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以前紫檀文物浅述 — 兼记一组清乾隆紫檀云龙纹扶手椅

中贸圣佳2021春季拍卖会

预展 5月18日-5月19日

拍卖 5月20日-5月21日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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斫木—明清家具专场

拍卖时间：5月21日 21:00

明以前紫檀文物浅述

兼记一组清乾隆紫檀云龙纹扶手椅

文/谭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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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山中商会旧藏 紫檀云龙纹扶手椅（一套六张）

中贸圣佳2021春拍拍品

此次中贸圣佳上拍一组紫檀扶手椅共六张，是历年来单个标的件数最多的紫檀家具拍品，开创了家具拍卖史上的先河，必将再次掀起紫檀家具的热潮。借此机缘，我们尝试厘清一些紫檀家具史上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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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史的研究，基于历史文献和实物（出土及传世）证据相互佐证。周默先生《紫檀》一书，从历史文献及植物学的角度，由西晋时期国人对紫檀的认知，到唐诗对紫檀的人文理解，至元明紫檀的时断时续，再到清宫的极盛，对紫檀木的历史做了权威的阐述。其史料之详尽、辨识之精到，是同类题材难出其右。出土及传世紫檀文物，同样有助于家具史的研究，本文重点阐述一些实物方面的庋集与探索。

唐代

以正仓院及新疆出土文物为例

1.正仓院所藏唐朝紫檀器物。正仓院南北中仓藏紫檀器物，有木画槽琵琶、五弦琵琶、软咸、螺钿琵琶、金钿柄香炉、棋局、双陆局、木画箱、木画挟轼等。

汉代打通的海上、路上丝绸之路，使得中国与外界的贸易越来越频繁，各类奇珍异宝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西晋时期《古今注》已有紫檀的记载。及至盛唐，紫檀输入渐渐增多，《旧唐书》《太平广记》等文献指出那时紫檀主要用于制作棋盘、画轴头、小盒及乐器等小件奢侈品。这些记载，与正仓院所藏器物类型相同。唐诗中也提到紫檀琵琶，从而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因而，唐代经明洲港（今宁波港）输入日本的紫檀木器，当在情理之中。虽然坊间对此有所争执，但经询问多位曾经仔细考察过正仓院的学者专家，他们都给出肯定的答复。

2.新疆出土文物有双陆棋局、琴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m206出土。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螺钿双陆木棋盘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m206出土2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琴几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m206出土2

上述两件出土文物均未查到检测报告。湖北工业大学刘显波教授《唐代家具研究》中推测，棋局两侧深蓝色部分和中间红色区域，很大可能是应用了染色（刘312页）。此说存在明显的失误。有学者观摩实物后认为棋局两侧深色部分和琴几中间镶嵌深色木质是紫檀木。

元代

营造学社民国时期参考《南村辍耕录》和《元故宫遗录》编纂而成《元大都宫苑图考》，其中提到的延春阁寝殿东夹所陈“紫檀御榻”，是首次明确将紫檀木与家具联系在一起的史料。

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沉船出土木牌有“至治叁年”的墨书，即1323年，以及“庆元路”标志的称砣），沉船上装载“紫檀木”1017根，大多数为实心，长度在30-200厘米。

新安沉船

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炳堇在《海交史研究》2009年02期，发表《新安船装载的紫檀木和国际贸易》一文，央视科教频道曾播出纪录片《新安沉船》，均称船上所载为紫檀木，但均未给出检测途径及检测报告。有行家认为可能是黄花梨或红木。

该发现有待进一步的资料确认，但若真为紫檀木，则推翻了所谓“郑和下西洋发现紫檀木”的江湖传说，虽然从无史料记载这一点。

明代

1、“明四十六字铭文紫檀木舵杆”，长8.2米，被加工成方木，木材分大、小头，大头宽43厘米，高48厘米，木材上刻“永乐十年”铭文，收藏于蓬莱阁古船博物馆。

蓬莱阁古船博物馆

该馆馆长于《海交史研究》2012年02期发表文章《郑和下西洋与蓬莱紫檀木舵杆解析》，文中称“1984 年登州港清淤工程后，蓬莱县文物部门将三块珍贵船材取样，送到北京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请腰希申先生进行了鉴定，古舵杆用材为紫檀木。”

笔者曾于2019年11月末前往考察，一则未见到林科院检测报告，二则目测实物未发现紫檀木特征。

2、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朱守城夫妇墓出土文房器。该组文房器除龙纹箸瓶外，于2018年10月在浙江省博物馆《长物为伴》展出，展览标识除竹香筒外均为紫檀或黄花梨。

其中尺寸较大的明嵌云石紫檀木笔屏、明紫檀木笔筒。在展览现场捕捉到一些细节，供大家参考。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朱守城夫妇墓出土文房器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朱守城夫妇墓出土文房器

笔屏的立柱、底座，以及笔筒的筒身，露出明显的“鸡翅”纹，笔者认为这样的纹理不是紫檀木应有的，而是红豆木的一种。我们无法确定该组文房器深色木质都不是紫檀，但至少这两件材质不是紫檀。

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明周天球紫檀坐具”。

清代金石学家张廷济著书等身，其《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十册，以拓本加题跋的形式，庋集古器物429件。

该书第十册集拓宋以来砚、墨、木刻、竹刻等47件，木刻中记录了3件家具的刻字题字，第3件为“周天球紫檀坐具” 。

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内页

周天球紫檀坐具

椅背上段周天球铭文，与张廷济书中拓片几无二致（左为张廷济拓片，右为安思远照片）。

周天球紫檀坐具背板拓片

张廷济书中除拓片外，尚附题跋：“紫檀坐具字在倚背之板，周公（1514-1595）生正德九年甲戌，卒於万历廿三年乙未，年八十有二。此戊辰为隆庆三年，公瑕时年五十有五”。从这段文字看出，张廷济当时认为椅背上的铭文，是周公瑕55岁时所刻。

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内页

跋文随后提到张廷济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为此椅咏诗一首：“止园当日此静坐……大椿还有八千春”。止园乃周公瑕居所，铭文刻“止园居士”印。

诗后跋文：“海监黄椒升都事锡蕃，乞余墨本复刻椅上，唯添一古鑑斋印”。此跋文写于道光六年（1827年），三年后（庚寅年）张廷济在跋文后又题一跋：“十年前（1820年）海监黄椒升都事，乞拓本去重摹於梨木旧坐具”。该文字表明，黄椒升在另一把梨木旧椅子上，复刻了周公铭文。因此极有可能曾经有一把，1820年刻周公款的梨木椅子。

下半段铭文并没有出现在张廷济的书中。铭文为退楼老人所题，刻“吴云制印”章。吴云，字少甫，晚号退楼主人。嘉庆十六年(1811)生，光绪九年(1883)卒。

周天球紫檀坐具背板拓片

吴云铭文分两段，前段记录自己和该椅的渊源。“乙丑（1865年）秋七月得此椅於?城某肆中，年五十有五”，与周公瑕刻铭文的年纪一样，是故“奇缘也”。

吴云铭文的第二段，则记录了另一个段奇事：“乙丑年得紫檀椅. . . . . .逾四年（1869年）己巳年秋，岚坡？才后於市肆中得二椅。至庚午（1870年）冬有从某故家物色一椅”。五年之中，吴云得到另外三把椅子。而且“皆刻有明贤笔迹”！到此不得不提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另外三把椅子。他们同样形制同样材质，同样在椅背上刻有名家诗文，落款分别是“（董）其昌”“祝允明（枝山）”“（文）征明”，无一不是大名家。

周天球坐具经安思远及大都会馆方确认为紫檀椅，张廷济的史料足以证明该椅为明代制器，至于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另外三把椅子，是否就是吴云提到的那三把，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本次上拍之紫檀云龙纹扶手椅六把，虽没有铭文题记，却有着显赫的身世和有序的传承。带有宫廷造办处风格的紫檀扶手椅，最早著录于山中商会1935年《支那古美术展览会》图录。

而山中商会最大的一次掠夺性收买古董，是1912年从小恭亲王溥伟手上收购恭王府旧藏2000余件珍宝，涉及青铜器、陶瓷、玉器、钟表及家具等。这些家具均具备用材考究、雕琢华美、工艺精湛等清宫造办处制作的时代特征。

由此可知该椅极可能出自恭王府。恭王府作为除紫禁城之外最高等级的亲王府之一，待遇上享有与皇帝几乎相同的等级，可以享用五爪龙纹。《清会典》载：“亲王府制. . . . . .正殿中设座. . . . . .座后屏三开，上绘金云龙，均五爪。”恭王府所用家具，高级别的主要由皇帝赏赐。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两次赏赐给恭王府紫檀木家具70余件:“咸丰二年三月十七日，由堂交敬事房恭亲王府用木器等项目总管全得具白折片一件奏过：紫檀木宝椅一张，紫檀木纹榻一张，紫檀木宫椅十二张. . . . . .四月二十二日，赏恭亲王府用：紫檀木宝椅一张，紫檀木格柜二对. . . . . .紫檀木宫椅二十张（内有圈口牙、绦环牙不全）. . . . . .以上木雕活并玉镶嵌铜面叶合扇套筒均有不全之处，相应找补齐整见新. . . . . .”据此可知，咸丰赏赐的家具，并非新做，而是前朝所遗。

清宫档案

山中商会1935年图录上山中定次郎撰写的序言说：“这次展出的大多数紫檀家具，主要是清朝全盛期的皇室内的御用品，特别是由最优秀的木匠尽善尽美完成的作品，因此用材最上乘的紫檀，匠心独具的秀逸图案，雕技之精妙巧致，谁见了都会感叹清朝皇室之繁荣与生活之奢侈。”明确说明了展览会上的紫檀家具是皇室内的御用品。

从赏赐的旨意看，一款家具的数量可达几十件。两道奏折包含的“宫椅”多达32张!这宫椅有可能就是此次的“紫檀云龙雕椅子”，相信山中商会掠走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图录中所载日文“拾贰脚丿内”，意思是十二张中的一个，其余的下落不明。

此次拍品共汇集了六张，是该椅自失散以后重聚最多的一次，当属拍卖史上的一件大喜之事，也是收藏家难得再遇的良机。

-The End-

| 来源：中贸圣佳 |

| 编辑：明清家具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