭，要么毁灭后重生。
可见，厘清修昔底德的本意，也许无法使大国间免于战争，但更准确的分析工具，可以弄清楚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避免因错误模型的蒙蔽，做出错误的决策。
认识复杂世界，才能少犯错误，尤其是少犯大错误，这正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智慧。
保守主义：少犯错误，尤其是大错误的智慧
任何复杂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错误答案。
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曾说：“信任，但要验证”。“修昔底德陷阱”，尽管概念用起来顺手，可如果不去验证的信任它，不但无法避免陷阱，反而会落入观念的“陷阱”之中。
如果一个理论模型无法反映真实世界，那么理智的人就会抛弃这个理论，而危险的人则会抛弃现实世界。
不仅仅是“修昔底德陷阱”，很多人对许多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也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总是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所有现实问题囊括其中，并想轻易得出确定性的答案。为此，我们推荐本文反复使用的，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保守主义思想。
保守主义反对用理性建构的简单化思维认识世界，相反，在承认人性和现实复杂性的前提下，不追求永远的正确，努力做到少犯错误，尤其是大错误。
保守主义重视观念的力量。认为防止“内裂”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提供一个统一的思想市场，让观念战胜观念。
保守主义承认人的局限性，因此只关注最重要、最恒久的事物——在国际冲突中，它只关注一个国家观念与秩序的可扩展性。
……
显然，修昔底德的本意，更接近保守主义的智慧，而修昔底德陷阱，则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