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行书《碑帖论稿》
张伯英(1871一1949)宇勺圃，晚号东涯老人，江苏铜山人。
光绪丁酉拔贡生，壬寅应天乡试举人，又入南京高等学堂治新学。曾设馆任教于徐复为萧县段氏幕僚，供职皖、粤、宁诸省。辛亥后相继任职北洋政府陆军部，国务院秘书厅以及执政府等。去帜后留居北京(平)鬻字卖文为生，曾总纂《黑龙江志稿》，编辑《徐州续诗征》。
先生书法宗北碑，又广求博取，融为一格，楷书成就尤为世重。又负善鉴之名，多蓄历代碑帖善本，六十岁后更专注于法帖，着有《法帖提要》七卷，为法帖考释著作翘楚，晚年又有《阅帖杂咏》百余首，更有大量校记、题跋等，虽多未刊行，而学者传抄、研究影响颇著，以为其涉猎广泛，眼光精到，方法细密，多有创见，可谓法帖考释集大成者，开现代研究先河。
铜山张勺圃先生碑帖论稿读后记 启功
张伯英先生字少甫，亦作勺圃，江苏省铜山县县望族。早岁贡于乡，中年已入民国，为徐树铮将军延为西北边防军编辑处某职。徐将军擅笔墨，文好桐城，书拟北碑，此亦当时所尚者。勺翁文笔流畅，公余临六朝碑版。功闻于勺翁第三子，时居张宅厢房，告功曰：勺翁中年临《龙门二十品》最多，翁之男女公子屡请择一本影印以示后学，以见临写之勤苦。并言临本用“元书纸”，每本扎成一卷，俱置老人之床下，直满空处。男女公子欲抽出为选印底本而不得见许。
勺翁尤好六朝墓志，每得拓本一幅，必手临一再。前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影印勺翁书迹选本一大册，其中即印所临墓志若干幅。只见印本，竟不知是墓志原拓抑为临本。足见临帖之时，手眼精到，所谓“一丝不苟”，非谓石上刀痕，盖为写者朱书之命意与刻者刀刃之存真，与夫临者之全神所聚；不仅在拓本之黑白阴阳，而在摄取石上书家脑之所思，腕之起落，聚而为拓本上之字迹刚柔开合，使今日观者眼中所见之临本不啻与干百年前书者笔下意中俱与观者对语也。如此境界，始是临学碑版之优秀结果。今观勺翁之书，行书中自有刚健之骨，真书中自有生动之趣，此勺翁之书之所以为妙也。
功每登堂求教，常恐勺翁指教劳神，即申纸求老人挥毫示范，以节语言之劳，藉瞻用笔之法。而先生却检示案头新收之帖，曰此某本，此某拓，其异同何在，优劣何在。功于石刻拓本素日只观点划结构，而未尝留意其刻工刀法与夫纸墨时代，其意之所钟，偏于笔锋墨韵，故临摹赏玩常在唐人墨迹。故所收集赏玩虽敦煌之碎纸零篇，亦必什袭观摩，足以所收碑版拓本每为行家笑其为翻刻。一日，以所临唐写佛经呈勺翁，而蒙老人鼓励，继以所临日本所传智永千文影印之原本呈勺翁，此为原本易主后之最新印本，勺翁见而大惊，曰：“此六朝人之墨迹也，子何从得之?”数日后以新得之精印本上呈，老人大喜，功亦大喜。盖老人所喜在得见六朝人之墨迹，而功所喜在曩日以为老人多临石刻必以真迹为河汉，庸讵知在勺翁目下手中之石刻拓本并非尽为昔人之枯骨，实是栩栩然之金字塔中之木乃伊也。
平日所知勺翁喜古碑刻必等闲以待明清户名家之迹，继闻于勺翁门婿屠君质甫，言勺翁于明之董香光、清之刘石庵，非徒珍重，且常收购什袭。盖汉字自篆隶草真以下字形虽有差异，而木杆兔毫之笔，右手执以书之，则古今固无异也。真知书者，又何用其轩轾哉！
自古读书人，莫不以收藏著名版本相矜尚，古书中字句异同、篇目多少，固古版有时固是学术所关之根本，有时则是无关紧要处。清代黄荛圃成了古书版本的专家，事实上真关文史的考证、判断的问题，却不见他有什么比较和发现。而勺圃先生于所收所见的古刻，古拓，通过评论、题跋、考证、题咏，文章等种种不同文体，充分阐释了老人的独到见解。即如《阅帖杂咏》，数十年来，若干传抄本中有诗章多少之异，此固由老人随手增改所致，亦或由稿本之藏者先后所致，因而得知老人在稿纸，信笺，笔砚交游之种种不同，以致稿本之多少遂现异同。今想此集所刊，在老人身后，藏者又是老人之内外子孙，恐今后即有断简遗篇之发现，亦如殷本、金石之罕遇矣。至于勺翁晚年，以法书易米，遗墨流传更难胜计，后之藏家续有搜集、影印之举，则远易于金石刻拓，此我辈后学之眼福，可为预卜者矣。又勺翁曾得明人张正蒙跋之《馆本十七帖》(今在上海图书馆)及唐摹王右军《此事帖》(今在北京文博研究所)，曾影印为《右军书范》，流传甚多，今后重印流传，将更为易事矣。
“文革”运动中，公所藏文物每遭遗弃。一日晤勺翁之内外文孙张君济和、屠君式潘询勺翁手稿，乃知俱为勺翁之孙辈所宝。今经二君汇辑，交河北教育出版社为之排印，命功撰“读后之记”。惜功自公自二00年三年终岁抱病，艰于执笔。二00四年疾有略愈，谨为属草，所记容有失误，幸张，屠二君惠为改削！
公元二00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