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

1986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了两个商代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金、玉、铜、陶、骨及象牙等文化遗物。尤其是出土器物中的青铜造象、金杖、金面罩、金箔等国内首见的珍奇瑰宝,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这次重大的发现,对于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必将会有新的突破,促进人们去重新认识世界东方古代文明的面貌。

一、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内涵分析

三星堆青铜文化具有十分显著的“复合文化”的面貌。下面,我们试对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作些初步分析。

首先,三星堆青铜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出土遗物中,占第一位的是玉石器,其种类包括戈、圭、琮、璋、瑗、斧、凿、刀、剑、斤、锛等,其中大部分器形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玉石器相似。如一号祭祀坑中所出的A、C型玉戈,前锋呈三角形,长方形内,内上一穿,不仅与殷虚妇好墓中所出之I、II型戈形制相似,其雏形还可上溯到二里头文化中所出的玉戈。从II号青铜人头象内清理出来的那件石琮(标本K:II附2),外方内国,两端射部外缘呈八棱形,高出琮身,与1977年安阳殷虚妇好墓中所出玉琮形制亦基本一致。田野发掘中,殷代早期偃师二里头就曾出土过玉琮的残片。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起源的琮,进入股商时期,已成为体现中原礼制和奴隶社会宇宙观的典型器物之一。三星堆所出的石琮,表现出的观念形态与中原一致。

遗址中出土的玉璋,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有一部分玉璋的形制射部或呈宽大的叉口形、或为圆孤单面刃,柄身之间刻以平行线,在两端与平行线相对应处刻出对称的齿状扉棱,这与二里头遗址中所出的玉刀、玉锥形制相似。

青铜器中,一二号坑中出土的罍、尊、盘等器形和纹饰,也与殷商青铜器风格相一致。如铜罍的肩、腹、圈足部都装饰有凸弦纹、饕餮纹和云雷纹。尊的腹部饰有羽状云雷纹,圈足上饰有云缧纹组成的饕餮纹,并开十字形镂孔,这些都是殷商青铜器的常见特征。尽管它们与典型的殷商青铜器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区别(如圆尊的圈足改外侈为内收、纹饰的排列方式不完全一致等等),但很可能是在蜀地产生的一种以继承殷商传统为主体的地方变体,仍可归入商文化系统之中。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遗址中存在着一批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蜀文化器物群。例如,一号坑中所出的陶尖底盏、器座以及广肩平底堆和颈部施凹弦纹的壶,都是三星堆遗址中的典型器物。玉器中的璋,也有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如一号坑中出土的一种大型玉璋,射部或呈鱼嘴形的叉刃,或者镂刻成鸟形(原报告中分为A、B型),与中原的式样有别。玉器中出土的大量斧、斤、凿、锛等非实用性生产工具,也是其它地区所见不多的,体现了蜀文化的特征。这一文化传统,在后期的蜀文化墓葬中还一直得以保留。很大一部分青铜容器如前所述,也带着明显的地方性色彩。

上述两类文化内涵的辨析,我们是通过出土的考古资料比较,从而得出的初步认识。然而,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另外的一些文化因素,却是在国内首次出现的,成为这一古代文化中最神秘而又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些文化因素有以下几点:

l、青铜群像。从形态特点可以分为青铜人头像、青铜全身人像和青铜人面具。其中,青铜人头像有40多个,如真人大小,有的光头、有的编发、有的戴冠,有的插发髻、神态各异。青铜全身人像有直立、跪坐状等,其中最大的一尊铜立像戴冠,着左枉长服,前幅过膝、身躯细长、赤足佩镯,立于方座之上。立人的双手握成环状,连座通高262厘米。二号祭祀坑底部曾出土两件头顶酒尊的铜人,尊上有盖,双手过顶捧尊,站立于器座之上,作供献状。

青铜人面具大小不等,每个面具的四角和额头穿有方孔,似可悬挂,其中最大的通耳宽1.34米,最小的仅9.2厘米,皆宽眉、大眼,尤注重对眼部的铸造,有的双眼呈柱状凸起达数十厘米。

2、青铜“神树”。在二号坑中出有两棵,“其一有三脚架座,座的三面各跪一小铜人,树杆挺立高约1.4米,上分桠杈,花叶茂盛,结的果实如卵而有托,桠枝上有许多人、兽、鸟、蛇、钟和园形挂饰,还有一支昂首垂尾的公鸡。另一颗甚高,上有三杈”。

3、纯金面罩。用纯金皮模压而成,与铜头像面部大小相似,双眉、双眼镂空,鼻部凸起。

4、金杖。用纯金皮包卷而成,上面有戴冠人头。鸟、鱼、穗形叶柄等线刻纹饰图案。

5、金箔。出自11号青铜头像内,模压成动物(虎)的形状。

上述这几类器物,无论在中原、西北或长江流域的商文化区域中都没有发现过,因而在国内尚无同类资料可资比较。在以往的考古或传世文物中虽曾发现过青铜制造的人物像,但均为战国以后的作品(如洛阳金村古墓、长治分水岑M14、燕下都等地出土过战国时代的青铜小像;江西南昌西汉墓出土过青铜人像、山西侯马出土过铸造人像的陶范等);而且形体很小,造型风格不同。至于青铜面具,在陕南的汉中城固西周墓葬中也出土过,但也是形体很小、造型不同的作品,无法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进行类比。而那些用纯金做成的金杖、金面罩、金箔动物及青铜“神树”等器物,则更是中国考古史上从未发现过的新资料。

可见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包涵着某些我们迄今还未认识过的新的文化因素。那么,怎样来认识这些文化因素,势必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二、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时代艺术的比较

对于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青铜群像、金面罩、金杖等器物,由于国内资料无可比较,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例如,已有人指出:大型青铜雕像曾经发现于古代埃及和古代希腊,而黄金面罩则是迈锡尼文化的特点。作者虽然并非明确指出三星堆青铜人像与此存在着何种联系,但试图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拓展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思路。笔者赞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如果要进行这种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我们的视野还必须更加开阔一些。

实际上,古代巴蜀与古代埃及、希腊从地域上来看,还横垣着辽阔的古代西亚(这里泛指我国西部边境以西,直达地中海东岸的大片地区),文化的接触、传播或影响,不可能跨越这一地带而直接发生。

其次,如果仔细比较分析,古代埃及、希腊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青铜文化还是区别较大的。例如,古代埃及和希腊的青铜人像也好,黄金面罩也好,从造型风格上来讲,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写实性,极力模仿真人。如举世闻名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中出土的那具黄金宝石面罩,完全就是从真人脸上拓捶下来的作品,与死者的相貌微妙微肖。这一习俗与古代埃及人的灵魂观念有很大关系。从远古时期开始,尼罗河盆地的原始居民就认为,墓葬是死者肉体、灵魂的住所,死人也象活人一样在冥界生活,因而,必须妥善地保存死者的遗骸。于是从保存死者的头颅,逐渐发展到制作“木乃伊”以保存死者的躯体。同时,在墓葬中还须放上死者的雕像,以便一旦尸体腐烂之后作为其替身。“人们认为,当灵魂找不到躯壳可以依附的时候,它就会依附在雕像上,使雕像活起来,从而这一个人可以继续度他的冥土生活”。这一观念使得艺术家们必须遵循一个创作原则,那就是使死者的肖像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于作品之中。“从死人脸孔上拓制面具,是古王国雕塑家们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种方法被确定下来并且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运用这一种方法来制作死者的头像或胸像”。古希腊人显然受此影响,继承了这一风俗。1871年,德国人施里曼在希腊迈锡尼国王墓中发现的黄金面罩,“是模拟死者特征罩在国王脸孔上的金面具。毫无疑问,面具就是遗像,因为每个面具都有很多个人特点,例如一个死者浓眉横生;另一个死者则淡眉微见。有的死者嘴唇紧闭,另一些死者则厚唇犹如浮肿。面部的表情也不相同,有的庄严安祥,有的微笑,有的威严”。

而广汉三星堆青铜群像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抽象和夸张为主、写实为辅的“半人半神”形象,其造型十分奇特怪异。有的人像眦牙咧嘴,有的眼球外突数十厘米如螃蟹,而且均不是出自墓葬当中,与前者在功用和涵义上显然有别。

此外,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造型也同样十分夸张神奇。如一号祭祀坑中的那具金面罩,双眉如钩、鼻部凸起,两眼似虎,给人以狰狞威严之感。而且,这些金面罩是罩在青铜人像的面部上,并不是象古埃及、希腊那样罩在死人的面孔上,也表明二者之间的区别。

如果让我们跳出这个圈子,把目光从古代地中海周围移向广阔的西亚,将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作些横向比较,却可以出人意料地发现一些相似之点：

1、这一地区出土的大型雕像，多发现与宗教礼仪场所（如神庙或露天的神庙广场），而不出土于墓葬,这与我国三星堆遗址及辽宁红山文化“女神庙”的情况相似。换言之,两者在制作雕像的宗教目的比较一致,而有别于埃及、希腊。

2、在造型特点上,这一地区的青铜雕像虽有部分具有特殊身分的人物肖像富有写实性,但造型抽象、风格夸张的铜像也出土很多,像中有头顶水罐的妇女(伊朗贾哈尔·因·索夫克出土,约2400年,现藏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图一)、长有双角的神头像(乌尔出土,约前2900年以后,现藏伊拉克博物馆,图二)、头顶盘髻、身着长袍、双手执物的立像(卢里斯坦出土，约前100年,图三)等,在艺术风格上与三星堆更接近一些。这类雕像缺乏动感,脸部表情呆滞,看来并不注重人物神态的刻划,只是注重眼睛的塑造,一些雕像“眼睛瞪得很大,几乎睁裂眼眶”,表现手法上也与三星堆的铜像相似。

3、这一地区存在着在雕像上被以金面罩、金箔的传统。最早在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娜娜女神殿中出土的那尊真人大小的白色大理石女性头像,“从头像残留的痕迹来看,她原先可能覆有一层金箔或铜箔”。前1900年制作,发现于叙利亚毕布勒神庙之下的一尊青铜立像,身上也覆有金箔。前20年在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阿拉卡胡约克陵墓中)出土的一尊野羚羊铜像,站在树梗上,头部也包有一层金、银箔。此外还有少数人像、鹿等动物形象也。采用了这种装饰手法。

4、这一地区雕像的某些安置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如上述娜娜女神殿中的那尊女性头像,她的身躯没有找到。一些专家认为,它“可能是木制的”,可以与头像穿套。阿拉卡胡约克陵墓中的那些青铜动物、人像,都有一个狭小的底部,可以穿套进木制的支柱当中去函。而三星堆的许多青铜头像也是头部中空,可以穿套在身躯上,虽然身躯已失,但很可能也是木制的。此外西亚地区的许多人物立像均采取双脚并拢,站立于台座之上的静态姿势(图四),庄严有余而动感不足,也与三星堆的青铜立像意趣相近。

5、“神树”与“神柱”。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饰许多神、兽、鸟、蛇及挂饰。古代西亚,类似的这种“神树”或“神柱”也时有发现。如古代苏美尔鸟尔王陵中出土的神树,用纯金打制成枝叶茂密的树枝,上饰以带翅的小山羊,“这颗树在苏美尔人的眼里,则是象征生命的圣树”;上述阿拉卡胡约克陵墓中出土的许多动物及人像,也是站立于这种“神树”的枝桠上(图五)。五十年代,土耳其考古学家在阿拉查山岗也曾发掘出一类青铜的“神柱”,上面也饰有许多动物、禽兽,与三星堆“神树”在主体纹样上很接近。

6、某些器形和纹饰上的意趣相近。此类资料尚未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这里仅举一例:1930一1934年间出土于伊朗卢里斯坦的青铜器中,有一件以动物图像作抽象风味的柱状装饰品,上面的纹饰为一对狮(虎)夹一对“野生动物”(原作者语),经仔细观察,我认为这对“野生动物”实际上是一对龙的形象,龙口张开,长有长的犄角,下颌上长有胡须。整个器物的纹样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所出的“爬龙柱形器”就很接近(图六)。

综上所述,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艺术存在着某些类似的因素。透过这些文化现象,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古代巴蜀文明与西亚文明有无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影响呢?

三、关于古蜀文明与西亚文明的几点推想

古代西亚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广汉三星堆遗址从总体上来看,至迟在殷商时期,也已进人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城市文明阶段。它已经具备了诸多文明因素:已有城墙、民居、手工业作坊;已能铸造金属器和制造大批玉、石礼器;已有大型的礼仪中心(祭祀坑)等,这一遗址所代表着的古蜀文明,显然已成为当时中国西南部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文明中心,处在中国西南部与西亚文明相互接触和交往的文明前哨。

如果我们从宏观上再进行一些考察,就会发现这两个文明区域在文明形态上还能找出一些类同性来。例如,就一、二号祭祀坑的情况而言,它们很象是城市中心一处露天的宗教礼仪场所(周围并未发现建筑痕迹),已有学者指出:坑内的铜像有的可能是“神像”或受祟拜的偶像,有的则可能只是些供奉者,而并非受到供奉的神灵。祭祀的对象也并未固定,也可能是天、地、山等代表着自然力的诸神公,或是“包含着天神、地祗、人鬼、图腾在内的、一种多神的、偶像崇拜的原始祟教的遗物”。上述情况与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宗教生活及礼仪较为接近。苏美尔人的生活受自然力的影响很大,因而,他们常常也是“用神祗来象征自然力,日月星辰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苏美尔人的城市文明中,“神祗被认为是城市的真正主宰,神庙总是占据着城中主要位置,因此,制作雕像很可能全出于宗教目的。”雕像的身分亦分成两类,即神祗及供奉者,一并置放于神庙广场上,“以便在礼拜者们缺席的情况下,代之向神祗行礼如仪”。这与三星堆祭祀坑铜像群性质相近。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这显然与当时的宗教仪式有关。西亚目前尚未发现此种现象。但是,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00年古代克里特人举行祭拜“伟大的自然女神”的宗教仪式,其贡物“是在一堆尽烬中找到的,大概它们是被烧掉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女神的标志是神圣的树、树枝和鸟。”而且很可能“这种崇教活动不一定都在神堂内进行,而常常在露天进行”。这与三星堆也是很相似的。古代克里特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是捷克学者赫罗兹尼曾研究指出,“它在地理上和人种上,以岛屿的链锁和亚细亚密切联系起来......克里特人似乎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如果他的论证成立,那么克里特、西亚和三星堆之间在宗教仪式上就颇有些耐人寻味之处了。当然,殷周时代中原祭祀方法中也有所谓“燔燎之法”与此类似,两者之间或许有所联系,但无论从祭物、祭法上,两者都存在较大差别。三星堆的祭祀坑即使是采用了中原祭祀之法,也是带上了浓厚地域性色彩的,其中很难说是否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分。

再如,这两个文明区域在文字系统上也有近似之点:古代西亚(含南亚)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就存在着两类符号系统,一类是刻划在印章上的图形符号(有各种动物如独角兽、象、牛、虎等和各种纹饰、符号);另一类是字母文宇(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已经释读,南亚印度哈拉帕文字则至今尚未解读)。在战国时期的巴蜀墓葬中出土过众多的“巴蜀印章”,属于前一类“图语符号”系统,三星堆商代第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上所刻划的人头象、鱼、鸟、穗形组合图案,也可能与之有关,是一种早期蜀文化的“图语符号”,后来才逐渐移植扩展于印章、铜器之上。最近有同志提出,古蜀地可能还存在过与“巴蜀图语”系统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拼音文字,尽管文中的论据尚不够充分,许多论点也还值得商榷,但这一观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古代巴蜀的这种独特的文字系统,在形态特征上同中原文化的汉字(甲骨文、金文)迥然不同,而与古代西亚通过象形图案和字母符号来表达语言的方式相近,作为文明的一大标志,不能不使人感到二者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联系。

至此,我们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当中这些与西亚相近的文化因素,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传入的?它吸收了外面多少影响,又对外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些问题就目前的资料显然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不过,有些线索是可以为我们拓展思路的。

从历史上来看,古代的蜀与西亚的确是有过文化交流的。张增祺先生曾指出:“战国至两汉时期,我国和西亚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至阿富汗等地。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由四川经云南过伊洛瓦底江,至缅甸北部的孟拱,再渡亲敦江到达印度东北的莫帕尔,然后沿恒河流域转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在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文化中,曾发现过不少的西亚文物,如江川李家山M24中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M2出土的琉璃珠、晋宁石寨山M7出土的“有翼虎银带扣”、M13:出土的“狮身人面形牌饰”以及大量的海贝等等国。张增祺先生认为,这些文化信息,就是通过蜀——身毒(印度)道传入云南的。只是这些文物的时代都较三星堆为晚,约为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器物。

从北线来看,我国与古代中亚的文化交通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1980年秋,在陕西周原曾发现两件蚌雕人头像,人像”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据研究认为具有古代中亚人种的特征。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已与西域一带发生过文化上的接触。

中国的西南地区北接黄河中上游的青海、甘肃、陕西诸省,南与印度、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为邻,是联系亚洲大陆腹地(中亚、西亚)及南亚印巴次大陆、中南半岛的枢纽。古代的蜀国,则又处在这一枢纽的咽喉地带,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起着纵贯南北、连接东西的作用。既然中亚的蚌雕头像在西周时期已通过与蜀紧相毗邻的甘肃传至陕西,西亚文物也在战国以后从蜀——身毒道传入云南,那么西亚与蜀的文化交流也绝不会很晚。结合上文所论及的诸方面情况来看,将其追溯到殷商时代也并非没有可能的。在三星堆一、二号坑中出土有海贝和数十只整支的象牙,它们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来自与中原殷王朝的交往,同时,也不能排除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泊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类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度度洋沿岸。

结合三星堆青铜文化整个文化面貌的内涵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

以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是悠久的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并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而是有若干中心区域。它不是由一个文化中心向四周传播,而是通过各个区域的相互交流和逐渐融合,才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共同基础。这个过程中,也同样不能排斥对相邻外来文明因素的吸取和融解。古蜀文明正是在广泛吸取周邻优秀文化因素的墓础之上,形成与中原文明有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层次的文明中心。反过来,这一文明中心又对滇文化、越南东山文化等亚洲东南部青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相信,将巴蜀文明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越南东山文化的器物群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研究,是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

【作者简介】霍巍，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