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进士”张履谦
历史背景
1904年7月4日（农历五月二十一），大清三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正在进行。参加这次殿试的273名贡士，包括有沈钧儒等人。
最终，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清廷于次年宣布废科举，因此这次甲辰科考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最后的恩科”，获得会试第189名，殿试又登进士三甲第49名的那个人叫张履谦，是赤峰人，他也是自有科举以来的1300年中，赤峰地区仅有的两名进士之一。
张履谦，字六吉，中进士后历任热河省高等审判分厅监督推事，陕西宁陕县知事，陕西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正六品。
耕读起家
传说，张履谦姥姥的坟在兴隆沟村东的山坡上埋了十多年，可有一年在迁坟时，却发现“下水罐”（随葬品中装水的瓦罐）里还有半罐清水，更神奇的是水中还有两条活着的小鱼。风水先生说，这是好兆头，死者孙辈中有出人头地之人。
尽管这则传说或许只是一种捕风捉影的“瞎编乱造”，但张家的尊师重教之风却是由来已久的。
雍正二年清政府推行“借地养民”政策之后，很多在关内缺地少粮的汉人就开始纷纷逃荒关外，寻找生计。
张履谦的高祖张景实和媳妇就是于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783年）挑着两个柳条筐，离开家乡山东德平（今德州），出关而来。
当年，张景实所挑的两个柳条筐，一个装着锅碗瓢盆，另一个装着两个儿子。可惜的是，在半路讨饭时，这两个儿子还丢了一个，只剩下长子张儒林。
一路晓行夜宿，吃尽了苦头的张景实终于游荡到了现在的敖汉旗敖吉山湾子地界，感觉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就搭了个窝棚，从此在定居下来。
张景实还算是个有见识的人，他认为人不读书辈辈受穷，所以给儿子起了一个“儒林”的名字，盼望着自己的这个家族能出几个像样的读书人。
这对张家父子为人厚道，勤俭持家，到了咸丰年间已经积攒了一些田产，日子也就逐年好起来。这时，儒林的儿子张永泰已生有三子，长子张殿公，次子张殿臣，三子张殿忠。从这三个名字也能看出，这户老张家谋求读书成功名的一片痴心。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张儒林请来私塾先生，教自己的儿孙们读书，张家总算是有了识字的人。
咸丰初年，次子张殿臣和儿子张文璨来到金厂沟梁下的查干高勒购买田地并亲手创办了“玉泉盛”烧锅。烧锅院有300多间房屋，青砖瓦房，院门楼高大壮观，四角筑炮楼。
张文璨精通医术，故而起府号为“宝善堂”。
这个阶段的张家已经富甲一方，尊重教育之风更甚。张家大院有200多口人，伙食上分上灶、小灶和大灶。上灶就是给教书先生们开的，每顿饭菜的标准高于大院内的任何人；小灶是为张家当家人和长辈们开的，而小辈人及孩子同长工们一起在大灶用餐。所以，在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张家扛活的都是少爷待遇。”
张殿忠生有一子名张文瓘，他自小聪慧，喜爱读书，二十几岁时就成了有名的优秀学生，张履谦就是张文瓘的儿子。
1892年，张履谦十九岁，家中为其娶妻，第二年得子，叫张廷铸。这期间，张履谦的母亲去世。
张履谦的母亲李氏，娘家是敖吉乡兴隆沟村人。前面提到的那个传说，就源于此。
黑山绝对
清时能考中进士实属不易，当时全国人口为4.4亿，平均每年能考中进士的仅100名左右。如果想以读书成功名，首先要“进学”，凡入了县、府学校的人叫做生员，俗称秀才。而后通过考试考中者为监生，再参加府级（省）考试，也叫乡试，中者为举人。由举人再经会试（全国考试）考中贡士，考贡生相当于考进士之前的预考。贡士再经过殿试，考中者才能取得进士功名。
在“中国敖汉网”上还有这样一份记载：
清朝规定乡试每三年一次，因在8月举行，亦称秋闱，考试地点在各省贡院，也就是专门考试的场所。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是各省乡试之年。这一年的七月初，张履谦就和同去参加秋闱的学子踏上了去京城的路。那时去京城最近的官道是朝阳、平泉、山海关、北京，所以要从金厂沟梁先到朝阳，再一路顺官道至京城。为什么要这样走呢？因为清朝时凡是学子赴秋闱考举人或进京考进士只要出示本省学政发给的“咨部文书”，相当于今天的介绍信，沿途可以乘公车在官府驿站（指旅馆）免费住宿。
“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就发生在1895年。
从金厂沟梁到朝阳要先翻过南面的努鲁尔虎山脉，当地人俗称大黑山，金厂沟梁距大黑山仅70多里，所以第一天张履谦和另一结伴同行的黄姓学子就踏上了大黑山的盘山小路，傍下午行到大黑山山腰处的一座小客栈。因为天黑前下不了山，那时山上野兽很多，只能住下来明日再走。饭后，张履谦和黄公子坐在店前的松树下边纳凉边吟诗习文。这时店家的女儿为他们递上温茶。张履谦和黄公子谢过，继续读书，店女又说：“我与你二人对对如何？”
张履谦和黄公子不觉心中好笑，你一个店家村女，能和我们对对吗？可又不好明说。正此时一阵清风来，把桌上的书吹翻几页，黄公子灵机一动，随口吟道：“轻风不识字，为何乱翻书？”店女一听，这是二位公子瞧不起她，决心捉弄他们一下，“二位秀才，我和你们打赌，我出一上联，你二人若对得上我明天用马车送你们去朝阳，若对不上，干脆打道回府，等有了真本事再赴京赶考不迟。”黄公子一听毫不在乎地说：“行，如若对不上我二人明日回府，六吉兄你倒说呀。”见黄公子这样说，张履谦也随口称是。
店女取出纸墨，提笔一挥而就：“大黑山小黑山双山叠出。”
结果，这两位秀才苦思一宿也没想出下联，同时张履谦也觉得自己的学习还不够扎实。于是，二人商量后第二天真的打道回府，回家后更加刻苦地读书。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又是秋闱之时，张履谦和黄公子又一次踏上了赶考之途，再次到了大黑山上的那座客栈。店女迎出来一看是他们二人，还了一个礼：“不知下联可否有之？”张履谦取过笔墨书道：“一肯中八肯中两中连串。”观之，那店女不仅拍手称绝。
第二天店女用车送二人到了朝阳，这一去张履谦真的中了举人。
这故事在金厂沟梁一带流传多年，后来还有人在小客栈边的石崖上刻了“戒傲”二字。
京城中举
乡试一般是在省会进行，张履谦应该在承德府参加乡试才对，但他却去了北京，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因为直隶乡试在顺天府贡院，所以张履谦等直隶的学子是要到京城参加举人考试的。
张履谦中举后，并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北京，准备参加次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会试，一心想取得更高的功名。
但事与愿违，张履谦在此次会试中没有考中。他不甘心，又到国子监（清朝时的最高学府）进修，以备再考。
第二年，1904年，时逢慈禧七十大寿，朝廷按例增加了一次进士的科考，表示恩典天下，所以这科称甲辰恩科。因战乱不断，光绪三十年的这科会试是在河南举行的。
经查，张履谦在河南会试的第一场是1904年三月初九到十一，第二场是三月十二到十四，第三场是三月十五至十七。第一场主要是考中国的政治史事论，这也是三场考试的重中之重；第二场考外国政治文艺，也是五道题；第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
据《敖汉文史》记载，曾发现过一份张履谦的答卷，其中有一题目为《裴度奏宰相招延西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张履谦写道：“……质与文无取乎偏胜也，学为君子而已。抑思人之生也，原有其质，使率其质之本然，而行之以委曲，而出之以周祥，是即君子之质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质与教化都不要偏重一方，这样可以学成有道德的人。人一生下来就有天质，利用天质的本质，在活动中经受到锻炼，使之更加完备，这是有道德的人的天质。
张履谦在这次会试中考中贡士，也就有资格参加殿试了。考中贡士的举人们又都急急忙忙地从河南赶回北京，准备殿试。
1904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殿试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此时，光绪皇帝已被禁在瀛台，殿试实际上是由慈禧太后主持的。
农历五月二十五，传胪大典（公布皇榜）在太和殿举行，张履谦列三甲第四十九名。
五月二十六，礼部设宴招待新科进士，叫”荣恩宴”。
六月初一，进士们到孔庙拜谒先师孔子，脱掉蓝衫换上补服，即官服，张履谦和众位进士完成了科考后的一系列规定程序。
入朝为官
张履谦中进士后，按照清制被授主事，从六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清廷官员也有一定的数额限制，缺编才能补人，那时叫“缺”。即当现任官员休致（退休）、罢免或归丧才能出缺。出了缺，才能补缺。张履谦在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即1905年就被“补上了”，任承德府衙高等审判分厅监督推事，从六品。
张履谦在热河为官时口碑一直不错，他清正廉明，善用律典，同情百姓。
当时，热河所辖的朝阳地区（也称三座塔）有一喇嘛名潘成，字秋来，号周苍，人们都称叫他周苍喇嘛。
1906年，朝阳地区的民众联名上书热河衙门，状告喇嘛周苍身背十九条人命的罪行。为此，热河府衙差人到朝阳地区明察暗访，收集到大量的人证物证，据实逮捕了周苍喇嘛并押进热河大牢。热河府衙监督推事张履谦根据大清律典之法条，主张判处周苍死刑，斩首示众，以平民愤，并拟判决书上呈清廷刑部待批。周苍家人得知后，出银十万两到热河向张履谦行贿，被拒之门外。于是，周苍家人及爪牙又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到北京活动。刑部官员受贿后竭力为周苍解脱，张履谦依然坚持依法严惩。刑部两头为难，便想一计，将张履谦从热河府衙调到京城地方审判庭刑科第一庭任推事，封为中宪大夫，又封为通议大夫。中宪大夫相当于庭长，通议大夫相当于审判委员会委员。
张履谦到京后，仍然很关注周苍一案。刑部就又与吏部勾结，于1908年将张履谦从京师调往陕西宁陕县任知事（县长），这样张履谦就无权过问此案了。不久，周苍喇嘛从热河出狱，回到了朝阳。
张履谦在宁陕县任职一年，1909年又调陕西府高等法院任首席检察官（相当于院长），官阶为正六品。
履谦回乡
这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国内各地广设分会，积极开展革命和武装起义。张履谦感到腐败的清朝气数已尽，一肚子心灰意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张履谦的夫人在老家病重而亡。此时，张履谦在西安被中华民国政府委任为西安高等法院院长。非常时期，夫人去世也未能回老家。
张履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局依然动荡。这位“最后的进士”在惶惶不知所以然的岁月里无法实现他的抱负，于1923年抱病休假，决定回老家看看。
望着参天古树中掩映着的“宝善堂”大院，张履谦的心情十分激动，不禁老泪纵横。可到家几日后，他又一次感到了心灰意冷。张履谦看到自己惟一的儿子张廷铸因吸食大烟而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还高度近视，一幅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自知儿孙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继承家业了。苦思数日，他向族中的长辈提出了继弦的意思。
1923年，50岁的张履谦明媒正娶了敖汉旗金厂沟梁罗洛沟村刘家27岁的姑娘刘惠贤，婚后数月张履谦先行返回陕西，辞去职务，购置房产，安排就绪后给家中来了一封信。次年由其四弟张修大护送刘惠贤到西安西大街土地庙十字27号的张履谦宅院。
从此，张履谦及夫人刘惠贤直到病故，再也没有回家乡。
老年得子
1926年，国民政府有意让张履谦任行政院秘书长。张思考了半个多月后，决定放弃这一高官厚禄。
1928年，刘惠贤为张履谦生下了儿子张在镐，1930年10月2日又生儿子张在熔。1935年11月9日，女儿张相如出生。
1936年，“七君子事件”后，张履谦得知同科进士沈钧儒等人因主张联合抗日而被捕入狱，满腔怒火。他立刻组织西安的社会名人、社会贤达上书国民政府，声明支持“七君子”的全民抗战主张，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人。
同时，张履谦还给家人修书，鼓励张家后生投身抗战。
当时，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都驻防在西安。张履谦专程找到张学良，请求东北军早日打回东北老家去。张学良非常敬重这位清末进士出身的老乡，嘱咐他注意身体，并说时局会有转变的。
西安事变后，张履谦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张学良话中的意思。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全作，“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正式挂牌。此时已65岁的张履谦为能有如此的局面而兴奋，亲自联合了很多社会贤达为八路军捐款捐物，张履谦也曾两次捐给八路军办事处大洋1300块。
八路军办事处给捐款人都打了收条，张家一直珍藏着这两张收条，可惜是后来的“文革”中被抄家的人给抄走了。张履谦生前还多次预言，“共产党必成大势。”并特别强调是“势”而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