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蜀记》：史书外的四川

　　大众熟悉的历史，往往是以通史的方式书写。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400余年，其历史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则更为有限。直至今日，大众对于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作者在书中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遗址，试图从微观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全书以微观写史，娓娓道来，引入考古发掘现场，继而通过出土文物复原历史细节。例如，宋代篇中的“西蜀梦华”章节，通过彭州金银器窖藏，讲述了董氏家族的悲欢离合。四川出土的宋代金银器数目占全国一半左右，数目为何如此之多？金银器窖藏之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在书中，读者便能找到答案：800多年前，听闻蒙古铁骑入侵的消息，董宅将金银器埋在地下。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在四川许多地方，惊慌失措的宋人纷纷将金银器、铜器、瓷器掩埋起来。然而，战争的残酷远超人们想象，他们背井离乡，再也没有机会取走当年的埋藏。精美的窖藏被尘封在地下，同样被尘封的，还有宋人精致的生活——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作者在书中对诸多遗址进行了梳理与定位。宝墩古城是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中国现存汉阙45处，其中24处在四川，最为集中，独占中国汉阙半壁江山。迄今全国共发现百余座画像棺，九成在四川；四川汉代崖墓的数目为中国之最，画像砖的出土数目也是中国最多。

　　专家认为，作者十余年的考古寻访，汇成这本《寻蜀记》，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将4000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与其他写四川的书籍相比，《寻蜀记》从考古进入四川历史，从遗址解读巴蜀文化，书中的考古发掘大多是作者参与的，而那些荒野中的遗址，也是他一步步踏访、整理的。

　　以万佛寺为代表的南朝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泸州市是四川乃至中国宋墓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又以泸县、合江两县数目最巨；彭州窖藏金银器350件，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而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泸州市泸县，境内有明清龙桥141座，是中国最集中的明清龙桥群。

　　2020年，四川省完成了最新的文旅资源普查，此次普查总监李忠东介绍，共普查出六大类文化资源305.74万处，旅游资源245742处，其中新发现新认定6.51万处；评定优良级旅游资源46977处，其中五级旅游资源1864处。

　　作为此次普查的特聘专家，作者完成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摩崖造像专项报告》。他认为，四川是石窟大省，其分布点位与数目是中国最多的省份之一。“一方面，四川佛教石窟大多为盛唐以后作品，堪称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道教石窟最集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区域之一。”四川石窟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2020年，作者2018年出版的《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一书与斯内克瑞士出版公司、俄罗斯白房子出版社签约法文、德文、俄文版权，将于两年内在欧洲出版三个语种。中国道教石窟存世数目不足佛教石窟百分之一，但恰恰就是这些鲜为人知的道教石窟，宛如中国道教历史的缩影。成都是道教发源地，四川是道教石窟延伸最长、造像最精的区域，通过作者梳理，它们被精准地介绍到海外。专家指出，四川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遗址众多，如何把这些珠玉串联起来，介绍出去，让读者知道除了大熊猫、变脸，四川还有中国最多的汉阙，填补空白的南朝造像，最多的宋代窖藏，让读者对于四川有更全面、立体的认识，是考古学人的使命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