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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的分量之重不言而喻。它不但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同共产国际关系上的转折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遭到巨大挫折、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改组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领导人的选择问题。
遵义会议 油画
因为，从我党的组建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凡党内的重要事项都得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尤其是在领导人的选择上，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无一例外都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或是间接指定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法定程序，而遵义会议却终结了这个并不正常的程序。
遵义会议的正式召开时间虽然是1935年1月15日，但会议的准备从长征初期就开始了，它从最初的谋划准备，再到最终的完成，用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担架上的阴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患有疟疾的毛泽东和病重的张闻天、受伤的王稼祥同在一个纵队坐担架参加行军。这三个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自军事转移开始就一直形影不离。
张闻天
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这也恰恰给了他与张王两位领导人更多的交流机会。
毛泽东对战局的判断，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见解，无不体现出他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判断力，这使得张王二人都非常受用。渐渐地，他们不但接受了毛泽东，更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于是，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关于中国革命和当前军事路线的问题。
也正因为此，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的张王毛三人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称之为“在野三人团”。
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
所以说，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初期就早已经产生了。
湘江之战的重大失利，令年轻领导人博古的情绪一度跌入谷底，甚至产生了自杀念头，而李德则是变得更加暴跳如雷，到处找人“背黑锅”。
然而，在中共中央的内部，却发生着悄然变化。紧紧围绕军事路线问题，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到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的召开，半个月时间里，中央曾连续召开过三次会议。
分别是：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实际上就是遵义会议的前奏。
通道会议——
在湘江之战之后，“在野三人团”开始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而且此时中央内部的争论也逐渐公开化了。
于是，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接下来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在会上，李德提出继续北进，与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提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黎平会议 油画
黎平会议——
经过毛泽东的据理力争，虽然实现了“通道转兵”，但此时的博古李德早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心一条道走到黑，就是不愿意放弃北进之策，而仅仅是把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当成了权宜之计。
于是，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召集下，又紧急召开了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先西进，然后渡乌江北上，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以会议决议的形式迫使博古李德改变主意。
同时，还做出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实际就是正式提出了遵义会议的时间表和召开会议的内容。
王稼祥
橘林谈话——
其实，在黎平会议召开以后，还有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被称之为“橘林谈话”，也有称“橘林密谈”。谈话的主人公是王稼祥和张闻天。
王稼祥对张闻天说：我们这次转移的最终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咳，也没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请毛泽东出来。
之后，王稼祥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又告诉毛泽东，几个将领一传，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所以说，此时原定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路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条组织路线，只不过并没有事前告诉博古等人。
猴场会议——
在黎平会议之后，虽然行军路线按照会议决定执行了，但博古、李德仍旧以“三人团”的名义犯自由主义，阴奉阳违，扰乱军心。
于是，在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再一次召开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等于实际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做好了最后准备。
遵义会议 会址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
因为遵义会议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而且在这之前已将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进行了铺垫。
所以，正式的会议并没有起多大的波澜，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至于各个既定的会议内容，那也算是水到渠成。
当然，这是分两方面来说的。相对于当时党的负责人博古来说，会议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和掌控。
因为在会上，针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了“主报告”和“副报告”。
博古在他的“主报告”中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这就相当于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敌人和下级。
而周恩来“副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不但做了自我批评，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博古原以为，自己做完报告，等大家讨论之后形成个决议，也就算把会开完了，但他远远把问题看简单了。
博古
此时，高度近视的博古也只有28岁，一个党一个国家的革命前途问题怎么可能就让他这么轻描淡写地写意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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