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立名:司马迁的君子品格

唐代刘知己曾称赞“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就明确提出对君子的认知与追求：“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太史公认为君子应当能够自我修身、乐善好施、取舍得当，尤其要能够隐忍知辱，最终树立好的声名。在司马迁丰富的君子思想中，我认为最有个性也是最核心的观点就是“隐忍立名”，司马迁以自己的人生充分践行了君子的这一重要品格。
    （一）
　　先秦儒家有著名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的观念，其实“三不朽”的最终旨归就是司马迁再三言之的“立名”。司马迁在《伯夷叔齐列传》中直接感喟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有时又借助传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君子对声名的期待，如《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就曾叹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故而孔子作《春秋》，以显名于后世。可见君子“立名”的重要性。而如果“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那不是君子的作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同样充满着对青年司马迁“立名”的热望！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尝显功名于虞夏”，但后世中落，司马谈因染疴在身，立名无望，怀着巨大的痛苦，他在临终前紧紧抓住司马迁的双手而泣曰：“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希望司马迁能够重塑司马氏的声名。当然，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其“立名”并不仅仅是修撰一部影响深远的《史记》，而且还体现在曾经为王朝殚精竭虑，国尔忘家，意在建金石之功。他奉汉武之命出使西南，筹划在巴蜀以南建立新郡，安抚了四川西昌、汉源，云南昆明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同时，司马迁作为发起人和落下闳等人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太初历》，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改变了之前《颛顼历》的累积误差。司马迁积极参与政治，关注国计民生，从精神实质而言，也是传承了先前儒家“刚健有为”的君子品格。
    （二）
　　毋庸置疑，司马迁一生中最大的立名就是修撰了《史记》。司马迁厥初修史的重要目的是为传主扬名，称颂他们能够不拘小节，仗义而行，并且善于把握时机，以天下为己任，建立功名，流芳于世。司马迁为这些杰出人才立名首先是自己作为史官的责任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承继父亲司马谈修撰《史记》遗志的最初用意就是颂扬“汉兴，海内一统”下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迁旨在“绍明世”，同时也是潜在地效仿孔子作《春秋》，希望能够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故而司马迁的“立名”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政教。
　　当然，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之后，他观照历史的眼界更为开阔，评判更趋理性，不仅仅是将原先计划断代史的修撰改变为通史的书写，“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而且其修史的宗旨也由颂扬当代转变成为后世管理者提供国家治理上的借鉴，“述往事，思来者”，表现了超越一般史官的历史担当。更令人钦佩的是，司马迁还以历史为载体，通过史事的叙写，意在考察影响国家社会治乱盛衰、兴废存亡、成败得失的主要因素，形成最终的修史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表现出深邃的思想意蕴，这完全是哲学家的高度。司马迁记载的是历史，然而面向的却是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后人能够从《史记》中体察到历史成败兴坏的规律，为将来的国家治理所参鉴。总而言之，司马迁的立名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它关涉当下、关涉国家，更是融通古今，放眼未来，表现了君子为国为民的崇高责任感与深厚的思想底蕴。
    （三）
　　当然，很少有人能够一生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往往会遇到诸多挫折。君子同样如此，如果他不能忍辱负重，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想成就自己的声名庶无可能。因为不能忍受小辱，逞一时之勇，却可能因此丧失建功立业而最终立名的机会。故而，君子“立名”需要具有“隐忍”的品格，司马迁本人就是隐忍立名的践行者。人生前期顺畅、可谓意气风发的司马迁因秉持公心，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时，被“吏议”为“诬上”，“深幽囹圄之中”。而“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最终选择了最侮辱人格的“腐刑”，代替了可以保持个人名节的死刑，是因为《史记》修撰还没有完成。接受死刑对于司马迁的人生来说，是“轻于鸿毛”的，最终为司马迁所放弃，而接受腐刑却使他有时间最终完成了“重于泰山”的皇皇巨著《史记》，成为后代正史学习的典范。司马迁认为君子之所以需要隐忍是因为“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獘也”。可以说，司马迁的隐忍成就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著《史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司马迁这样一位隐忍负重的君子，“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因为司马迁对隐忍立名有着亲身的体验感受，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君子的成长过程往往突出其隐忍的品格。司马迁笔下的士君子往往都能做到隐忍坚定，砥行砺名。如管仲曾经跟随公子纠，公子纠与小白（后为齐桓公）争权中败亡，管仲“幽囚受辱”，后经鲍叔牙的强烈推荐，最终为齐桓公重用，成为一代名相，管仲曾由衷地感慨道：“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伍子胥也是如此，如果当初他和父兄一起含冤就死，怎会成为后来辅佐阖庐、夫差建立丰功的一代名臣！司马迁由此对君子隐忍成就功名感喟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括而言之，司马迁对忍小辱、弃细行而能够树立传世之名的君子品格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这也是司马迁本人的君子品格在传中人物身上的折射。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