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开出天价稿费，发掘了路遥、王小波和莫言，《花城》仍在神坛
无论时间如何流逝，人们至少会记得1990年第4期的《花城》。
海子卧轨逝世一年零四个月后，在海子友人西川的努力下，人们在《花城》杂志的“诗歌”栏目里，读到了那首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海子和他的诗篇，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迷茫与惊艳，而在光阴的铁轨上，《花城》的故事还在继续着，并伴随着经济和文学的浪潮，逐渐驶向不可预知的时代。
01
1979年，在改革开放最前端的地方，一本名叫《花城》的纯文学杂志悄然创刊。
（花城创刊号）
那是一个无比活跃的时代，在北京东兴隆街，《十月》在茅盾等大家的操持下开始成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上海，巴金先生主办的《收获》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南京有《钟山》、安徽有《清明》……
而在所有的文学期刊中，《花城》成为了最特殊的那一个，正如英格兰之于大西洋，洛杉矶之于西海岸一样，在懵懂初开的1979年，“广州”在人们心目中意味着一切和新潮有关的字眼：大胆、冒险、开拓……
通过观察《花城》创刊时的栏目，无论是“小说”、“电影文学”、“外国文学”、“怀念与思考”、“诗歌”、 “香港通讯”，还是之后又陆陆续续增加的“海外通讯”和“流派鉴赏”，所谓“开眼看世界”，无疑是当时《花城》给自身的定位。
外面的风开始吹了进来。
在1982年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拿下诺贝尔文学奖后，《花城》成为国内最早刊登马尔克斯获奖感言的刊物，无比巧合的是，也是在八十年代，开始在《花城》发表文章的莫言，沿着自己偶像的“魔幻现实之路”，在二十余年后，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花城》为代表的八十年代文学刊物，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先锋”。“先锋”的含义，远不仅仅是“先锋文学”。
从最早的报告文学（1982年设置正式栏目），到毕必成《庐山恋》拉开“电影文学”的帷幕；从“伤痕文学”到《春天里的童话》，凭借着百花齐放和敢为人先，《花城》与《收获》、《十月》以及人民文学创办的《当代》并称为当时中国刊物界的“四大名旦”。
资深的编辑认为，《当代》是青衣，《收获》像老旦，《十月》为刀马旦，唯有《花城》以其新鲜火热的特性，当得起“小旦”的称号。后来的作家北村，曾这样盛赞《花城》：
“有这个杂志存在，作家在探索过程中的心理容量就很宽。其实我想写的东西，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需要有人帮你验证，甚至放在实验场上让人家来看看。在这一点上，《花城》无可替代。”
而对于《花城》这本年轻的刊物而言，更大的转变与挑战，则发生在1986年之后。
02
依靠着自身敏锐的眼光和改革前沿所特有的地理优势，《花城》的成功显得不可复制， 而掩盖在光辉之下的，是《花城》不为人知的选择之痛。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形势的变化，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界，面临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岔路：究竟是开始自己的商业化，还是继续走纯文学的道路。
（花城杂志社旧址）
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花城》1985年的定价还是1.2元，到了89年就不得已涨到了3.5元，即使是如此，也难以改变纯文学杂志入不敷出的局面，以至于《花城》编辑部不得不在书中刊登消息，声明“由于近年来纸张、油墨、印刷、发行等费用不断涨价，《花城》每本工本费已大大超过定价，亏损颇巨”。
主编田瑛曾心有余悸地回忆起那段岁月：
“我们花城出版社这几年因经营不善而连连亏损，短短几年负债累累，权宜之计只好出租办公室。花城出版社是1990年才从大沙头那最简陋的办公室搬到水荫路来的，同仁好不容易盼来的新办公室又要一分为二了，另一半将不再属于我们……一种失去家园失去自由的痛感涌上心头。”
在最窘迫的1986年前后，《花城》甚至连退稿的邮费都无法承担，每本的页数也从最早的340页，压缩到了240页左右。
在主编李士非等人的带领下，《花城》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抉择，在1987年的第五期，商业广告开始爬上《花城》的封底页，而内页之中也时不时地会出现酒店、旅游甚至电器类的商品宣传。
文学单纯的世界，终究还是没能抵挡物欲横流的浪潮，这也许是当时许多文学工作者的心声。而《花城》能做到的，则是坚守底线，在广告费的基础上，坚持了自己纯文学的办刊理念。
也是在1986年，一个陕西的作家，拿着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找上了《花城》。
在那个邮票和绿皮车都很慢的时代，《花城》的编辑谢望新千里迢迢来到陕西西安，在宾馆读完了这部作品，并在按语中写下了“耕春的惊雷即将震醒山野”的句子。
当年11月，《花城》第六期正式刊载了这部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世界》，作者名叫路遥，在此之前，他曾被多家编辑部拒绝。这也是《花城》一次艰难的尝试，在此之前，《花城》从未尝试过刊载长篇小说。
幸运的是，那时的路遥和《花城》都很年轻，他们正在拥抱着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已耳熟能详了，《平凡的世界》，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文学作品之一，《花城》也开启了自己从报告文学向“小说时代”转型的文学道路。
03
在八十年代，热血和青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这不足以让一家刊物继续引领文学界的下一个十年。你必须做到“预流”，即跟随着文学发展的潮流不断摸索和转变，才能不断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1989年《花城》编辑部与作家莫言（右四）
做到这点绝非容易，其中，《花城》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对文学界和作家群体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倾听，正如后来王蒙在访问中说的那样：
“当我有一个什么想法、计划的时候，容易得到《花城》方面的支持，我也非常感谢《花城》给我的支持，所以这些稿子就很容易就向《花城》这个路子上走了”。
即使是在经济最艰难的时候，《花城》也和王蒙等一批著名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远赴西安发掘路遥也绝非《花城》的一时兴起，这样的事例，我们还能在《花城》身上看到很多。
1989年，“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个字”的作家毕飞宇，把自己的稿件《孤岛》寄给了《花城》编辑部，在后续几个月里，这封投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到一年后，《花城》因为空间有限要清理稿件，年轻的女编辑朱燕玲才在这批“清仓货”翻出了这篇文章，毕飞宇的文学之路，就此开始起航。
无独有偶的是，1994年，饱受争议的先锋派作家王小波，在《花城》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两者的相遇仿佛命中注定一般，王小波之后的多篇名作，如《绿毛水怪》、《白银时代》等也都是在《花城》之上发表。而在王小波于97年意外离世后，《花城》出版社也顶着巨大压力，于第一时间出版了王小波“命运三部曲”。
《花城》的编辑申霞艳回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很多文学期刊开始向传统回归，失去了早期的艺术探索精神。而《花城》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向艺术探索的方向转变”。
这种转变的意识，是《花城》依旧活跃在今天的重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一部《花城》四十年来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朦胧诗派”，我们都能在那时的《花城》期刊上看到它们的身影。
04
时光荏苒，《花城》已然走过了42个春秋，海子、路遥、王小波的背影，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记忆，变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页，当年一口气能爬上九楼然后和编辑门畅谈的王蒙也已到耄耋之年。
一如沈从文晚年感慨的那样：“我和我的读者行将老去”，那些属于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和“青春”们，开始变得步履蹒跚。
与网络时代许多刊物的衰微不同，直到今天，盈利对于《花城》似乎依旧不是问题，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我们依旧能够买到最新一版的《花城》，“爱花城”APP的上线和“花城多元融合传播运营平台”的实践，象征着传统纸媒在今天依旧占据着文化产业的一席之地。
只是我们禁不住疑问，那个属于《花城》的时代，或者说那个曾经充满了文学和梦想的时代，是否已被人们渐渐遗忘在上个世纪了呢？
我想，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即使在电子产品与各类短视频大行其道的2021，我们也大可不必发出“文学已死”的感慨。
王蒙曾于数年前高呼：“永远不要说文学要衰微了”，九十年代我们目送了“报告文学”的离开，新世纪我们见证了“先锋文学”的老去，但任凭雨打风吹去，文学并不是单纯的白纸黑字和故作高深的阳春白雪，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流出的审美。
就像王小波所说的“好的文字有着水晶般的光辉，仿佛来自星星，虽然我会死，可一想到死后，这条追寻智慧的路还有人在走，心里就很高兴”。
而这，也或许是《花城》依旧活跃着的理由。
作者丨翟晨旭©️投稿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