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张莉谈女性写作：希望看到真正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现状的作品
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文化中心主任、著名学者戴锦华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的作者张莉，围绕现代女性写作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由《十月》杂志副主编、青年评论家季亚娅主持。
成为女学生：还原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张莉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深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戴锦华与孟悦合著）的影响，张莉坦言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影响了我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当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非常震惊，同时很好奇，这些作家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后来慢慢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于是我产生新的疑问，这些女孩们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她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她们在成为女作家的路上遇到了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张莉决定从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考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从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中寻求答案。为此，她花了很多“笨功夫”去查大量的史料。通过史料，她触及到了一页页鲜活的中国现代妇女的生成史。
“旧式的女学生会被要求做贤妻良母，但是五四以后，尤其1911年以后，会告诉你要做一个女国民，你不属于家庭，你是女国民，你身上肩负重任。女学校里设计的科目，一开始有家政，后来没有了，增加了物理、化学。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社会对学校、对一个女性的期待在慢慢发生改变。也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张莉说。
“你在慢慢进入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时候，会发现那些艰难和不易，那些独属于中国女性生命的轨迹，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那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尽可能地还原它。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开始从她们的生命经验中获取我作为女性经验的力量。”
戴锦华、张莉、季亚娅在活动现场
从女学生到新女性：探秘中国现代女性的发生与成长
著名学者戴锦华坦言阅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读到了一种对话的力度，同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个奇特的角度，“这个角度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作家作品论的，更多去深入到作家的个人生命当中去理解和发现她写作的动力、写作的由来、她的素材、她的情感。但是它又绝不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作品论，她有非常明确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用我现在的理解，就是现代女性的发生。其实女性写作之于中国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件五四才发生的新鲜事。但是我们同时又非常清楚，五四一代的女作家，她们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化、现代汉语的奠基者，她们是全新的发生。这个不新鲜与新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大的历史转折发生的时候，每个个体生命是怎么与它遭遇的？这是我在阅读时觉得兴趣盎然的地方。”
“在五四这个创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发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是女性，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那些新青年，其实经常不够新，新青年是由旧举子组成的，因为废除科举了，他们被迫成为新青年。而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所以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同时是社会的命题。基于我自己这样一个讨论面向，我再一次想到张莉的研究，想到她这本书中细致入微的讨论，所以我自己也重新从她的书当中获得，当我再次阅读时，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研究。”戴锦华如此说。
而这些新女性一开始大都是女学生形象，说到女学生形象，季亚娅发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从阅读和传播的角度来谈女学生形象是怎么构建起来的，“当时不仅写作者自己是女学生，而且通过阅读那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审美，社会在接受的层面上，比如冰心的写作，接受了女学生形象比较正面的认可，在主流文化里的认可。同时男性批评家也通过阅读、写作在塑造女学生形象。”
对此，张莉补充道，“冰心在1927年之前，她的所有小说里的'我’都是冰心姐姐的形象，是去情欲化的，你看不到她的容貌，但是你知道她的影像，她是穿素淡衣服，短头发，喜欢读书的一个女孩，她的所有都是冰清玉洁的，她是作为一个女学生，作为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新型女性被大众接受。而在1927年之后，新的女性，当茅盾笔下的新女性诞生，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出现的时候，冰心那种美，或者冰心文学作品里的那些美，开始变成过时的东西，你会明显看到一种美学阅读趣味的变化，以及社会对新女性形象期许的变化。”
当下女性的写作：希望看到真正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现状的作品
在当下文学现场，张莉不仅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效，她更是热情推动女性写作现场的一位行动者，对此，张莉说，“我做新女性写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今天的女性写作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满足我们今天对新的女性形象、新的女性生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脱节。我特别希望有那种真正能够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的作品出来。”
作为资深的文学编辑，季亚娅也有同样的感觉，比如拉姆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在女性文学作品，或者说文学作品中是缺席的，她认为或许是一种纯文学的腔调，那种叙事的语调在阻碍作家们认识和反映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姆案的许多讨论出现在新媒体、出现在网络里面，而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写它。
戴锦华表示，“我们会在文学作品中遭遇到一种文学的现实，但是我们很难在里面找到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的生命，找到那样一个共振和切肤之痛的世界。当女作家不写家暴的时候，我有另外一种理解路径，今天会成为女作家的女性，通常是不会遭到家暴的女性，家暴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发生。这就关系到，这些会写作的女性与遭到家暴的女性之间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今天的作家对于边缘人、对于弃民，他们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但是我仍然抱有一种希望，就是说文学，乃至人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起到一点不一样的作用。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梦想作家和社会中的多数不一样，他们能把自己的感情投注给那些占不到份额的弱势人群，去和他们共情，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活动的最后，张莉坦言，反观当下女性的写作，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即在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当下的女作家们应当如何书写拉姆们？应当如何唤起更广大人群的共情？这是在今天，我们再次出版这本书更深的意义所在。虽然在做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会有一种虚无、无助的感觉，但是戴老师关于文学的作用以及不同生命个体共情的可能的那些话，也正是她一直坚持的动力，“我同时对女性文学研究有一些期待和期许，我认为文学或许可以打破阶级的、思维的固化，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光，对我个人来讲，它其实是我手持的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