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全友‖忆“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

一九四一年一月的一天,皖南地区的夜空无限昏喑、阴沉……突然,一阵激烈的、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

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开始行动了。这是在日军侵入中华民族国土的时刻,民族败类发动的一场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罪恶战争。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丧心病狂的蒋介石,为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他置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强烈愿望于不顾,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纠集了八个师的兵力,向抗战有功的皖南新四军,挥起血腥的屠刀……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南新四军只有九千多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新四军面对气焰嚣张、装备精良、数量达我九倍之敌,毫无惧色,奋起反击,浴血苦战七昼夜,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有一千多人冲出重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壮丽战歌!

我是冲出重围的一千多名新四军战士中的一个。作为一个一九三四年投身革命的红军战士,作为当年新四军中一个普通的下级指挥员,作为数千死难烈士的生前战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当时的险恶形势、战友们浴血奋战的情况公诸于世,以此告慰先烈,激励奔波于四化大业的后来者。

一、阴霾下的皖南山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新四军军部驻扎在泾县的云岭,部队频繁出击,在铜陵、繁昌一带抗日、抓汉奸,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叶挺军长直接指挥下的繁昌保卫战,一举粉碎了三千多名日军其势汹汹的大“扫荡”。战士们和日本兵拚刺刀,白刃格斗。这一场硬仗不仅使日伪军胆战心寒,国民党顽军也吓得服服贴贴,不敢轻举妄动了。一力四O年,我们热热闹闹地过了新年,杀猪宰羊,开了庆功会。军威大振,民心大快。

谁知,不到一年功夫,形势忽然紧张起来。

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泾县云岭,我在军直特务团一营二连当排长。我们特务团负责军部的保卫工作,常常能从参谋、干事和其他人员口中听到些“最新消息”。我们已经知道:国共两党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对皖南新四军下毒手,党中央掌握了这些情况,几次来电催我们北移。

一九四O年十二月一天上午,在军部大礼堂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叶挺、项英先后讲话,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副军长项英的讲话。他身材矮胖,一向笑容可掬,但此刻脸绷得铁紧。首先,他讲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对我们在皖南取得的胜利和发展感到害怕,想把我们从这里挤走,搞掉我们在皖南的立足点。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大阴谋!是破坏抗战,同共产党搞摩擦的具体表现。国共两党矛盾愈来愈尖锐,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

项英说:“国民党第三战区让我们尽早离开皖南,中央也有指示让我们到敌后抗日。我们可以走,但现在不走。为什么不走呢?因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尚未最后答复我们所要求的条件——按规定发给我们军饷、服装和弹药等装备。发了,我们就走。我们是上前方打鬼子的,没有武器,让我们拿什么去打呢?”

叶挺同志也讲了话。他和平时一样,面部表情严肃,高大魁伟的身躯挺得笔直,手里拎着那根与他形影不离的“文明棍儿”,说话简短而有力……他在讲话中主要强调部队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发。

会后,战士们情绪高涨,有说有笑地修工事、挖地堡。不时地有人问我:“排长,上边不是叫我们准备北移吗?那还挖这个干什么?”

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没好气地回答他们:“你们问我,我问谁去?”后来提问题的人多了,我就反问他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一切行动听指挥!”战士们回答。“好!”我挥挥手,继续说,“我现在正式告诉大家,挖地堡、修工事、储备半年以上粮食,这就是上级的命令,以后,大家别问了。”

这一招真灵,战士们不再问了,可仍在干活、唱歌和说说笑笑的间隙交头接耳,嘀嘀咕咕。我不再去管他们。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悬着好几个大问号呢!但那时,整个部队情绪乐观、饱满,大家都认为;国民党那些“熊兵”,只会欺负老百姓,上不得阵,经不住打,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实际情况却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险恶得多,国民党军队已在我皖南新四军部队周围布置了五十二师、一O八师、四十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七九师、六十二师,新七师等八个师,并构筑了碉堡、工事。蒋介石已秘密下达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的命令。还下达了“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的手令。不仅如此,日本侵咯军与国民党军队还做了心照不宣的配合:严密封锁长江沿岸,出动大批人马“扫荡”茅山地区。

一九四一年元旦,新四军军部下达了出发命令,进行了战斗编组,除军部机关外,共编成三个纵队。新一团为第一纵队,第三团为第二纵队,我们特务团和第五团为第三纵队。连以上干部每人发银元十五块,团以上可能是五十元,北移路上暂由个人保管,到达目的地后交公。每人还发了一个米袋,里面有四五斤米……大家一边收拾行装,一边猜测:究竟走哪条路线呢?当时上级并没向基层干部传达行军路线,但人们对此异常关注,军中早已流传着很多说法。最早听说部队要向东走,到苏南与陈毅同志领导的一支队会师,还说一支队方面已派人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后来,又听说国民党第三战区不让我们走这条路。据领导同志讲,国民党要我们直接向北穿过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区,在天为渡口渡江北上。当时还流传着一些其它说法,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到天为地区。这条路线,路程近,地形熟,群众条件好,距离国民党军队较远,同时,在天为地区还有我江北游击队和挺进团接应。不利的是:蒋介石已将我军北移消息公开广播,日军加强了对长江江面的封锁,国民党当局增派了两个师。第二条;是经宣城县周王村、黄渡(即该县的誓节渡)到溧阳,在镇江东渡到苏北。这条路线也比较近,并已有一千多名非战斗人员在一个月以前由此路安然到达苏南。不利的是,日军正在茅山地区“扫荡”。第三条路线:是经茂林、宁国,绕道天目山到溧阳,再待机北渡。这条路是向南走,路程远,敌人多,群众基础差。

这三条路线是国民党当局同意的,其中前两条是我军与国民党谈判时提出的,并经党中央同意的。第三条路线是国民党当局提出来的,但当时项英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要走第三条路线,结果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天空乌云滚滚,皖南的山林阴霾笼罩。但皖南新四军九千多名指战员的心中却充满热血,昂首挺胸,阔步踏上了凶险而艰难的征途。

二、尸横遍野的茂林丛山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晚八时左右,皖南新四军从云岭向茂林进军,在蒙蒙细雨中踏上了征程。

六日下午,前面传来了消息:我军先头部队在隆德一带遭到顽军阻击,战斗仍在进行中。上级命令我们原地待命。我们特务团与军部是分头行动的。消息传来:指战员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背信弃义感到非常愤恨。人人摩拳擦掌,准备狠狠教训一下这些“不守信用”的顽固派。那时,我们大多数人未认识到局势已到最危急的关头,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挑衅。

在茂林待命的头两天里,我们不断地听到上边传来消息,说前边打了胜仗,大家情绪更乐观了。

九日,上级正式发出通报,说我军取得很大胜利,打垮了敌人一个师,给另外两个师以重创。上级命令我们原地休息两天,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听说部队一举击溃敌人三个师,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些小战士乐得直蹦。那天,从附近老乡那里买来猪肉、鸡等,大家一齐动手,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吃了顿“庆功宴”。

饭后,和军部的同志谈起眼下的形势,他们面带忧虑,讲到了军部首长的意见分歧:项英主张固守待援,而叶挺认为这里不能呆,应马上突围,拿出两个团,一个当前卫,一个当后卫,掩护部队迅速转移。

在这以前,我们也听到军部参谋、干事们的议论。大家一致赞成突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一直在茂林滞留了五天。

十日拂晓,敌人开始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前边的作战部队未能冲出重围又都退了回来。我们特务团也和敌人接火了。

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依仗兵力、装备和地形方面的绝对优势,向我方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已经打红了眼,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退。可是打退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敌人漫山遍野,多得数不清。

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形势下,我皖南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无比愤慨,以实际行动与敌人血战到底。战斗最激烈时,我们互相鼓励说:“坚持住,一支队老大哥很快就会来接应我们的。”实际上,一支队当时活动在苏南,离我们还相当远,根本来不了。就是真的想来,也很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进入皖南。

我们在一座小山上足足守了两天两夜,伤亡是惨重的。山坡上、阵地里到处是敌我双方的尸体。部队在激战中大量减员,战斗力明显下降。十三日下午三四点钟,我们特务团侧翼的教导团坚持不佳,退了下来。敌兵潮水般地从那里涌了过来。形势更加恶化了。上级命令我们营立即夺回山头阵地,但我们连续冲锋两次都没成功,部队伤亡进一步增加。黄昏时,敌人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成营成连的国民党兵,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轮番冲击。在孤立无援、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我们团三天没吃饭,子弹所剩无几,被迫退了下来。与此同时,其它各路部队也先后退了下来。军部和其它各路部队全挤在一个狭小的山坳里,敌人从四面的山上向我们射击,我军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战友从身旁倒下去。

茂林小山上的战斗,是我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里,所遇到的最险恶、最被动、最窝火的一次战斗。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山坳里,又气又急,肚子饿得咕咕叫。敌人泼水似的向我们扫射,我们却半天才开一枪——子弹也快打光了。三天的紧张战斗里,我们几乎连口水都没喝,昏昏沉沉之中,忽听有人喊道:“马肉!”

在机枪子弹和曳光弹交织而成的白光中,我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口大行军锅,那里热气腾腾,肉香扑鼻,馋得人几乎要流口水。我也扑了过去,和别人一样,从大锅里捞出一块热得烫手的马肉,在子弹的嘶叫声中不顾一切地大吃起来。战事紧迫,形势逼人,没有人去问是谁杀的马,什么时候煮的马肉,也根本没有功夫细嚼慢咽。但这块热腾腾、香喷喷的马肉,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我之所以能和其他战友一道拚力冲出重围,这块马肉无疑是有很大功劳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三天多紧张战斗里滴水未进的情况下,饥饿也是我们的一个大敌。很多战友没能杀出重围,不仅仅是由于受伤,由于敌人火力的封锁,当时精疲力尽而又不能进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半夜里,枪声骤然激烈起来。部队经过迅速整顿,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分头突围。我们特务团和教导团与军部一路,猛地向敌人发起冲锋,满山都响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振耳欲聋的喊杀声,很快就冲破敌人对我军驻地石井坑的包围,杀向了黑黝黝的丛山。

被我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吓呆了的顽军,马上清醒过来,机枪又象泼水般地扫射起来。

我们团担任后卫,借着枪弹的闪光和火光,随着先头部队和军部迅速地向大康王开进。可以说,这一段的突围是顺利的。不料,大康王已被敌人控制,他们在那里设置了一个包围圈。我们未及落脚,他们又张牙舞爪地扑上来了。我们只好横下一条心,跟敌人拚,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他们。可敌人仍然一批又一批地冲了过来。

火光、子弹的闪光照亮了皖南的茫茫夜空。

血,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皖南的丛山峻岭。

一场中国人追杀中国人、反动派残害抗日有功将士的罪恶战争,继续在中国,在皖南的丛山中进行……

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皖南的天空灰暗而阴沉,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下午四点钟左右,上级突然传令停止射击。枪声停下来了。国民党顽军也停止了进攻。刹时间,战场上突然陷入令人难以适应的沉寂。偶尔,有稀稀拉拉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着。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打了?

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喑地里猜测纷纷。不久前,在激战的间隙里,我们曾听说项英副军长失踪了。这次,又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我们就听说了: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更惨重的损失,叶挺将军准备亲自下山和敌人谈判。

这意外的消息使我们每个人都格外地紧张起来。大家心里都翻腾着一大堆问号和惊叹号——此时此刻,军长下去和敌人谈判,会不会遭到不测?

——杀红了眼的敌人,能和我们认真地进行谈判吗?

——小心!一定要让军长多加小心哪!

我们静静地伏在山坡上临时修起的工事里,心里焦急万分,一个劲儿想高声呐喊,敬爱的军长啊,你能听到战士心里的呼声吗?

我们不眨眼地注视着通往山下的小道,每双眼睛都含着泪,每颗心都燃着火!

叶挺军长出现在崎岖的山道上,十几个人簇拥着他。

叶挺军长镇定而从容地向山下走去。他身穿灰色的军装,象往常一样整洁而洒脱。他高大的身躯挺得笔直,象往常一样保持着威风凛凛的军人风度。他象往常一样,手里拎着那根时刻不离身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手杖。关于这根手杖,军中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传说啊。人们说:那是军长的护身宝物,行走坐卧,行军打仗,时刻与军长形影不离。这手杖里有把利剑,一按机扭,就会自动跳出来。那年开庆功会,战士们一个劲儿鼓掌,军长明白了大家的心思,微笑着,当众亮出了那把寒光闪闪的长剑。听传说,那支剑还能放电呢!小警卫员说那是“电刀”……

叶挺军长神态自若地走到了山下。

几个国民党军官领着一群兵围了上来,为首的军官向叶挺军长敬了个礼,听不清双方说什么,只看见军长激动地打着手势,大概是在怒斥敌人的背信弃义。

远处,开来两辆美式吉普车,还有一大群骑兵。

叶挺将军在一块山石上坐下,一个多小时后上了小汽车。

马达轰鸣,烟尘滚滚,叶挺军长就这样走了。

从此,再没有回来……

山上响起一片抽泣声,所有在场的新四军指战员都伤心地流泪了!这些在战争中摸爬滚打了几年、十几年的硬汉子,受伤流血,忍饥挨饿,从不皱一下眉头,血战之后仍然情绪不减,士气不衰,可此时此刻,在军长离去的时候,他们哭了,放声地哭了。

山风吹干了眼泪。

可是,什么样的山风能够拂去新四军战士心上的 阴影呢?

多少热泪能洗雪我们心上的悲愤和痛苦呢?

四、我们杀出了重围

“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有种的,跟我往外冲!”一个湖南口音的人振臂高呼。当时,湖南籍的新四军干部大多是老红军出身的领导人。部队被打散了,我们连的同志非死即伤,所剩无几。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立即想办法冲出去。于是,大家马上行动起来,从敌人身上摘下子弹袋、扒下军装,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也赶忙收拾了几十发子弹,捡起一顶国民党的军帽跟了上去。

我们这支“混合组编”的突围队伍大约有四五十人,大家猫着腰,飞快地向前跑。

在山沟里跑了一整夜,谁也顾不得饥饿和疲乏。中途,我们不时地与小股敌人遭遇,能打的就毫不客气就地消灭;能唬的,就仗着有人穿着国民党军装往外唬。我们还经常抓几个俘虏,不打不骂,只是问清番号和口令,以应付随时可能遇到的敌人。有时,我们还利用各地方言、乡音蒙混敌人,实在混不过去,就猛打猛冲。就这样,我们距离敌人越来越远,枪声也越来越少。

这天天亮时,我们来到一条河边,一清点人数,只剩下二十多人,正好有条船停靠在岸边,船上的老人同意我们乘船渡河。突然,枪声大作,我们背后出现一股敌人,约二三十人,一边喊一边向我们开枪。当时,我们的子弹不多了,大家卧倒在堤坎上,枪口对着敌人。敌人也慌忙卧倒,胡乱地打着枪,谁也不敢过来。我们抓紧时间分两批渡河时,我让大家把帽子摘下来放在堤坎上较显眼的地方迷惑敌人。等他们发现上当时,我们已经安全渡到对岸。

过河后,再也没遇到敌情,走了一段路,大家由于几天没吃饭,腹内空空,头昏眼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时,我们在一位老乡家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大嫂张罗着要为我们做饭,我们因急着赶路谢绝了,只吃了些锅巴就匆匆上路了。大家边走边感叹,这里的群众条件多好!

当夜,我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大概日军以为新四军都死绝了吧,我们没遇上什么麻烦,顺利地来到长江边。江边有些船只,象是在等我们。原来,江北的二支队早就在江边布置了人,专门负责接应由“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同志。我们心里高兴极了。

过江后,在当地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驻在无为县藕塘的第二师师部。在藕塘休息三天之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回忆起激战中的日日夜夜,心中百感交集!多少战友在征途上洒尽了热血!多少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性!多少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士兵胡里胡涂地陈尸在皖南丛山之中!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已是中国人民鲜血染红的大地。

安牧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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