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金瓶梅》抄的是哪本《水浒传》？（金学琐记之四）

袁小修在万历四十二年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这是事实。

《金瓶梅》以《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的故事为情节，加以扩大和再创作，演衍成为一部不同于《水浒传》的百回大书。

由于这个原因，《金瓶梅》大量地抄引了《水浒传》中的文字。例如，《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分别被抄入《金瓶梅》的第一回至第六回，第九回至第十回，第八十七回之中。

此外《水浒传》中的部分情节、描写和韵文，亦被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地抄录在《金瓶梅》的许多回目之中。

那么《金瓶梅》抄引的《水浒传》是什么时候刊印的哪一个版本，这就成了考证《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水浒传》

对此有的研究专家作了考证，提出：

“《金瓶梅词话》所抄的就是万历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义水浒传》。由此而知道《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

该专家指出，在《金瓶梅》成书前后，《水浒传》的刊本很多，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四部：

万历十七年新安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万历二十二年建阳余氏双峰堂《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万历三十至三十八年间杭州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万历三十九年左右苏州袁无涯刊《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

他认为，《金瓶梅》抄录《水浒》的部分与万历二十二年刊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比较，“文字出入太大，根本对不上号”；

与万历三十九年刊的袁本比较，袁本“增删、修改之处”，在《金瓶梅》中都“不见踪影，毫无反应”，可见《金瓶梅》抄的也不是袁本。

而《金瓶梅》在万历二十四年，就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容与堂本《水浒传》则刊在此年以后，故《金瓶梅》亦不可能抄的是容本。

这些考证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瓶梅》抄的是万历十七年刊的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这就不一定正确。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固然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的重叠部分的许多情节确实“改易不多”，有的地方是“一字不易，完全相同”，因此《金瓶梅》确有可能抄的是天都外臣序本。

但是，天都外臣序本并不是《忠义水浒传》的初刻本，在它以前还有早在嘉靖年间就流行的郭勋本。

沈德符在《野获编·武定侯进公》中指出：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此可见天都外臣序本的祖本乃是郭勋本。

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但现存的只是个残本第十一卷，即第五十一回到五十五回。

因此，我们今天已无法将两个刻本加以全面的比勘，但这五回却是可以对照的。

郑振铎先生就做了这个工作，他在《水浒全传序》中指出：“天都外臣序刻本，经我们拿它来和郭勋本残卷对照，证明它是郭勋本的一个很忠实的复刻本。”①

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在写作过程中极可能所抄的是嘉靖年间刊的郭勋刻本。

但是该专家又认为：

“郭勋本及其他繁本在天都外臣序本刊印前已为罕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说一般的'绍兴老儒’、'门客’之类的下层文士，是无法依据这种当时罕见的本子来写定《金瓶梅词话》的，就是所谓“大名士”，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而相反，只有当这种《水浒》经刊行而重新流行时，才有被人参考而写定《金瓶梅词话》的较大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作为他推论的依据之一，是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的一句话：“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

郭勋本就刊刻在嘉靖年间，嘉靖朝不过才四十多年。

虽然在嘉靖晚期万历初期，建阳本广为流传，但不能说郭勋本就已完全绝迹。周亮工此说，指民间还犹可，指上层知识界，官僚界则不可。

我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及其门人。

王世贞就生活在嘉靖年间，而且是个文学大家、文坛领袖，如果说王世贞就没有见到过郭勋本，也不可能藏有郭勋本，恐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第二、作为他推论的依据之二，是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

此序中虽然也说了些简本流行的情况，但他忽略了，就在阁下所抄引的那段序文中，有一句话于阁下的推论是大大的不利的，而于笔者则帮了大忙。

此序文在对当时流行的简本表示不满后说：“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

这是个铁证，它雄辩地说明，即使是到了万历十七年前后，《水浒传》的“善本”并未失传，否则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如何能求其善本而“一从其旧，而以付梓”呢?

虽然序文并没有说明此“善本”即郭勋本，但它必然不是简本而是繁本。

根据前面所引的沈德符的那段话推测，这个善本极有可能就是郭勋刻本。那么，既然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和作序者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前后还能看到此善本，与汪道昆为同年进士（嘉靖二十六年）的，比汪名气更大的大名士王世贞也当会看过这个善本。

《词谑》

第三、李开先在其著《词谑》中指出：“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

《词谑》是李开先的晚年著作，大约成书在嘉靖三十五年之后，而文中所述“一事而二十册者”，即《水浒传》的郭勋刻本。

李开先及其崔后渠（崔铣）、唐荆川（唐顺之）、王遵岩（王慎中）、陈后冈（陈束）、熊南沙（熊过）均为“嘉靖八才子”中人，可见在嘉靖中晚期，郭勋本仍然在大名士中间流传着。

“嘉靖八才子”中人能见到郭勋本，为什么王世贞就不可能见到郭勋本呢?

上述情况说明，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是能够看到郭勋本的，并且是依据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而写定《金瓶梅》的有关部分的。

因此，该专家所推定的《金瓶梅》所抄的必然是万历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义水浒传》的说法，就缺乏根据了，由此而他论定的《金瓶梅》成书在万历二十年左右的说法亦就不能成立。

我认为《金瓶梅》成书在嘉靖四十年到万历十一年之间，这就是我提出的“《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

2021.3.23.

本文作者    周钧韬 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郑振铎《水浒全传序》，《水浒全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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