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瑞云：莫言四谈孙绍振

莫言“跨界大通感”创作观，主要是笔者根据莫言四谈孙绍振文学创作论对他的具体影响以及莫、孙相关表述和莫言创作实践概括的，说明本土文学理论（本土文论）对创作实践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当然，理论的影响无论多么重要，都是有限的，作家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作家的天分与勤奋。

莫言四谈孙绍振创作论对自己的具体影响

莫言极富创作天分，又极重后天学习，善于吸纳理论并运用理论指导创作实践。据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老师、同学介绍，莫言是位极认真、勤奋的人，没有旷过一次课。a莫言成名后以及获诺贝尔奖后，感谢最多的就是老师。就其系统介绍自己创作经历的《莫言王尧对话录》以及在军艺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长篇发言粗略统计，他提及的老师有六七十人。从使他在写作之路上开窍的小学作文老师，到最初发表他第一批小说并不断指导他修改的《莲池》刊物编辑毛兆晃;从他最为感谢的恩师、给予他第一批成名作具体启发和指导的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到给军艺讲课的作家教授们，莫言无不铭记在心。有不少人，毛兆晃、徐怀中、王蒙、孙绍振，莫言在获诺贝尔奖前就不止一次提及。其中，孙绍振先生是莫言多次提及其创作理论具体影响了自己创作实践的人，见之于文字（包括莫言及他人，包括文章及口述记录）至少有四次。

按时间先后，莫言第一次谈及孙绍振见于著名评论家、作家朱向前发表于《文学评论》1988 年第2期上的《“灰”与“绿”——关于<文学创作论>的自我对话》一文。朱向前先说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给予他刺激、启发的主要是书中“大量的艺术感觉、审美经验和悟性把握”。紧接着，他说：“据说莫言成名前从这些东西里获益匪浅，成名后回过头来看《文学创作论》，获益匪浅的还是靠这些东西。”

《文学创作论》即将出版前的书稿，就是孙绍振在军艺向包括莫言、朱向前在内的首届作家读书班学员授课的讲稿。此次讲课，反响很好。该书出版后，孙绍振又分送给了作家班学员。这应是莫言最早对孙绍振创作论的反应，虽朱向前未点出是出自莫言哪篇文章，还是莫言的口头表述、文友同窗间的口耳相传，但以朱向前是莫言军艺时期的要好同窗，是预言莫言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这种密切关系，当由来有据。从表述看，莫言可能不止说过一次，我们权当一次计。

第二次见于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莫言王尧对话录》中所载莫言就“超越故乡”的发言中提到的“同化生活的能力”。莫言说：

我记得在军艺读书时，福建来的孙绍振先生对我们讲：一个作家有没有潜能，就在于他有没有同化生活的能力。有很多作家，包括“红色经典”时期的作家，往往一本书写完以后自己就完蛋了，就不能再寫了，再写也是重复。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完以后，再往下写就是炒剩饭。顶多把第一部书里的边边角角再来写一下。新的生活、别人的生活很难进入他们的头脑，进入了也不能被同化……

对话中，莫言就“同化”创作观做了长篇大论的发言，可见这个问题在莫言创作中的重要性。

与上述两次有关的是，朱向前于2013年7月初发表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上的《超越“更有难度的写作”》。文中谈道：

记得近30年前——1984年秋，由于我的引荐，徐怀中先生特邀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北上首届军艺文学系，讲述他那本即将问世的洋洋60万言的填补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空白的开山巨作《文学创作论》。在我看来，孙著是一本“在森严壁垒的理论之间戳了一个窟窿的于创作切实有用的好书”……孙绍振亦借此创造了一个在军艺文学系讲课最系统持久（一连5 个半天）的记录，至今无人能及，而且深受好评。此后多年，莫言等人都曾著文忆及当年听孙先生讲课时所受到的震动和启发。

文中提及的莫言著文回忆，也许是上述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莫言说的“获益匪浅”，或许是2003年《莫言王尧对话录》中介绍的孙绍振“同化说”对他的影响，又或许是二者都包含，因此，不另做统计。还可能是指莫言的另篇著文，但朱未指明，故亦不另统计。

第三次，是莫言获诺贝尔奖后的第二年，2013年12月26日、27日莫言应邀来福建参加“福清元素文学创作沙龙”活动。26日那天，莫言邂逅孙先生，是突然遭遇，会议主办方对孙绍振与莫言军艺时期的师生情完全不知晓，孙先生又迟到了，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但是，莫言却发现了他。莫言的开场白没有他人开场白惯常有的“尊敬的某某领导”，而是以“亲爱的孙绍振老师和各位来宾”开头，紧接着，专门细述了孙先生在军艺讲课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给予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莫言发言摘要如下：

刚开始学写作，还是有一些基本规律，无论什么样的天才，都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很多老师的帮助。一个人从文学爱好者变为文学读者，再发展到作者再到作家，有个人的奋斗，这是必然的，也有老师的重要作用。刚才，我为什么特别提起孙绍振老师？就是1984年，我在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期间，孙老师给我们讲过七次或者八次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孙老师在课堂上跟我们讲诗歌，讲台湾的诗歌，讲余光中的诗歌，讲唐诗，讲宋词。我虽然是写小说的，但是，孙老师的课给了我很多的感受，很多的启发。孙老师对很多诗歌意境、诗意的分析，对我文学语言的改善、对我小说意境的营造，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里，在我一个班的同学里边，提到孙绍振老师的课，大家都记忆犹新。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会做调查问卷：“本学期，哪位老师的课给你印象最深？受到的教益最大？”孙老师的得票最高。

第二天（2013年12月27日），莫言在讲话中又将孙老师的讲授“对我文学语言的改善、对我小说意境的营造，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以及“孙老师的得票最高”这最重要的两点重复了一遍。

这一次是莫言当着孙先生和广大听众的面，郑重其事说的。而且12月26日那天，他事先并不知晓孙先生的到来，这是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突然喷发，而且最重要的两点，第二天再次重复，可见这是长期积淀在其心中的肺腑之言。

事后，记者采访了孙绍振。其通讯稿摘要如下：

据孙先生后来回忆，他刚去上课时，也领教过学生们给的“下马威”（按：当时军艺作家班的学员个个身手不凡，除莫言外，更有被孙绍振称为当时就名满天下的李存葆、钱刚，等等）。“当时上课是很自由的，学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也比较惨，只有8个人来听，我只好硬着头皮讲……一堂课上完以后，同学们开始纷纷转告说'昨天那个人讲得好。等到我第二次再上课时，大家都来了，一下子有点座无虚席的样子，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一周上两个上午，一个月八次……就这样，孙教授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到了第二年，学校的经费就比较紧张，机票的费用似乎也涨了，北京地区以外的老师就全免了，只有孙教授一人是例外。“我连着去了五年，每年讲一门课，我觉得非常荣幸。到了1986年，我的《文学创作论》出版，当时在班上每人发了一本，就等于是课本了。”

第四次，见于《人民文学》2017年8月号上徐怀中、莫言、朱向前《不忘初期许可待：三十年后重回军艺座谈实录》一文。该文记载并突出反映了莫言就孙绍振1984年讲课对其创作的直接影响。那天座谈会上，徐怀中先生介绍了当时的师资，说主要靠外聘，于是念了一串名单，包括著名作家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张洁、刘心武等，著名学者教授吴祖缃、王瑶、李泽厚、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张炯、谢冕、叶朗等，包括孙绍振在内共45 人。紧接着，莫言发言：

刚才我们老主任（徐怀中）列举了这么多名字，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们讲课的形象生动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我觉得我可以列出很多个名字，他们的讲课直接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比如说孙绍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我记不清他给我们讲了四课还是五课，其中有一课里面讲到五官通感的问题。他讲诗歌，比如说我们写诗，湖上飘来一缕清风，清风里有缕缕花香，仿佛高楼上飘来的歌声。清香是闻到的，歌声是听到的，但是他把荷花的清香比喻成从高楼飘来的歌声。还讲一个人曼妙的歌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绕梁是能够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把视觉和听觉打通了。讲一个人的歌声甜美，甜实际上是味觉，美是视觉，他用味觉词来形容声音。他给我们讲诗歌创作中的通感现象，这样一种非常高级的修辞手法，我在写作《透明的红萝卜》这一篇小说的时候用上了，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小黑孩，他就具有这样一种超常的能力，他可以看到声音在远处飘荡，他可以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气味，这样一种超出了常规、打破了常规的写法是受到了孙先生这一课的启发。

接着，莫言谈到北大吴小如教授讲的庄子《马蹄》《秋水》对他创作的影响也蛮大。再接着，谈到叶朗先生讲的《中国小说美学》特别强调了中国小说的重要修辞手段“白描”，莫言说：“我想這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座谈会时间有限，莫言最后说：“类似课程很多，不能一一历数。总而言之，我们文学系请来的确实是各个领域里的高手或者领军人物……我们认真听讲就受益匪浅，不认真听讲就一晃而过。”所以座谈会上，徐怀中、朱向前介绍，莫言极认真、勤奋学习，没有旷过一次课，考试答题一次写完。i 也就是说，老师教学中于创作有帮助的，他可能都记在心里了。

军艺那天座谈会上，朱向前曾做了这样的补充：老主任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刚才念的名单中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大家，是全国领军的人物，但孙绍振是一个例外，名气和资历在当时最不起眼，其他人统统是北京的，孙先生是唯一的京外人士，来自福建。当时，朱向前向徐怀中先生力荐孙绍振，说他60 万字的《文学创作论》（当时尚未出版，只有一个打印的上半本，送到徐怀中的办公桌上）是全国第一本文学创作论，是最贴近创作实践的。徐怀中看了，就请他去讲课，而且一上七八个半天，最后获得了学员的“最高票”，被莫言多次提起。

由于时间有限，在徐怀中所念的45 位名家的讲课中，莫言仅举了几位老师的课例，而孙绍振的通感论，又是莫言首先作为例子详谈的。这显然不是因为孙绍振的“名气和资历”，也不单是前文多次提到的孙绍振获得过“最高票”，而更应是朱向前说的，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最贴近创作实践”。后文将介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早期名作问世时，他已实际形成了一个“跨界大通感”创作观，这个创作观与孙绍振《文学创作论》中的有关理论关系密切，也一直影响着他后来的创作。当他三十年后重回早期名作的发祥地军艺时，大概又想起了这受益匪浅的通感论，于是，不由自主把它放在了突出地位。

从莫言“四谈”及其相关表述，看其“跨界大通感”及孙绍振创作论的作用

莫言有关孙绍振所讲通感对其影响的要点为：（1）莫言介绍的孙先生所讲通感，所举嗅觉（花香）与听觉（歌声）接通等例子均为通常意义上的五官通感。（2）说他在写作《透明的红萝卜》时用上了“这样一种非常高级的修辞手法”。这通常的五官通感，也不是随便可通的，而一旦打通诸感觉，效果就非同一般。（3）但他紧接着说的“用上了”这手法的主要例证，乃是黑孩有超常的能力，能“看到”声音的飘荡，“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甚至“听到”气味，这已经超出了通常的五官通感，而是指感觉能力超常、异常，当然包含了五官“通”感，即视觉（飘荡）与听觉（声音）以及听觉与嗅觉（气味）接通了。可见莫言说的是“大通感”，不仅有通常的五官通感，更包含超常感觉及“受到了孙先生这一课的启发”而形成的“超出了常规、打破了常规的写法”，自然这些要与正常感觉、正常写法融通，不至于被当作异质排除。

必须着重指出，五官通感既是人的正常生理感觉，也是人的超常感觉，它实际是正常与超常感觉的融通，如钱锺书万字名篇《通感》说的，“冷暖似乎会有重量”等通感，既是人们的“日常经验”，也是诗人突破逻辑思维的“五官各有所司，不兼差也不越职”，“突破了一般经验的感受”的“新奇的字法”。！1 所以，具有敏锐艺术感觉和丰富想象力的莫言，才会仅受孙绍振这一课的启发，就产生了更多更大幅度的超常感觉与正常感觉融通的超常规写法。换句话说，孙绍振“通感课”对莫言的影响，绝非仅仅局限在通常的五官通感上，它更多激发的是莫言超常感觉、超常表达的丰富想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莫言在军艺座谈会上，回顾其创作风格诞生时，第一个要感谢的是孙先生的这一“通感课”。

再看看《莫言王尧对话录》中，同样谈到《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通感”问题，就更为清楚了。莫言说：

写完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这个小说能发表吗？而且里面很多是通感的东西，像小男孩奇异的感受，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在铁匠炉看到的萝卜的变换啊，红萝卜在他眼睛里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很明显，其一，这里的“通感”主要不是通常说的五官通感，而主要是超常感觉，并且，不仅有如前所述的“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的超常能力，还有“奇异的感受”，更有普通萝卜变为神奇的透明的红萝卜的变异感觉或者说幻觉;其二，莫言说“里面很多是通感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小说里还有很多属于正常感觉、正常写法，但正、超二者无冲突地融通在一起了，这就是莫言说的“通感”。

莫言在瑞典获诺贝尔奖演讲中还郑重其事地说过，那个具有“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全部小说！这就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其“跨界大通感”始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另一种表述。这也再一次佐证了，莫言回到母校，首先想感谢的理论课，就是孙先生的“通感课”。

还有不同文体、不同艺术语言的融通。孙绍振在军艺讲七八次课时，作为讲稿的《文学创作论》上半部分书稿主要是讲诗歌。孙先生的《文学创作论》及其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作品个案的分析解读特别丰富，而诗歌想落天外的奇异意象又特别多，不难推想，听课认真、富于想象的莫言大约印象很深刻，所以遽然邂逅孙先生，会说“孙老师对很多诗歌意境、诗意的分析，对我文学语言的改善、对我小说意境的营造，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也不难推想，除了引入、化用了孙所述的诗歌通感外，当年轰动一时的《红高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诗意语言、诗样意境当与此密切相关。二十多年后，莫言获诺贝尔奖在瑞典文学院演讲时曾说：“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三十多年后，莫言在其新作研讨会上，做了题为“跨界写作”的发言，他说：“我希望通过多种文体的尝试，使自己的小说写作变得更丰富一点。”！ 实际上，莫言早就将也一直将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融入了他的小说，只是后来才做了“跨界”的命名。

还有对其建构“文学王国”起了指导作用的孙绍振同化论，本质更是跨界融通。莫言有关阐述很多，如“可以把一些天南海北的、四面八方的、古今中外的，你认为引起你创作冲动的故事材料，移植到你熟悉的故乡背景里来，但是，这要靠个人的经验把这些外来的故事同化，用你的想象力变成好像你亲身经历过的一样”，“把从别人书上看到的，从别人嘴里听到的，用自己的感情、用自己的想象力给它插上翅膀”。！6 这不单是以作家情感思想为中心汇聚、融通多种时空、不同界域至其故乡“文学王国”，且以此同化论化通不同感觉、不同文体于其小说。

综上所述，莫言实际形成了重在跨界融通的“大通感”创作观，不仅实践了当时一般作品较少涉足的五官通感，且超出了狭义的五官通感，创造了人物的超常能力与正常能力的融通，奇异感觉、变异感觉、幻觉与正常感觉的融合汇通，诗歌等不同艺术形式向小说文体的贯通，不同时空、界域、视角的际会交通，总之是种种超常写法与常规写法的大融通。

除了上述明显、具体指认孙绍振创作理论对其形成“跨界大通感”的启发、影响、指导作用外，莫言就自身创作经历的重要回忆也是有力佐证。莫言在与王尧对话中说，到军艺读书是他“创作生活中的一个巨大转折”，军艺文学系“请了北大、北师大等大学的教师来讲课，我脑子才渐渐开窍了，开始知道应该写些什么东西”，知道身边的普通事情“也能变成小说”，起初“怎么写还是不太清楚，不知道什么是小说的结构、语言”，但到1984 年冬以超常写法令人耳目一新的《透明的红萝卜》诞生时，“怎么写”破茧而出了。就此，王尧与其对话，王尧先说：

《透明的红萝卜》让你发现了童年生活的意义，发现了童年的梦境。

莫言的对答却是：

这和后来学到的文学知识结合在一块了。

王尧说的是内容（知道应该写些什么），莫言没有否定王尧所说的，但所说“文学知识”的侧重点显然在艺术形式，在“怎么写”。看看他具体谈到最初一批成名作如何诞生的表述过程就更明确了。莫言首先总括地说：“这篇小说实际上使我信心大增，野心大增。”也就是《透明的红萝卜》的成功使他欲以超常写法大展身手，直至创作出了更为惊世骇俗的《红高粱》。接着就介绍了前文所引的因《透明的红萝卜》里面很多通感的东西，拿不准，担心不能发表那段话。接着说自己送给徐怀中先生看，徐先生看后高兴地连说很好很好。再接着介绍《红高粱》投给了《人民文学》，主编王蒙说很喜欢、很感叹，莫言最后说：“被王蒙赞赏，我心里面沾沾自喜，信心大增。”！

很显然，这主要是解决了“怎么写”，创造了独步一时、令人惊叹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这“巨大转折”是“和后来学到的文学知识结合在一块”的结果。无疑，这包括当年涌入的西方技法，但军艺的课是主要的，孙绍振正是外请老师中讲得最系统、获得学员最高票、令几十年后的莫言记忆犹新的老师。所以1988 年，朱向前说的，莫言成名前后都认为从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的大量艺术感觉、审美经验和悟性把握中获益匪浅，乃绝非虚言。

孙绍振有关“通感”的各理论与莫言“大通感”高度对应

这是绝非虚言的又一体现。

孙绍振有关理论与莫言“通感”之对应：（1）通感论。孙绍振指出，通感是一种感觉向另一种感觉动态的挪移、转化，要有相似、相近、相通之点。如波特莱尔的《契合》“有些芳香如新鲜的孩肌，/ 婉转如清笛，青绿如草地”，用视觉、听觉的美来表现嗅觉的美，其过渡联想的关键是几种感觉都是清新的、柔美的。余光中的“掌声必如四起的鸽群”，掌声和鸽群四处飞散都有腾起之感，听觉转向了视觉。挪移不是自由任意的，但一旦“通”感就使感觉达到了立体的效果。！8 所以莫言说，这是非常高级的修辞手段。（2）交感论。孙绍振认为，诗的感觉结构是多维复合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听觉、视觉的复合;更有包含两种以上感觉的，如李瑛的《雨》“满山是野草的清香，/满山是发光的新绿，/ 满山是喧闹的小溪”，嗅、视、听觉并在。交感往往既包含静态的感觉契合，如上述二种;又包含通感所述的被另一方同化的动态的挪移，如余光中诗;还可能融合了后文将介绍的幻觉、错觉、奇异感觉等。这些感觉契合、同化、融合是一种共鸣、交响，亦如通感都是“为了追求感觉的立体效果”。孙绍振用系统论和格式塔理论反复强调，结构的功能“大于组成它的要素之和”（1+1 > 2），几种感觉“交织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感觉的'场”，“任何一种感觉都没有的那种神秘感”，“许多奇异的功能就在诗行的空白处产生了”。如上述《契合》的特别清新、特别柔美的感觉，都不是单单一句能奏效的。！9 莫言正如此把视觉（飘荡）与听觉（声音）以及听觉与嗅觉（气味）接通，再加上超常感觉、奇异感觉、幻觉，多种特别的感觉的交感交响所形成的立体的“场”，使小黑孩的奇异功能从中产生了。（3）幻觉、错觉、奇异感觉论。孙认为，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幻觉，没有它，就不能强化表现李白对大自然景象的惊叹;“幻觉常常是变异之感……常态常常是对感情的抑制，引不起强兴奋，而异常则迅速地形成一种优势兴奋中心”;“感觉的生动性往往得力于幻觉……审美的抒情性的幻觉和错觉恰恰是通向更高智性的桥梁”。莫言就是要以黑孩“透明的红萝卜”的奇异幻觉，强化表现黑孩向往新生活的兴奋中心，表现作家对生活的智性思考。（4）散文、小说、诗歌感觉区别论。孙指出：“在不同的形式面前，作家的主观感觉、知觉、想象的变异是不相同的。……沈从文先生说他童年对感觉知觉的记忆能力很强，辨析力很高。例如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夫身上的气味、蝙蝠的声音、鱼在水中拔刺的声音，他都能在分量上细细加以辨析。这样过细的辨析力、准確的记忆力，幸亏被他用之于写小说和散文，如果要用来写诗，那就糟了。在诗里不能容纳这么多带着量的准确性的特殊感觉和知觉。”莫言写的小黑孩能“看到”声音的飘荡，“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超出常人的嗅觉，看到红萝卜奇异的变幻，是典型的辨析力很高的小说的特殊感觉。（5）中心感觉论。孙绍振说，在立体交感中，“并不是诸多感觉要素的总和，而是一种中心感觉焦点的凝聚，或局部感觉的弥漫扩散……创作论上叫作感受，感受是为诗人的自我个性所净化的一系列独特的感觉。诗人的自我能不能得到表现，首先取决于能不能找到属于自我特有的感受”@0。（6）聚合论。孙绍振说：“一个有想象力的作家（按：无论诗人还是小说家），当他的内在感情受到特殊生活形态刺激之时，马上就引起一种内心的翻腾，他记忆中贮存的有关的一切，会在朦胧中逐渐确立一个特殊的核心，一旦有了这个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核心，哪怕是在时间与空间上距离遥远的，都会奔赴而来，哪怕是联系紧密的，都会骤然分解，凡与那特殊核心能呼应的，就会或早或迟聚合起来……这个过程，也许是迅猛的，也许是漫长的。”@1（7）同化论。孙绍振认为，每一个作家都可能有自己的生活敏感区，但是生活敏感区总是有限的;狭小的生活敏感区，不管是童年的回忆，还是乡土的风俗，都可能慢慢地枯竭，应该不断扩大视野@2 ;但扩大视野，引入敏感区后，要像丹纳《艺术哲学》说的，以主要特征同化非主要特征，因为“艺术之所以不同于生活的描红，就在于主要特征支配一切，一切与主要特征不统一的都要被排除”，而主要特征是由作家此时占优势的主要观念、主要情趣选择确定的@3。这就是孙绍振说的“同化”。莫言“大通感”所欲汇聚五官通感、超常感觉、奇异感觉、幻觉，召唤并同化不同时空、界域、视角，乃至诗的语言、诗的意境等不同文体的范式，跨界融通共同为表达作家“自己的感情”、自我特有的感受服务的创作思想，与上述中心感觉论、聚合论、同化论尤其息息相通。

孙绍振说过，由于中国古代诗歌中感觉挪移的传统比较丰厚，因而比较容易为人理解，人们常常将与之类似的感觉契合交响等统称为“通感”@4——也许，实践家莫言正如此化繁为简，抓住本质，把一切可以跨界融通者都称为“通感”。

与上述相关，还有“感觉是文学的基础”这最根本的感觉论上，二者更是高度契合。孙绍振用理论语言说，感官是“人的主体与客观世界交通的唯一要道”，作家“不得不借助于感觉”来表述被心理学称为“黑暗的感觉”的情感;又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把五官不可感的忧愁化成五官可感的物象”，“把心境化为画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法门”。莫言则以其实践不止一次强调（在被人称为没有思想只有感觉时，尤其强调）：“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于是就有了将黑孩对新生活的向往化为“透明的红萝卜”的奇美画境的著名描写。

正如莫言论及关于作家间的影响时所说，“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孙绍振创作论大概正如此投缘地“震动”了莫言，使其投了“最高票”，使其有意无意化为创作。

不仅如此对应、契合，且如前所述，孙绍振当年主要讲诗歌，通感论至中心感觉论及感觉论属诗歌部分，莫言没落下一节课，全认真听了;同化论和聚合论也都在《文学创作论》前半部分书稿，且在诗歌部分的前面章节，莫言已明确说过听孙先生讲过同化论，而聚合论，很可能也听了，或者莫言看了书，因聚合论所在节里孙提到的《静静的顿河》中阿克西妮娅死時，其情人葛里高利眼前出现“黑色太阳”的著名幻觉，莫言在其《生死疲劳》里有专述，并说这是大学教授常说的经典描写，这教授，很难不包括孙先生，因孙的书中明白写了。

以上，以莫言所言之实证，二者高度对应、契合之印证，说明了孙绍振创作论这样的本土文论对莫言“跨界大通感”创作产生的具体影响。更有力的印证当是莫言的作品，这需要另文专述。

本土文论绝非与世界绝缘，如五官通感，我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作品资源，但“通感”的概念是钱锺书从西方引进的;又如同化，我们有鲁迅这样将整个旧中国化入其绍兴、其“鲁镇”的典型，但“同化论”，是孙绍振化用丹纳、皮亚杰的理论创建的。孙绍振创作论的本土特色，不仅是自成系统，更重要的是如前介绍的案例丰富、朱向前说的“最贴近创作实践”，这区别于当代西方文论的最大特色，也需要另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