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情与理之间的撕扯

□刘雨涵

在清明节档期上映的影片《我的姐姐》，成为一枚猝不及防的重磅催泪弹，同时围绕着结局的走向，也炸出了不同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人们常常说“情理之中”，但其实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做到情和理的两全——要么在情之中，理之外；要么在理之中，情之外。《我的姐姐》恰好就展现了现代人在情与理的天平之间剧烈摇摆和撕扯的故事。

我自认为还算一个泪点比较高的观影者，即使是前段时间的“催泪炸弹”《你好，李焕英》，我全程也没掉几滴泪，没想到看《我的姐姐》却破了戒。坐在影院的两个多小时，我几乎从头哭到尾，即使是看完了走出电影院，仍是惶惶不知所去，恍惚怅然了好一会儿。整理好情绪之后，我激动地去豆瓣上打分，本以为这得是一个至少8.5分以上的好片了，没想到却只有7.2分，还出现了不少差评的声音。看了一下各方意见，明白了个大概:哭到泪崩的，是被影片中安然的遭遇和姐弟之情戳了心；没掉一滴眼泪还很反感的，是不满姐姐一开始时坚定地追求个人发展，最后却逐渐变成了“扶弟魔”，《我的姐姐》成了现实版的“姐道”。

《我的姐姐》所收获的褒贬不一，也正是当下价值观冲突碰撞的真实写照。正如同社会学家 李银河 对《我的姐姐》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她认为影片背后的逻辑在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影片中，安然的父母对女儿一直缺少关爱，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倾向，在安然上了大学之后生下了儿子，一场车祸，让姐弟俩同时成了孤儿。从个人本位出发，安然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前程，和高富帅的医生男朋友在一起，或是去北京考研，弟弟不应该在她的人生规划之内。可是从家庭本位出发，安然应该承担起“长姐如母”的职责，对弟弟有着全权照顾的义务。

如果影片晚拍个20年，这种冲突大概率不会存在，大多数人应该都会赞成前者的选择。如果影片早拍个20年，这种冲突也不会引起讨论，大多数人都会赞成后者的做法。可问题就在于，不早不晚，在当下的这个节骨眼上，个人和家庭孰轻孰重，人们很难将筹码不假思索地一股脑投向一边。一开始，安然非常坚定地要把弟弟送养，“我养自己已经够辛苦了，凭啥养他?我要是养他这辈子就完了，他也不会好”。如果安然的兄弟是《 欢乐颂 》里樊胜美她哥那样，或者是《都挺好》里苏明玉的二哥苏明成一开始那样，大家肯定都会旗帜鲜明、一致站队让安然赶快摆脱无底洞。可是安然的弟弟还是一个玩着iPad不知世事、拿着爸妈遗像玩耍的5岁孩子，当他说出“本是同根生，不要太着急”，赖着要安然背自己，并且说“你跟妈妈一个味道”。最后弟弟主动给领养人打电话，将姐姐推出去。很难让人不被那一丝丝的温情牵绊住。

影片中，姐弟俩之间有一句经典对话，安然说，“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弟弟说，“我只有你了”。“理”字当头，世界那么大，安然应该去看看。“情”字当头，世界那么小，弟弟只有姐姐一个人可以依靠。情和理之间，如果天平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倒向一边，那么也就不会有影片中那种抓握人心的强大力量了。

影片的结局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就如该片编剧所说的:“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一直强调支持，而不是支配”。怎样去选择，每个观众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砝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