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相信“夏”源于江汉之说?
作者：范梓浩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04月02日10版）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无疑是一部学术巨著。全书正文共525页，其中参考文献便有60页之多，包括了中英俄等多种语言的参考资料，又涵盖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考古报告、民族志，以及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光看这60多页的参考文献，便可知此书分量之重，可知此书是基础扎实的学术研究之著。
待我进一步了解作者本人后，心中久久地萦绕着张光直先生的一番话：“要研究三代考古，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而且，“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年，页126-128）。比对一下郭静云教授曾发表的书籍与论文，她在考古、经籍、古文字及早期民族学均有研究成果，熟悉国外多处古文明的材料，其学术视野的深度和广度可见一斑。我觉得，决定一个学者的成就，主要在于学术视野及研究工具。所以，我想郭静云教授所能看见的夏商周，必定是与众不同的。
不出所料，循着作者的思路，我的脑海中构建了一个与教科书中截然不同的夏商周。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而书中的上编，“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则尤如一颗投入平静湖水中的巨石，定会激起学术界的骇浪。其中，主要的观点有两个，一是夏源于江汉说，二是实际上有两个商存在，殷商王族是灭亡“汤商”的东北游战民族。由于本人对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材料较为熟悉，夏之江汉说的观点实在令我震撼，也与我上两年不断学习中产生的疑问不谋而合。
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每当有人提到二里头文化时，脑海中自然会冒出“夏”这一个字眼。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就一定是夏文化，二里头就一定是夏的中心，但我仍会不自觉地认为，夏的中心就在二里头，即便不在二里头，也必定在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似乎，我们的学科在构建一个“神话”，一个学术界陈陈相因、人人首肯的“神话”。
如果我们抛开历史文献构筑的认识误区，而直面考古材料，将伊洛地区与江汉平原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则不难发现，在二里头之前的所谓龙山时代，江汉平原更具备文明演化背后的动力。
首先，在人口增长方面，郭静云教授引用了乔玉先生对伊洛地区，二里头遗址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的研究（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页423-454），说明二里头人口、聚落的密度无论是新石器时期还是青铜时代早期都相对较低。相比之下，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地区突然涌现了大量的小型村落，整个江汉平原的土地利用率十分高，可见这一时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剧増，整个文化面临向外扩张的压力。
其次，在频繁的战争方面，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时期城址接近20座，高筑土墙的城址自然让人想到了这些城之间的冲突十分频繁。即便如郭静云教授所言，他们可能已经组成“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我认为城与城之间还会因为资源的分配而发生冲突，这个早期国家的纽带并非如我们想像的大一统国家般紧密。相比之下，伊洛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城址规模上都远远不及江汉平原。
再次，在农业强化方面，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日益成熟，稻作农业开始从长江流域北传至黄河南岸。在稻作农业北传的同时，长江中游屈家岭和石家河的文化因素也向北传播至黄河南岸。伴随稻作农业技术发展，稻作管理的精细化，土地开垦，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都促使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化。而伊洛地区属于黍作农业区，而对黍进行管理所花费的能量则是远远不如管理水稻所花费的能量。稻作的精细化管理能大幅提高产量，黍作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此外，稻作对水有严格的控制要求，需要集体建设水利设施，而黍作则不需要。
结合龙山时代的文化因素以及上述几点文明发展的动力证据，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北渐说，似乎比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说更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顺着文明发展的一般模式，把目光从黄河流域移开，聚焦于“江河中原”的中心——江汉平原，这里最有可能是孕育夏文化的摇篮。
然而，我个人认为有几点还有待确认和进一步研究。第一，在物质交换的发达这个动力要素上，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文化因素，如此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应作何解释呢？又或者盘龙城早期遗存有比二里头遗址更丰富的文化因素？需要更多学者来关注这一问题，更深入地研究其文化遗存的内涵。第二，石家河文化与盘龙城早期遗存的相似度有多大，能不能构成一脉相承之说。
上述两点都是从文化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从类型学的角度来提出的疑问。而上述提到的几点动力，与生态环境、技术发展等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通则有关，显然是过程主义的研究范式。我觉得，当代世界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时代了。我们完全可以在强调文明背后形成的生态环境、技术、社会压力等的规律时，运用文化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文化的传播、文化圈、文化丛的特殊性加以关注。因此，随着郭静云教授的新书推广，两湖地区的考古工作日益发展，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从文化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中获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夏源于江汉平原说”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