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编辑手记〉以后——纪念艾珉先生
其实在敲下键盘之前，我有过片刻犹豫——作为读者，艾珉先生主编的各种大部头文集全集，我仅购置了其中部头最小的一部，艾珉先生自己的译著，我也只读过《冰岛渔夫》一种而已；作为同行，我目前并非在职编辑且不说，校阅的稿子与外国文学领域完全无涉，而我自己的外文水平更是中人以下。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自已地想撰文纪念这位早闻大名而未曾攀交的前辈，又是何故？
这应该从我的高中时代说起，彼时仍是无知不学的文艺青年，偶然购得一套金城出版社的“关于书的书”，其实也就只有《编书记》、《译书记》、《写书记》三种而已。高中时代我对译者和译界关注较多，所以《译书记》一书翻得最旧，连带着买了一本同社出版的姊妹篇《译者的尴尬》。但是《编书记》的编辑手记也多有精彩篇什，或许后来我想成为编辑也与此相关。其中印象深刻的文字里，就有艾珉先生写的〈我的几点编辑心得〉——也就是收入《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增订本附录的〈编辑手记〉的初稿。
虽然，彼时的我完全没有考虑过编辑行业，不过知道“编辑”行业的存在，仅此而已。艾珉先生的文章，前两节关于选题眼光和组稿水平的论述，诚为金玉良言，但我那时只觉得读来并不非常受用，就轻轻放过了。倒是讲到编辑与译者关系的一节，举了《巴尔扎克全集》的译者群为例，让我觉得颇有人情味，非常喜欢：
我曾以赞赏口吻对资中筠谈及她在《公务员》中的一段译文，让她好生高兴。这既说明我曾认真对照原文研读她的译文，也证实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我分外赞赏的，恰好也是她曾下过功夫的地方。一次，我说张冠尧能把《塞拉菲塔》译到这种程度实在不易。张不无得意地笑道：“你遇上难办的事，自然会找我。”又一次，我请编译局施康强用三言二拍的语言翻译古法语的《都兰趣话》，译得非常成功。当时最高翻译稿酬不过千字二十八元，经过争取，我付给他千字三十元。虽仅增加了区区两元，却让施康强格外高兴，感到你理解他的难处，肯定了他的成功。记得我曾帮助译者联系住院手术，还曾去医院探望住院的译者亲人……这类事与业务并无直接关系，却使你和译者之间建立了人与人之间有血有肉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干巴巴的工作关系。尽管我现已退休十余年，许多译者仍与我如朋友般有来有往，无话不谈，并不因工作联系的减少而疏远。
此后又读到《福楼拜小说全集》的总序（当时是电子书，大学本科毕业以后我才添置了一套纸本《福楼拜文集》，可算《小说全集》的增订本），其中对参与此役的译者颇多赞赏：
《萨朗波》曾有四种译本，最能表现原著的风格和色彩的，是何友齐先生的译本。何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崭露头角的中年翻译家，在《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作中已显示过其中外文的功力和出色的翻译才华。何先生译笔优美、简洁、用词准确、音韵铿锵，颇得福氏语言之奥妙。为了表现这部小说的浓烈色彩，何先生在词汇的运用和语式上都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其文字魅力显然在其他译本之上。
《情感教育》曾有两种译本，都不十分理想。如何将这部看似平淡的小说译得引人入胜？只能依靠翻译家的语言功力和对原著的细心揣摩。于是我们请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王文融女士重译这部名著，果然使小说叙事严谨而又娓娓动听的面貌在译文中得以展现。王文融女士的翻译，以对原著理解的准确和文笔的细腻、质朴为最大特色，由于对原著的每个细节、每一句话的因果关系都有透彻的领会，对人物的思想感情体贴入微，福楼拜用心良苦的所有细微之处，都能通过译文表现出来，从而大大提高了文本的吸引力。
根据同样的尺度，我们从《圣安东尼的诱惑》的三种译本中选择了刘方女士的译本，从《三故事》的四种译本中，选择了刘益庾先生的译本。……
也许正是因为与译者“打成一片”，而又绝非“商业互吹”的关系，后来的《巴尔扎克选集》才在傅雷家属不愿授权的困难情况下，请到了张冠尧翻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袁树仁翻译《幻灭》，刘益庾翻译《搅水女人》、《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王文融翻译《贝姨》，何友齐翻译《邦斯舅舅》……《选集》因为没有傅译，或许所受关注度较逊，但张冠尧译本《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王文融译本《贝姨》，何友齐译本《邦斯舅舅》曾有单行，尤其前两本销行较广，如读者持之与傅译对读，虽未必后来居上，但确属各擅胜场。其后风闻《巴尔扎克全集》即将再版，我私心觉得本不必在傅雷进入公版以后恢复初版《全集》的体制，完全可以做一套“去傅译”版的《全集》，但是这个想法显然不合时宜，只可惜艾珉先生和这些译者的努力。
若说读《巴尔扎克全集》的编馀文字很让我羡慕这种编辑与译者关系，那么读过《福楼拜小说全集》总序以后，我便几乎把编者向读者介绍译者和译本视为理所当然。但之后陆续过目了人文社出版的多种大部头文集、全集，似乎福楼拜才是特例。人文社的大部头文集、全集不可谓不多，但并非每种都能收满堂彩，即以最具传统优势的俄语文学来说，《普希金文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的译本也做不到尽孚人望，德语的《歌德文集》，英语的《欧·亨利小说全集》，小语种的《泰戈尔作品集》与《纪伯伦全集》等更是如此。法语文学的文集却在其中一枝独秀，译本皆为一时之选，这与艾珉先生的眼光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不过在表章译者功绩的同时，艾珉先生总是把自己隐匿在幕后。读者应该很熟悉李健吾先生译本《包法利夫人》，人文社新世纪的再版本有艾珉先生前言，交代了修订译本的情况：
《包法利夫人》的六种译本各有长处，若论传神，仍首推李健吾先生的译本。李译的缺陷是由于翻译得较早，某些语言和当代语言习惯有一定距离，个别疏忽处亦未能及时订正。但若因这类小疵而废大瑜，实为翻译文学的一大损失。我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罗新璋先生曾指出，李先生所译《包法利夫人》，尽传原著之精神、气势，若能适当修订，当能作为经典译本长期流传。经与李健吾先生的版权继承人李维永女士研究，决定由出版社编辑负责核校并重新编辑加工，由李维永女士亲自审阅认定。这样产生的修订稿，既保持了李先生译文的原貌，又消弭了原译中的若干小疵点，可谓代表了当前《包法利夫人》译文的最高水平。
自始至终，艾珉先生没有提过是由谁负责校订这一译本，这一校译本的署名方式也只有“李健吾译”，没有“×××校”之类的文字，而校订以后的译本，确实在保存旧译面貌和消除瑕疵上达成了平衡——与贾刚署名校订的金人译本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功过参半形成了鲜明对比。早先读到这段文字时我便好奇究竟是谁“甘当无名英雄”（某书评语），如今想起此事，职业敏感使我直接翻到版权页翻查，责任编辑一栏明白写着“艾珉”的名字，如此说来，这位校订旧译的编辑倒也并非“无名英雄”，只是不喜居功，明明自己的名字就藏在书上不太惹人注意之处，还要不无调皮地卖这个关子。
和校订皇皇巨著的编辑生涯相比，艾珉先生留下的译著显得太少了，虽然说高水平的编辑不一定对高难度的译事胜任愉快（比如绿原先生就在此列），但是有一手好译笔，对编辑的作用想来绝不止于锦上添花而已。作为编辑的艾珉先生对于译笔可谓严格，《译者的尴尬》收录她的〈切勿损害大师形象〉一篇，虽然标题不无古板之处，但是所论却颇中肯綮：
我所读过的书稿，大致给我留下三种印象：最令人愉快的译稿准确传神，充满灵气，原作者的音容笑貌仿佛跃动在字里行间；平庸的译稿颇多匠气，貌似忠实，却味同嚼蜡，其实与原著的品级相距甚远；最不堪的译稿可说有些痞气：不懂装懂，连猜带蒙，遇上难点便故意绕过，权当那拦路虎根本不存在，有的甚至篡改原文，按自己的想象将中文编得天衣无缝，编辑如不核对原文，极易上当受骗。当然，有痞气者很快会被拒之门外；匠气太重者如不提高修养亦不宜委以重任；真能胜任名著翻译的，看来只是那些有灵气的译者。……我所认识的一流翻译家，无一例外都具有知识上的优势、较高的文字修养和文学敏感。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在领悟和把握原著的神韵风格上刻意求精。所谓灵气，无非是指与原著的神韵相通，能较贴切地表现原作者的精神气质、思维模式和语言格调。……我们看到译本中的“神来之笔”，只知拍案叫绝，而译家们为此耗去的心血，却是局外人不得而知的。
我想，以艾珉先生的谦退，恐怕是不以“一流翻译家”自居的，以故她留下的独力完成的译著，不过是皮埃尔·洛蒂《冰岛渔夫》、《菊子夫人》，以及泰奥菲尔·戈蒂耶《莫班小姐》，篇幅上说，与其主编的各种文集全集相比，不过是两本戋戋小册；文学史地位而言，更是排不上主流梯队。而这几种作品正好又有别家译本可供对比，尤其是《冰岛渔夫》更有黎烈文、桂裕芳等前辈名家手笔。黎烈文遵循硬译风格，但不碍其文采斐然；桂裕芳则平实顺畅，几乎看不出语言转换中的斧凿痕迹。艾珉先生的译文有些似在句式上贴近原文，有些似在措辞上尽量归化，虽然译文处理方式并不一律，但终以灵动为其擅场，尤其是小说接近尾声时歌特·梅维尔的孤寂与悲苦，以及结局中扬恩·加沃与大海“举行婚礼”的特写，艾珉先生的译笔明显动了情，读来催人泪下。
《莫班小姐》似乎对手不多，亦出自大手笔。另外一个译本的译者虽然文辞更为近古而藻丽，但若因此显得译本有些地方文绉绉，有些地方质粗朴，反而是以辞害意，倒不如艾珉先生译本可以上口成诵的机巧了。
日前接到讣告时，似有许多读者并未认出“夏玟”这个名字，甚至是购置了新版《萨特文集》十卷本的读者，也未必对第二主编“夏玟”有什么印象，但在看到讣告的“夏玟”两字时，我几乎惊呼——艾珉先生走了！甚至我有种怀疑，新近出版的《萨特文集》以本名署主编，是艾珉先生终于想“以真面目示人”，可惜她低调出世一生，最后“以真面目示人”时，已经来不及给她滋养的读者群留下深刻印象了。
也是在艾珉先生过世以后，我才读到其女公子夏冰〈母亲艾珉与《巴尔扎克全集》的幕后轶事〉，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写的都是女儿视角对从事为人作嫁行业的母亲的抱怨，实则读者在心疼女儿受冷落的同时，想必也能从而窥见艾珉先生的甘苦劳作。在抱怨声中写到《巴尔扎克全集》终于出版以后，此文曲终奏雅，写到《全集》出版后艾珉先生对名利加焉的反应：
作为编辑、翻译团队的统领者，母亲不仅精读、研究了巴尔扎克的全部著作，还为全集写下《总序》和绝大部分篇目的题解，外界报道均将她称为“主编”，而母亲坚称自己只是个责任编辑，我有一次在电话里与朋友闲聊，说母亲是《巴全》的主编，放下电话后便遭到一通责备。母亲说，《巴全》的译者们都是中国法语界的大家，我哪里好意思做主编把名字放在他们前面？从你开始就不许说我是主编，听见别人说也要立刻纠正……我马上举出日本出版界的惯例，说这种情况不说是主编至少也是个“监修”，为他人作嫁的编辑实在太不划算了。母亲说，老文学就是这样的。……从那以后我遵母命四处纠正“主编”之说，一边纠正，一边看到洪水泛滥一样的“主编”各领风骚，总不由得想起母亲挂在嘴边的“老文学作风”，跟稿纸加红笔一样，在今天看来，真是太、太、太迂腐了。
此时再回看〈编辑手记〉中，艾珉先生对《全集》的译者向来不吝激赏——若是不亲读《全集》感受译文，肯定觉得这是她的溢美太过。的确，艾珉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已经目睹了种种出版社“店大欺客”，译者“不受待见”的情形，这种情形至于今似乎仍未有太大的改变。而在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来看，似也不乏“客大欺店”的情形，恃项目资金、挟结项期限，促迫着出版社将来稿“化腐朽为神奇”，前言中却连感谢编辑和学生付出的话都说得扭扭捏捏，推三阻四的。这样来说，那个年代天真烂漫的编者与著译者关系，实在令人艳羡。但这又并不意味着自由散漫或轻忽怠慢，当年的等身之稿，在艾珉先生的“稿纸加红笔”中稳稳地立于译林。从作为编辑“匠”的基本功底和从业态度，到作为编辑“家”的眼光犀利和胸襟宽广，艾珉先生可谓是“迂腐”到了极点。
随着年齿渐增，艾珉先生也从出版社离休，虽仍不离各种文集全集的编务，但“责任编辑”的担子，老人挑不动了，得由年轻人继任了。尽管译本仍有老辈把关，但是编校过程中纷纷冒出的低级错误，这些离开了前线的老人再也不能帮后辈编辑和广大读者挡住了。
在她离休之前，参与《巴尔扎克全集》翻译的梁均、张冠尧去世（2002），《巴尔扎克选集》出版之前，承担多部中短篇小说翻译的郑永慧去世（2012），十卷本《萨特文集》出版未久，以翻译萨特文论与书信出力为最多的施康强去世（2019）。我们有幸看到许多老辈学者拥有新世纪的优渥条件以后的老而弥坚，但也不可避免地要见证他们的凋零。
甚至，当退而不休的他们依然在世视息的时候，那种迂腐老派、不趋时尚的“老文学作风”，恐怕已在原先属于他们的主阵地上消亡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