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的困境背后：北一辉的威胁是如何产生的？ / 开普饭

摘要：贫富分化和代际分化，为北一辉这种野心家的崛起带来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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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诸多后发大国在现代化高速发展后往往遭遇战争或动荡等重大灾厄？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中的历史因果，值得中国借鉴。

下面，我们先来进行一下回溯：

新穷人阶层的形成

记得2016年10月，笔者刚刚开始写公众号的时候，就试图为未来世界勾勒一幅图景，以瞄定我的关注点。

这篇文章叫《点击文字链接：现代马基雅维利：动荡新世界的新思维》，其中开篇第二段关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笔者是这样表述的：

“全球化进程下，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新穷人大量增加，各国的政治稳定性皆受到威胁…………后发国家则受限于产业高度集中（中国、俄罗斯等表现最明显），使得大量原属本分的农民或者小城镇市民，被迫走出家乡，沦为了大城市中的赤贫阶层，更由于脱离了传统家庭的羁绊，形成了政治上极具风险的伶仃人阶层”。

这即是当时笔者对未来可能出现之政治风险的总体忧虑，按照伟大的梅特涅亲王所言，一个有自我意识、自我认同的年轻新穷人阶层一旦成型，从来都是一个重大挑战。

这一点，对任何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不会例外，这种问题就像一个紧绷的绳，往往变成后续发展的真正障碍。

系列文章文字链接：

2018年2月《北一辉革命论的背后：后发民族的改革开放病症》

2018年12月《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北一辉式的大发展反噬》

国家主义现代化难以避免的后遗症

自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英美以外，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以国家为主导推动的，强大的政府通过集中资源，建立现代化的工业、金融、教育和商业体系，进而推动国家的高速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效率，往往是奇迹的代名词，但与所有好处的另一面一样，任何优势都意味着不可回避的负面效应。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源过于集中。

无论是法国菲利普王朝的现代化，还是俄国斯托雷平的现代化，亦或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以及巴西、墨西哥、中国等的战后现代化进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通过国家资本聚集有限的资源，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中心，快速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资源聚集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迫使或引诱乡村、小镇的青年人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以追随国家的现代化步伐，这带来廉价劳动力的背后，也往往使得这个国家的机遇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大城市。

第二个问题，就是知识青年的大量剧增。

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为了国家的强盛繁荣，往往不计代价和现实的致力于现代化高等教育的普及，这对进步主义者来说是好事，但实际上来说可能并非如此。

因为，现代化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能够给青年人传授多少有价值的知识，但一定会向他传递强烈的知识分子式自尊心和荣辱观，提升他对未来的自我期许，降低他对失意的容忍度。

这代表着，一旦年轻人接受了现代化高等教育，就意味着他拥有了一个知识分子才有的思维方式，他必然会追求契合自身尊严的身份——这种自尊心往往迫使他不得不涌向大城市，或者至少获得一份不失体面的工作。

由于大城市的拥挤和资源匮乏，这就给后发现代化大国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些五感俱全、自尊心极强的小镇出身年轻人很难获得满足自身期许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在知识分子的高傲和现实的屈辱中痛苦挣扎，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房子、婚姻等，对于他们，往往会变成难以容忍的重罚。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产业集中和高速发展带来的地域分化下之大城市资产暴涨，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后，随着乡村入城的新穷人不断增多，一个数量庞大、充满怨恨、有自我意识的新穷人阶层就会随之出现，并逐渐成型，而这个有自我认同的新穷人阶层，往往就是后发国家高速现代化必然会面临的新挑战。

一个阶层的形成有两个因素：

1、一个庞大的、有着类似经济处境的人群；

2、能够点燃这个群体自我阶层意识的本阶层知识分子群体出现；

高速后发展的政治成本

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初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但在后发国家高速发展后期，这个问题对发展的制约就往往会展现出来。

以日本大正时代的现代化繁荣为例，大正时代初期，日本经济最先发展良好，财富惠及各个阶层，但到了1920年左右，工薪阶层收入长期开始停滞，与此同时，农村田地资产和城市房价开始出现暴涨，日本社会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地域分化。

大正时代日本股票、农田和城市房价的走势，展现出大正时代尤其是大正末期城市地产资产和乡村农田资产相比于企业（股票）令人印象深刻的涨势

事实上，在大正后期，日本经济依然在快速发展，但这个发展的成本则是由政治上的急剧贫富分化为代价，对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日本乡镇青年，则是灾难性的打击——他们严重依赖于停滞的工资收入，却需要面对愈来愈高升的大都市房价——这其中就包括了日本帝国最重要的根基人群：低级军人、低级公务员。

随着这个新穷人阶层的知识青年急剧增多，其往往充当这个新阶层自我意识的启发者，进而使得这个阶层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诉求，形成了自我认同的意识形态。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代表着这个阶层会出现共同的自我诉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这个阶层的出现，本身就会对后续发展的高速，构成挑战，增高发展的政治成本，甚至削弱政权的根基。

“值此城市，军人之薪已无以立足”

——北一辉追随者，乡村出身的低级军官河野寿1933年致书父亲，感叹生活困难

在大正末期的日本，当时的北一辉洞悉日本社会的主要阶层经济矛盾，不断煽动人心，拉拢势力，进而形成对日本政府的威胁。

“均贫富乃日本社会不容耽搁的大任……（市街地）使我之忠者饮恨！”

——1928年日本革命家北一辉在雄吼杂志上怒斥东京等市街地（即城市地产）问题，以此迎合日本低级军人的怨恨

北一辉的危险性：侵蚀国家支柱

这种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新穷人阶层自我认同一旦形成，不仅仅会冲击相应的人群，最重要的是，其共同的意识形态病毒极有可能对同属于其阶层的政府统治支柱：基层军人、基层官员，构成侵蚀。

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最精锐的军队往往是由农村乡镇出身的青年才能堪任，精明优渥的东亚市民阶层往往不能扮演优秀士兵的角色，无论是唐宋、明代的京营，还是清代满城的八旗，哪怕是大阪市民组建的日本师团，皆因其市民习性无法承担有效军事任务——这就使得最精锐的东亚军队士兵构成，必然是乡镇青年充任——在1930年的日本军队，这一点尤为明显。

正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北一辉作为阴狡至极的大革命家，乃提出了针对贫穷之基层日本军人的三点主张：

1、鼓吹战争，这满足了日本基层军人的升迁渴望；

2、鼓吹均富，这满足了日本基层军人的财富渴望；

3、日本社会之所以如此不公，就是因为背弃了明治天皇遗策的缘由，我们必须致力于恢复天皇体制，讨伐背弃天皇体制的官员和财阀——以明治天皇之名迷惑日本政府，宣传思想；

北一辉抓住了日本社会的尤其是军队内部的主要矛盾，其革命病毒之撒播，在同情其之日本政府愚蠢纵容下，可谓无往不利。

于是，北一辉撒播的革命病毒孢子，即是以此播撒到日本基层军人的心中，尤其是贫穷的陆军士兵。最终，凭借阶级地位的相似性和经济诉求的共同性，北一辉折断了军人体制上下级的服从链条，从而使得大批的日本基层军人，沦为北一辉的坚定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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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海军》中平田一郎作为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青年军人，即深受北一辉蛊惑，即经济处境和阶级地位认同盖过了军人的身份认同。

北一辉革命病毒的感染者，普遍都是乡镇知识青年基层军人，有着相同的阶级经济地位

西田税：1901年出生，鸟取县人，陆军中央大学毕业，贫穷；

栗田安秀：1908年出生，岛根县人，在东京上大学，贫穷；

安藤辉三：1905年出生，岐阜县人，日本帝国陆军学院毕业，贫穷；

村中孝次：1903年出生，北海道旭川人，日本帝国陆军学校毕业，贫穷；

1932年2月，以尊皇讨奸、背叛国家为名，杀东京官员井上准之助；

北一辉追随者发动对财阀和官员的讨伐

1932年3月，以尊皇讨奸、苛待工人为名，杀三井财阀总经理团琢磨；

1932年5月，以尊皇讨奸、背叛国家为名，杀首相犬养毅；

1934年，士官学校事件，以尊皇讨奸为名，围攻政府机构；

1935年，相泽事件，以尊皇讨奸、背叛国家为名，试图击杀军方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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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6日，北一辉追随者发动屠杀日本高层的军事叛乱，此乃北一辉式暴乱的高潮

总结

从法国菲利普繁荣，到日本大正繁荣，再到韩国的汉江奇迹，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皆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当大量的新穷人以阶层自我认同的方式出现，如何处置这种问题显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意识形态病毒并非一种可见的敌人，它借助经济情势的变化不断演进，致力于实现对宿主的侵蚀，这就增加了抵挡它的难度，但其并非不可应付。

不过，就像梅特涅亲王所言，所有的防弊之策，都会产生的新的弊病，所有的补漏之法，都会带来新的漏洞，在国家安全的竞赛中，挑战和危险将层出不穷，历史的演化永无止尽，而这，就是那些如高桥是清般伟大的政治家们，往往鲜克有终的根源。

历史的巨浪，惊涛拍岸，卷起千堆血，欢迎加入王陶陶私货圈子，最早把握时代赋予的风险与机遇。

后发国家的困境背后：北一辉的威胁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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