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知否，祖宗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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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迎小年
小年并非专指一个节日，由于各地风俗，被称为小年的节日也不尽相同。小年期间主要的民俗活动有贴春联，扫尘，祭灶等。
【引言】：赤峰市，有过一种说法，那就是“先有关帝庙，后有哈达街”。这说明，大约在三百年前，现在的红山区还只是一大片荒芜的河滩草地，“老哈达”之说源自于“乌兰哈达厅”，然后才有了后来的“九街三市”……
招来劝去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敕勒族的一首民歌，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千多年前的草原风光。实际上，这也是三百年前的赤峰风光。那时候，红山诸文化早已远去，尾追而来的山戎、东胡、匈奴、乌桓与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也在打打杀杀中或融合或远遁，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即便是在赤峰地区创作造了文化与政治、经济高峰的契丹与库莫奚，只是辉煌了二百多年，留下了上京和中京的残砖碎瓦以及埋葬他们的那三座大坑——祖陵、庆陵和怀陵，还有一座石房子冷冷清清。到了蒙元时期，两座鲁王城还有查干浩特让赤峰地区重新牛羊满山，但北元政权只是昙花一现。明代，宁王朱权与燕王朱棣脚步匆匆，最终只剩下兀良哈部（喀喇沁部）在此驻守，还不允许进驻大宁城（现宁城县大明镇大明塔附近）。
二百多年前，现赤峰地区正是满清时间。当时，随着巴林等内喀尔喀蒙古五部的归顺，赤峰成为卓索图盟蒙古二部（喀喇沁部和土默特）四旗（喀喇沁右、左两翼旗和土默特右、左两翼旗）、昭乌达盟蒙古八部十一旗的地界。彼时，这里仍是蒙古人游牧的天下，居无定所，没有城镇，甚至鲜见村庄。
为了加强统治，满清政权在统治初期曾对现赤峰地区实行严格的“划地封禁”措施。这就意味着，蒙古各部的疆界、户口既以已分定，那就老老实实地待着吧，最好能做到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境界。直到康熙年间，卓索图盟喀喇沁部凭借着与满清政府的良好关系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准“招垦”。但每年只有800个指标，而且有着严格的资格审查。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喀喇沁三旗（康熙四十四年由喀喇沁右翼旗和喀喇沁左翼旗析出喀喇沁中旗，即现宁城县），自康熙年间，呈请内陆民人（指汉族人）前往种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800张。”另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在巡视时诏谕：“敖汉及奈曼诸部，田土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籴，不须入边市米矣。其向因种谷之地，不可牧马。未经垦耕者，令酌留草木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奈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于蒙古者，与王、台吉相商而行，遣官往教之。”此为康熙皇帝的“劝垦”。
正是因为有了清廷的“招垦”和“劝垦”之策，敖汉一带在康熙末年已呈现出“禾黍近来耕稼满，烟锄云锸遍新畲”的农耕景象。尽管如此，当时赤峰地区的农业只能算是牧业生产的一个小小的补充，绝大多数土地仍然处于未耕的原始状态，直到雍正元年，随着“借地养民”政策的出台，大批汉族人逃荒出关谋生，赤峰地区的农业才逐渐发展起来。
据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现河北等地）、山东一带发生大饥荒，灾民们为了求得生存之道，纷纷麋集于边口，要求到关外进行垦荒耕种。满清政府为了安置这些饥民以稳定内陆的局势，采取了“借地养民”之策，令靠近长城边外的蒙古王公收留前来觅食的灾民，准许蒙古王公吃租，朝廷免征田赋，双方均有实惠，因此这种办法又被称作“一地养二民”。当时，这种养民地区主要是喀喇沁部三旗、土默特部二旗、敖汉旗、翁牛特右翼旗和克什克腾旗。于是，大批灾民在卓、昭两盟得以安置。本地的蒙古人将这些灾民视为奉皇帝之命而来的“客民”，呼之曰“察嘎钦”，受到格外的关照。但面对如此优厚的政策，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府临邑县夏口庄的甯氏家族和河南省彰德府武安县王氏家族与绝大多数的中国传统家族一样，仍不为之所动。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家是难离的，乡是难舍的，没有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离开家乡啊！毕竟，最敬的是祖宗，最亲的是血缘！
明禁暗放
据史料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关内直隶等地再次发生重大饥荒，灾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这时，乾隆皇帝采取了明禁暗放的政策，向各关口官弁等密谕：“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但将遵奉谕旨，不禁伊等出口情节，令众知之，最宜慎密。倘有声言，令众得知，恐贫民成群结伙，投往口外者，愈致众多矣！”此时，河南省彰德府武安县王氏家族的一支已离家逃荒整整五年了。
据《河南省原彰德府武安县王家庄王氏家谱》编审王会俊先生介绍，乾隆三年（1738年），河南武安洪水泛滥，房子和土地都被淹没了，王家第五世的王玉和妻子王陈氏领着儿子王庭桂和侄子陈虎，挑着一副竹筐逃荒到了河南省的南阳。南阳在古代称为“宛”，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丘陵和山脉较多，奇峰竞秀，水草丰美，有着“青山绕北郭，白水绕东城”之美誉。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也有遭灾的时候。王家的这四口人在南阳只住了一年多，生活刚刚要安稳下来，蝗灾又来了，蝗虫多得几乎能把天空遮住，庄稼被吃得连叶子都没了。王家四口人为了活命，只好随着讨饭的人流来到了山东省济南府。更为不幸的是，在济南府的一个农贸市场里，王玉和妻子王陈氏走散了。王陈氏领着两个孩子在市场门口苦苦地等了两天两夜，也没有见到王玉的踪影。实在没办法了，王陈氏只好含着泪水，挑着竹筐，领着两个孩子，一步一回头地随着逃荒的人群漫无目的地向着那个无比陌生的方向走去。
随着大量灾民的再次涌入，致使卓、昭二盟的农业人口大增。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卓索图盟二部五旗和昭乌达盟的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奈曼等旗都有了汉人聚落和村镇。其中，王陈氏带着儿子和侄子也终于在现喀喇沁旗大乌珠梅沁村的麒麟山下找到了活路。刚刚落脚时，没有住的地方，他们栖身于山脚下别人看地时用过的一个破旧的地窨子里；没有铺盖，一把柴草是褥子，一张破草帘子当被子。每到夜半三更时，王陈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着两个瘦骨嶙峋的孩子，望着头顶上的星空哭念着：“我家住在南山南，男人孝，女人贤，兄弟和，姐妹团是我们河南省武安县王家庄流传下来的家风啊！”
漫漫逃荒路，血泪几人知啊！
当时，清廷曾派钦差大臣对喀喇沁扎萨克塔布囊旗（即喀喇沁中旗，现宁城县）进行过实地调查，已有民人（汉人）42924口，103屯，佃种地亩为774亩。但实际上，由于蒙古王公弄虚作假，开垦的土地已远远超过上报的亩数了。由于汉民留居蒙地者日多，清政府乃在汉民集中地区割旗地以置府、厅、州、县，实行“蒙汉分治”，旗、县并存，即以旗辖蒙，以县管汉。但旗县交错，机构重叠，彼此侵权攘地，纠纷不断，流弊甚多，后复演变为新设道、府、州、县兼有辖治蒙民、蒙地的权力。蒙、汉分治的结果，使一些盟旗的辖境大为缩小，有的旗则因土地被析出置县而名存实亡。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满清政府析昭乌达盟翁牛特右旗地设乌兰哈达厅，驻乌兰哈达(今红山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满清政府又将乌兰哈达厅改为赤峰县，“赤峰”之名始此，属承德府。“乌兰哈达”是蒙古语，即“红山”抑或“赤峰”之意也。王陈氏定居的那座麒麟山，距离赤峰很近，在现玉龙飞机场附近，当地也被称作“大碾子”。传说，那里曾经有一个碾一斤粮食出一斤半面粉的“神碾子”，故名。
越禁越多
据《赤峰史》：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建昌县所属喀喇沁左旗和敖汉旗有农业人口23730户，99293口人；赤峰县所属翁牛特二旗和巴林二旗有农业人口6324户，22378口人。到了1827年（道光七年）建昌县农业人口增至31996户，163875口人；赤峰县增至14999户，112604口人。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鉴于“蒙古地方民人寄居者日益繁多，贤愚难辨”，责令理藩院驻扎司员和理事通判厅官员“将所属民人逐一稽考数目，择其善良者立为乡长、总甲、牌头，专司稽查。每年于春秋两季，将所属民人姓名造成册档。”同时，又以“蒙古、民人借耕种为由，互相容留，恐滋事端”为由，命“蒙古部内所有民人，民人屯中所有蒙古人，各将彼此附近地亩照数换给，令各归其地。此内唯土默特贝子旗、喀喇沁三旗，民人杂处已久，一时难以分移即令札萨克会同司员、同知、通判等不，渐次清理……查明种地民人确实姓名、现在住址及种地若干，一户几口，详细开注，给予印票。贸易民人亦一例查给。仍令乡长、总甲、牌头等，于年终将人口增减之数报官查复，换给印票。”不难看出，此次稽查种地民人，清廷还是从喀喇沁三旗的实际出发，采取了灵活政策，也就是承认了现有种地民人的合法地位，只要不是违法之人，包括贸易民人在内，一律发给了印票，而且根据人口增减情况准许逐年更换印票。同时以此次稽查作为一条界限，即以前的予以承认，以后“应行停止”，否则以“私招私垦”论罪。“乾隆十四年复准，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除现存民人外，嗣后毋许再容留民人多垦地亩及将地亩典给民人。该札萨克蒙古等，若再图利，容留民人多开地亩及将地亩典与民人者，照隐匿逃人罪例，罚俸一年；管旗章京罚三九；佐领、骁骑校皆革职罚三九；领催什长等鞭一百”。道光十九年（1839年）规定：“喀喇沁、土默特种地民人，不得以所种地亩折算蒙古赊贷银钱，违者治罪……不得重价转典蒙古地亩，违者追价交旗充公，地归蒙古，民人递回原籍”。
在如此严格的“禁垦”政策之下，大量的关内民人仍然抵挡不住土地的诱惑，继续涌入关外。至道光年间，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不得不弃牧从农”。敖汉旗在1798（嘉庆三年），“旧住之民只迁出数户，余俱栖迟未徙，并又被台吉等招垦”。或许就在此时，山东省济南府临邑县夏口庄甯氏家族的兄弟二人也来到敖汉旗找活路了。
据敖汉甯氏家族的老人讲，在清嘉庆年间，从夏口庄走出了甯氏兄弟三人，其中的两个带着老婆和孩子，一个尚未成年，约十六七岁吧。这七八口人一边讨着饭一边向前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出了山海关。出了山海关就是长城北麓了，再往北属于现今的辽宁省锦西、朝阳地区，已经进入了塞北地区。在一、二百年前，那里地广人稀，居住的多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只有少数捷足先登的闯关东者在开荒种地，所以要起饭来也不容易。于是，这兄弟三人凑在一块商量后，决定分成两组，大哥、大嫂带着孩子和尚未成年的小弟为一组，二弟一家三口为一组。他们还商定了前进的方向是正北方，每天启程前都要定好下一个聚齐的地点。这一天，二弟一家三口却没有如约会合。大哥和大嫂以及小弟带着孩子就地等了一天，也不见二弟一家的踪影。于是，大哥又在附近村庄找了两天，仍然杳无音讯。这时，他听人说每天都有几帮要饭的从此而过，说不定二弟一家已提前往北走了。大哥听了这话，很是欣慰。但也有人说，这里是东北大森林大草原的南缘，是狼出没最多的地方……大哥、大嫂和小弟不敢再听下去了。他们哭过了，祈祷过了，只能继续赶路了，寄希望于二弟一家能在某一天突然出现或传来还活着的消息。与二弟一家失散后，大哥和大嫂带着儿子和小弟又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来到现敖汉旗双窝铺屯。但直到他们离开人世，也没有等到二弟一家的任何消息，只好将终生的惦记带进了坟墓里。
禁止不止
青
从1748年开始，清廷对卓、昭两盟采取了严厉的“禁垦”政策 ，具体表现在严格限制农业人口的增加和划分农牧用地、严禁垦种撂荒地和被封禁的牧场。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又规定：“敖汉旗顺坡斯板、囊金哈喇二处，已开熟地37顷27亩，均令撂荒作牧场；将多尔毕他拉之荒地，照已开地亩每亩加三分，先行拨给兑换，自嘉庆五年起，勒限二年挪移。其新换地亩，仍照原立契纸年分扣清，按数交租”。嘉庆十二年（1807年）议定：“敖汉游牧地方，如有将禁止耕种及撂荒地亩私行耕种租佃，增垦至200余顷者，系民人杖70，徒1年。百余顷者，杖60，徒1年，俱先枷号2月，满日递解原籍，定地充徒。数顷至40余顷者，杖100，枷号2月，递解原籍，严加管束；如故违例渔利，将公中牧场及撂荒地亩私行租佃者，台吉革职，十年无过准其开复。如隐报民人已开荒地亩，并将例禁之荒场私自租给民人开垦者，系台吉革职，五年无过准其开复。系骁骑校、披甲，递革；喇嘛剥黄，及平人俱枷号2月，鞭100，遇赦不准减免”。但纵观清廷对卓、昭二盟的禁垦之策，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此禁彼垦，屡禁屡垦，禁止不止，限增而增。这正如嘉庆皇帝所言：“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再届查办复然……”事实也正是如此。到清末推行新政之前，卓、昭二盟五旗已完成向农业区的转化，只剩下巴林二旗、扎鲁特二旗、阿鲁科尔沁旗、翁牛特左旗一部分、克什克腾旗一部分、敖汉旗一部分地区还保留着草场和牧业经济状态。
在满清统治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土地仍属于封建分封的范畴，归各蒙古王公、台吉或塔布囊等人所有。而每个蒙古贵族或权贵占地的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具体数字。据说，当时执行的是“跑马圈地”，由王公本人或管家骑上马，跑到哪里就管到哪里。此外，还有一种“射箭说”，即射箭所到之处，就是属地的边界，谓之“一箭地”。除此而外，还有根据租佃的分配比例有“三七地”“二八地”“头牌子”“二分地”等许多说法，在这里就不一一细究了。蒙古王公把土地直接租佃给一户人家，俗称为“占山户”，“占山户”再转租给另一户人家时，称为“劈山户”。
话说甯氏大哥和大嫂带着孩子、小弟来到现敖汉旗双窝铺村，见水草丰美，人烟稀少，打算定居下来。当他们听附近的几户人家说这里的土地均归一梁之隔的兴隆沟“占山户”李家管理时，便去见了李东家，说明来意。李东家见这四口人中已有男女劳力两人，小弟也即将成年，肯定是把劳动好手，就欣然答应留下他们耪青。凭借着山东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甯氏大哥和大嫂不但在当地站住了脚，还少有积蓄，日子逐渐好起来。李东家见这是一户过日子人家而且还知书达礼，上门主动提亲，将侄女嫁给甯家小弟为妻。有了这层姻亲关系，甯家哥俩也从李家转租了土地，从此成为“劈山户”。这样，又经过多少年的苦干，再加上有几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甯家后代终于从蒙古奈曼王的手中直接租佃了教来河北岸车罗城的大片土地，雇人耪青，当起了“占山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日俄两大列强的角逐之地。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清廷的一些边疆大吏纷纷进献“筹蒙”“保蒙”之策，“移民实边”和“开垦蒙荒”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现赤峰地区的大规模“放垦”正式开始了。
时至今日，武安王家在赤峰已传至第十三代，历二百八十多年了。而临邑甯家也已传至十二代并且传来了一个迟到太多的好消息：据山东原籍家谱记载，二弟一家在与大哥一家失散后并没有继续前行，又返回了夏口庄，可慰大哥、大嫂和小弟的在天之灵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